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① 其中包括,关于确立并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三、回应进人中等收入阶段的重大发展问题 重大现实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作为研究导向的重大现实问题与所处时代的历史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② 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需要从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在生产关系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阐明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并指导了我国近4o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我们同样需要在生产力层面,阐明我国当前所处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生产力所处的发展阶段特征制约着经济发展的环境、目标、方式以及动力。依其究竟是处于低收入阶段,还是中等收入阶段,或是高收入阶段,各自的经济发展理论所揭示的规律性毕竟不是完全一样的。
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现在我国经济已具有明显的中等收入阶段特征。与低收入阶段相比,中等收入阶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发展问题,意味着低收入阶段的一些经济发展理论不再适用。准确地回应这些新的系列挑战,需要进行理论创新。
首先是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可持续问题。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迈人了新常态。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最主要的原因有这些方面。(1)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供给接近极限。(2)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放慢,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也接近极限。(3)供求结构严重失衡,出现了有效供给严重不足,而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却严重过剩的状况。因此,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是不可避免的,但中高速增长能否建立在质量和效率的基础上,且具有可持续性,显然要看是否有科学的理论指导。
其次是跨越“中等收人陷阱” 问题。形成“中等收人陷阱” 的主要症结,在于发展方式问题。进人中等收人阶段后,如不能摆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第1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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