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段)著名经济学家顾海良教授的精细研究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他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论》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要对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作出一个总体性的研究这种总体性的研究是要从本质上,从规律上探讨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貌,而不是针对某些局部的、表象的问题作出只是对策性的、描述性的说明。这种总体性的研究,不只是在《资本论》中,更是在‘六册结构计划’得到真实的、整体的反映。”①马克思的“六册结构计划”依次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庞大的开放性的体系,《资本论》只是这个庞大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并没有覆盖他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全部。《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也就不能等同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应该从“六册结构计划”的整体性层次上来思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应该是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不可能局限于生产关系。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就对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中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对编写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很多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建议。比如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他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归结为生产关系是有缺陷的,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②,这实际上突破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重大局限,提出了“主要是生产关系”和两个“联系研究”的思路。
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问题指明了出路。由于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是内部谈话,传播范围有限,所以很多教科书没有把毛泽东的这个思路贯彻进去,有些教科书虽然原则上肯定了这个思路,但是在整体设计上并没有在全书当中体现出来。
通过对以上两个问题的思考,我们应该明确了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基础性思路。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回到毛泽东并扎根中国国情以及现实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能仅仅局限于生产关系,要扩大研究范围。可喜的是,近两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二史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一论”合力研究,要研究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要研究生态问题,要研究国家问题,等等。③
从我们的分析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就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涉及十九大报告的上述论断的所有方面。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既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指导未来的实践,理论过程和实践过程具有高度统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六个方面的共识。一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引领中国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提升的政治经济学。从生产这个角度来说,强起来的中国必须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基础上的精神再生产、人类社会关系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生态再生产五种生产全面推进的整体性生产。二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指导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的政治经济学。从国家这个维度来说,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要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引领作用。三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引领中国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成为全球领先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四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引领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全面实现的政治经济学。我们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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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海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37、74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422页。
③参阅顾海良:《治国理政与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线、主题、主导的探索》,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洪银兴:《以创新的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载《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逄锦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纲》,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5期;王立胜:《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维度》,载《福建日报》2018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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