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回望1980年代的经济学人

    【摘要】当年的经济学家没有独立董事，没有自己的物质利益考量，也没有骇人听闻的出场费。从整体上说，80年代的经济学家有理想，纯粹，正派，不计个人得失，生活简朴。即使作为政府的咨询决策机构，离权力中心很近，也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为自己换取什么既得利益，因此相对独立。二十年过去，民众对经济学家总体上由尊敬信赖变成反感诟病，既有时代的也有个人的责任，无论对谁来说，即使是从中获得了超乎应得利益的人来说，其实，也是十分遗憾的。
    【关键词】柳红 经济学 80年代
    《华夏时报》记者 任孟山
    柳红，1960年生，山西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系，经济学硕士。现为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记录的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群体，以及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在柳红出版这本书之前，有关她的最近的新闻是她今年2月撰文激烈批评吴晓波所著《吴敬琏传》之粗糙。她在2002年就出版过《吴敬琏》一书，她自1998年起担任吴敬琏的研究助手达9年之久。而在此之外，可能很多人知晓柳红，是因为她已经逝去的儿子——吴子尤。这位被称为“天才少年作家”的孩子极具文学天赋且勇敢，李敖在2005年“神州文化之旅”中专程看望过吴子尤。直到今天，柳红仍坚持在子尤的博客上更新内容。
    《华夏时报》：这本书的写作初衷是什么？纪念还是还原？
    柳红：是纪念也是还原。80年代影响了中国几十年的走向。这本书通过经济学家群体，至少部分地还原了真实的80年代。而为了纪念和还原，首先是要记录和记载，通过采访亲历者和见证者，阅读历史文献，尽可能拼凑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图象，把被时间掩盖的史实重新发掘出来；把被历史忽略的相关人物给予应有的位置；把不清晰的历史线条，让它清晰起来。所以，我尽量做的是记录、还原和纪念。
    人们对80年代的改革历史有抽象的了解，尤其是对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但是，对于成就这些大事件背后的人物并不了解。而经济改革是1980年代的主要领域，其中经济学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贡献，是以群体合作的方式发挥作用的。这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历史时期。然而，在接下来的20年，他们的命运和思想发展很不相同，一些人去世了，一些人沉寂了，一些人发达了；一些人进了“主流”，一些人被“边缘”，一些人丧失话语权；一些人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一些人保持清正的读书人风骨，一些人承受生活和政治重压；一些人偏“左”，一些人偏“右”，一些人超越“左”与“右”，他们的功过、是非、荣辱都还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而在他们生命中的80年代，无疑都是值得回忆和珍视的。以经济学家群体为对象，以人物为线索的呈现80年代，可以让人们认识这么些有理想、有奋斗的精彩人物，看到他们的昨天，了解中国早期改革，从而对中国的改革道路有个总体认识。
    《华夏时报》：写了多长时间？大概访谈了多少人？
    柳红：就这本书而言，从开始写到出版用了两年时间。而实际上，对80年代的感觉和积累则是年深日久，有个逐渐发酵的过程。前前后后采访了大约70人，其中有的人谈话不是一次两次，是十数次，甚至数十次，彼此信任，随时随地请教、询问。对有的事件，哪怕是小事，小细节，也需要采访多位当事人，反复求证核对。总之，是一点一滴地去接近人物、阅读文献、调查研究，然后尽量以普通读者接受的方式叙述出来。
    《华夏时报》：你把“第一个10年的历史刻度划在1979年至1989年”，为什么？
    柳红：为什么以1979年作为起点，它是和1978年底中共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联系在一起的；另外，它也是中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起始年份，奠定了中国改革进入不可逆的轨道；同时，它也确定了对外开放。而为什么以1989年作为80年代终点，除了自然年份，从内含上看，在那一年，中国第一轮改革进入了多事之秋，发生了一系列超越当时改革集团所能控制的局面。自1990年以后，中国改革在基本思路、框架、改革政策和选择方面，都和80年代有明显的差异。而从1979到1989年的改革则是有着内在一致性的，因此说把历史刻度划在这里。
    《华夏时报》： 你以什么线索来描述中国经济学人在1980年代的光荣与梦想？
    柳红：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是要落在人身上的。而在有着光荣与梦想的人中，我选取的是经济学家群体。为了便于以书的形式呈现，将他们以年龄作为划分。第一代是1920年以前出生的，比如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马洪、蒋一苇等等；第二代是出生于1920-1940年间的，比如季崇威、刘国光、董辅礽、孙尚清、厉以宁、吴敬琏等等；第三代是出生于1940-1960年间的，经历过上山下乡、务农、当兵，以老三届为主体的一代。这三代人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不乏传奇人物，有故事，活得响当当。
    《华夏时报》：在对这些经济学人的写作中，贯穿其中的是什么原则？
    柳红：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尊重历史。人们常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实，在历史面前最终人和人也是平等的。在现实世界中，人们面临着不同的历史。有教科书的历史，有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有人们记忆中的历史，还有人们常说的官方历史和民间历史，甚至野史。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后人没有能力全面复原这个真实的历史，但是作为严肃的学者，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有责任去描述和揭示这个历史。因为80年代太重要了，它的影响其实始终存在，然而，我们都知道，80年代历史远远没有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人面前。所以，我的原则就是，尽我所能，在我涉及的范围内，以谦卑和崇敬的态度，把相关的史料收集记录和整理。至于怎么评价，并不是我的主要任务。因为历史的评说一定要占有尽可能多的史实。
    我力求一是一，二是二，不以某人今日之辉煌而美化和强化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也不以某人今日之被边缘、甚至销声匿迹而忽视其在历史上的贡献。每一个人的贡献，都离不开时代背景，说到底，写人就是写时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群体出现，为什么他们干得惊天动地。当然，远远没有写全，只是一部分人的一两件事，真实的故事远比写出来的精彩得多。
    《华夏时报》：在你的经历与认识中，1980年代的经济学人有什么特征？与当下的经济学人有什么区别？
    柳红：区别很多。有些区别是可比的，有些区别是不可比的。此外，当下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是80年代走出来的，他们是80年代的经济学人的一部分。你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看成是这些人在80年代和今天有什么区别。当然，当下经济学家又有它的新生代。如果说差别，我想强调三点：第一，理想，充满了强烈的时代和历史责任感，每个人都希望为中国的现代化和今天大家所说的“崛起”做出最大的贡献；都愿意想大历史、大战略、大格局；当下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就不那么显著和强烈；80年代经济学家，对民众生活状态、企业、农村基层，有深入的实感，除了有不少来自农村、厂矿，做过基层领导，比如生产队队长，工厂里的科长等等，还持续不断地做着大量实地调查研究；当下的经济学家很多是“学院派”，从校门到校门，从书本到书本，很多人的立身之本是服务于资本和权力机构，不具有80年代的知识分子特征；第三，做学问的方法有差别。八十年代更多从实际出发，刻苦学习新知识，将经济学理论与实际结合，边学边用边检验；当下经济学家可能因为有更多的现代经济学训练和素质，有了新的标准，注重理论模型方面，而不是思想本身。
    除了上述三点，我更想说的是一个不可比的差别，那就是，当年的经济学家没有独立董事，没有自己的物质利益考量，也没有骇人听闻的出场费。从整体上说，80年代的经济学家有理想，纯粹，正派，不计个人得失，生活简朴。即使作为政府的咨询决策机构，离权力中心很近，也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为自己换取什么既得利益，因此相对独立。二十年过去，民众对经济学家总体上由尊敬信赖变成反感诟病，既有时代的也有个人的责任，无论对谁来说，即使是从中获得了超乎应得利益的人来说，其实，也是十分遗憾的。
    《华夏时报》：概括地讲，中国的经济学人在1980年代起到了什么作用？
    柳红：首先是拨乱反正，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1977-1978年于光远发起的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第二是证明经济改革的合法化。经济学家想尽办法，用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和概念解释和证明改革是要使中国更好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第三，组织大规模的农村、企业以及产业调查、研究、提出改革的政策建议；第四，推动开放经济；第五，探讨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和道路；第六，论证中国经济模式转换和发展战略；第六，进行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建议；第七，学习、传播、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第八，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第九，普及现代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的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第十，成为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中枢。
    《华夏时报》：在采访与写作中，有什么特别让您感到印象深刻或者感慨的吗？
    柳红：我是把它当成我的学习和成长之旅。沉浸在80年代的历史中时间越久，越感到它的内含和遗产之深厚，越觉得那是一个被埋没、值得开发和研究的年代。其实，如今我们依然对80年代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甚至更长的历史中的地位看不清，难以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但是，每一位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对它怀有特殊的感情。因为，那是一个最有希望的年代，是一个最有凝聚力的时代。
    印象深刻和感慨深沉的是人，是这些人的执著追求，是他们的奋斗牺牲，是他们的较真，是他们克服自身局限，超越自我和时代的勇气和魄力。这里有很多人格伟大的人物。比如孙冶方，比如蒋一苇。他们都有铮铮铁骨，都充满感情，都无私奉献。在我采访的人中，原《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唐宗焜先生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看上去瘦弱单薄，骨子里异常坚毅，一身正气，一丝不苟。《经济研究》在他主持下实现了转型，然而其中的艰辛甘苦不为外人所知。至今，他还在承受20多年前因为抗争来自“左”的势力的批判带来的后果。我们面谈了六个小时，通了很多信和电话。
    回顾历史，总有可以讲的，好讲的，和不便讲的，但是，很多我的采访对象，也是我的老师们，都畅所欲言，让我见识了他们的真。虽然，我写出来的只是一部分，没能写尽，但是，那些宝贵的资料和信任我都收藏好了。我总想，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历史。
    《华夏时报》：你写了一个十年的经济学家断代史，接下来要继续延展么？写作上有什么打算？
    柳红：说十年断代史，言重了。我没有能力做那么了不起的工作。如果说存在一个十年断代史的话，我的工作只是做了其中的一点点与80年代历史不可分割，且有直接重要关系的篇章而已。这本书，只是开了一个头，我还会在八十年代的主题上继续做。一面继续扩大研究和采访面，一面打算深入下去。除了兴趣，还有油然而升的责任感。首先是打捞历史，其次是写作，再次是发表。
    《华夏时报》：看到你一直在更新子尤的博客，将书的封面放到了他的博客上，这本书不仅是献给时代，也是献给儿子，是这样吗？
    柳红：对，这本书是献给八十年代的，是献给笔下这些人物的，也是献给我儿子的，还包含了献给他的同学们，或叫同代人。我也希望年轻人了解80年代，了解他们父母所走过的年代。我儿子那么爱他的同学；爱子尤，就必然包含爱他们。将出书的信息发在子尤博客上，是因为，那是我心里和他交流的一个地方，那是他的地方。这也是我履行对他的承诺。我今天的一切，都和子尤分不开。努力工作，做有价值的事，做对的事，都包含了对他的告慰。非常感谢你们关注八十年代，关注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