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脚踏实地的农发组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2008年11月23日，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奖给杜润生及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随着颁奖结果呈现给公众的，是理论提出者和主要贡献：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杜润生，郭崇毅，张广友，吴象，陆子修，陆学艺，吴庭美，王郁昭，周诚，余国耀等等。对于主要贡献者中的农发组，媒体是这样介绍的：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主要成员，较早从正面论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发表的关于包产到户的重要论文和研究报告主要有：
    王贵宸、魏道南（1980年1月）的《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一种好办法》；
    王贵宸、魏道南、陈一谘（1980年8月）的《关于安徽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报告》；
    王贵宸、魏道南（1980年9月）的《论包产到户》；
    杨勋（1980年7月）的《论包产到户—一个重要的理论政策问题》；
    杨勋（1981）的《怎样看待包干到户——安徽滁县地区农村调查》；
    王小强、周其仁（1981年3月）的《包产到户所体现的经济原则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
    同时他们还主持完成了《包产到户资料选（一）、（二）》（1981年4月）的编辑工作，收入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理论论文、历史资料和调查报告100多篇。这些论文和研究报告对于探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宣传介绍包产到户的成功经验，推动包产到户在农村的发展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创新奖每年或两年评选一次，每次只奖励一个经过长时间实践检验的中国原创性经济理论。时隔近三十年，农发组的“农民党”，早就进城了；青年变成了“老头儿”，他们当年的支持者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者，甚至已经作古。而由此展开的历史画卷实在是波澜壮阔。
    不约而同
    在北京，有一批上山下乡回城青年，热衷于讨论经济、政治、思想、新学、农村、改革，着眼于未来，中国向何处去。这里有从河南回来的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等；从陕西回来的王岐山等；从山西回来的王小鲁、白南风、林春、李银河等；从内蒙回来的翁永曦、张木生、白南生等；从东北回来的朱嘉明、陈锡文、周其仁等。他们的联系早在“文革”时期就开始编织了。以王小鲁为例，还在山西汾阳插队时，就认识了江北辰。后来江北辰上了北京经济学院，引来了同学杨冠三等；通过李捷男，他认识了黄江南；黄江南读了社科院研究生后又介绍了同学朱嘉明；1978年进社科院写作组编《未定稿》时，王小强是他的同事，而王小强身后有一批河南的朋友；收到周其仁投稿，约他来编辑部面谈；而周其仁和朱嘉明同在东北兵团四师……。就这样，像织布，有经线纬线，穿梭来去，这一根牵着那一根；也像火，东一点，西一点，星星之火聚成堆，这一堆连上那一堆。他们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风来雨去地聚会，纵横摆阖、豪情万丈。
    据说，最早一次较多人的聚会是在翁永曦所在的《中国农民报》办公室，东单西总布胡同。时间是1979年冬。生着炉子，他给大家买了花生、瓜子，里外屋，40来人挤着。那天，翁永曦的口才给人印象颇深。散去时，大家都意犹未尽。黄江南和朱嘉明便自告奋勇，请到我们研究生院来。其实研究生院没有校舍，借用的是北师大的板房。那是个星期天，他们声称要复习功课，从学校拿到了钥匙。四面八方的人拥在板房教室里。然后是第三次，不知是谁借到了车公庄市委党校礼堂，有一、二千人。这些会，只有议题，没人知道怎么开。定个时间、地点，大家口口相传。他们素昧平生，一举手一投足，就瞬间认同，就拍肩膀，就是哥们儿，就有共同语言。他们大多20多岁，身上的“小资”早就被摧毁了，见面就谈国家大事。有三个聚集的主体：一是社科院，像《未定稿》、研究生院；二是农口，像《中国农民报》，农委；三是大学；像人大、北大。渐渐地，青年们形成了不同组合。其中，由松散到固定组织的只有农发组。他们一鸣惊人。
    组织起来
    1979年，人民公社体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撼动。因为头年大旱，安徽山南区自发包产到户的比例达到77%，结果是夏粮比上年增长265%；国家征购增长5.7倍。可是，县委却要求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产量增了，说错了；减产了，反而说大方向正确；这是什么理论？从中央到地方，有人挑战，有人铤儿走险，有人支持，有人害怕，有人反对。这年夏天，社科院的陆学艺、贾信德、李兰亭去安徽农村调查，写了一篇《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陆学艺(1933年生)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在社科院哲学所工作，从高中时代就立志成为农业经济学家。又过了一年，1980年6-7月，国家农委组织了十几个省的调查。这时，大约20%的生产队都采用了包产到户。虽然增产增收，可还是议论纷纷。最要命的反对是说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是方向性错误。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吴象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的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反映了当时的交锋。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不论是独木桥、木板桥、石板桥、铁索桥，只要是能走人的，我们统统加以利用，加以改造，加以发展，这样才能走出沟壑纵横的深山，来到平坦原野，沿着金光灿烂的阳关大道前进。”
    就在这时，农发组横空出世。它从1980年9月开始组建到1981年2月成立。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真是个好名字，不知是谁起的。“发展”是一个新词儿，据说是何维凌翻译过来的。
    就在9月，筹备小组写出了一份《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计划的总体设想》，参加写作和讨论的的何维凌、邓英淘、白若冰、孟繁华、王小鲁、赵小冬、谢扬、江北辰等。他们从世界经济趋势、中国经济改革的需要、农村经济研究的现状以及完成研究任务的条件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宣称这是“一批插过队、有头脑、有才干的‘志愿兵’，有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的支持、帮助和指导。”他们设想研究人员以中青年为主，自愿参加。并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有不谋私利的献身精神；第二，有优良的政治和学术品质；第三，有独立研究和工作能力。他们管这三条叫“积极正派有能力。”此外，还别具一格的加了一条注意事项：“不急不怠，人人动脑；不干则已，干则必成。”在《设想》的结尾，他们写道：“希望大家拿出布尔巴基学派‘推倒重来’的精神，对我们的研究进行科学的设计。真理总是越辩越明，而我们都必须服从真理。”好一个掷地有声，绝一死战的劲头儿！
    10月份，他们设计出来了组织架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联络有关人员组成研究组。成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人民日报等单位三十余人。主持协调的是由王耕今、杨勋等七人组成的执行小组。 农发组下面设理论历史组、方法组、秘书组、现状组等。他们发明创造的合约是，在农经所和农发组之间，建立一个甲乙方关系，由农经所委托课题，并拨经费给农发组用。而这个经费其实是上面给的专款。这个上面可能是书记处研究室，可能是农委等等。
    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三楼，杨勋为发展组借了一间活动室，办了三十个借书证。1980年冬，他们遍访农业专家。为了筹集研究经费，还去了邓力群家（1915年生）。邓力群是又一位关键人物，时任社科院副院长，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那天，邓力群把社科院秘书长梅益叫到家中商讨，当即决定拨给农发组2万元。在那个年代，2万是个了不得的钱。对于改革时代的邓力群，对于农发组的成立，为发展组争取合法地位，推动和支持青年研究农村发展问题，他的功劳无可替代。
    此后，农发组在未名湖后湖的北大二招楼上租了一间办公室，由贵州来的孙方明值班。孙方明是因为认识罗小朋而加入。同学们在此学习讨论，常常激辩到深夜。杨勋有时从家里煮一锅面汤端来。她说：“那热情真像当年闹革命”。何维凌根据英文书为大家讲“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他把北大的单人宿舍拿出来给发展组用；连木樨地22号楼的家，也成了读书活动据点。方法组每周活动一次。邓英淘给组员讲过抽象代数。大家对新知识都充满了渴望。白南风在学校里已经旁听了外系的课，像离散数学，集合论，数理逻辑，拓朴，图论都学了一遍。
    到了12月，现状组提交了一整套文件：《关于中国农村经济调查表的初步设想》、《农业生产责任制调查表式》、《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提纲》及《关于农村经济社会问题概略调查的意见》，参加设计的有何维凌、孟繁华、杜鹰、赵晓冬、谢扬、王文仲、白南生、秦其明、杨冠三、陈锡文、马苏元、周其仁、吴奇等。回看这些历史文件，让人感到，他们将要开展的大规模、有现代科学指导，经过总体设计的调查，接上了民国时期乡村调查的地气，构成了20世纪具有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的又一个创举。
    1981年2月11日，农发组成立了。成立会在北大招待所召开。由王耕今主持，北大经济系主任胡代光也应邀参加。邓力群和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1913年生）都出席并讲了话。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是农发组最强力的支撑者，也是青年们的导师。
    二个月后，4月份，农发组的第一个成果出来了，是《包产到户资料选（一）（二）》。第一册是理论和历史资料；第二册是调查报告。时间跨度从1950年代至1980年。
    再下农村
    农发组，虽然叫“组”，却是通天的，有尚方宝剑。在我们的记忆里，用“组”影响历史的大概还有一个，就是“文革小组”。
    邓力群派书记处研究室吴象负责联络发展组，并允许发展组以书记处研究室名义到全国各地调查。他们把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选在了最早开始包产到户试点的安徽滁县。
    调查组兵分三路，一路为专题组，分别下队蹲点，如大塘、小塘等，主要有陈锡文、杨冠三、梁晓东等；一路是综合组，有邓英淘、王小强、周其仁、杨勋等；还一路是流通组，调查供销社和产品销售系统的，有白若冰、王子平等。地委书记王郁昭热情接待和配合。安徽的夏天特热，别人躲避不及，只有农发组前往，因为这些大学生只有假期可以利用。白天走访，晚上写材料。大家对安徽农村的蚊子都印象很深。有趣的是，他们说，虽然物质匮乏，可是抹上从北京带去的避蚊油还挺管用。
    回到北京，很快就写出了一组报告：综合报告《“双包到户”地区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参加者：王小强、邓英淘、白南生、张木生、白南风、周其仁）、专题报告（一）《“双包到户”后的粮食生产前景问题》（邓英淘、张阿妹）、专题报告（二）《“双包到户”后农村社会的贫富问题》（白南风、邓永思）、专题报告（三）《“双包到户”后的劳动力和资金变动趋势》（白南生、徐宽、赵明宇）；专题报告（四）《“双包到户”后的协作与联合问题》（张木生、林鹰、谢扬）；专题报告（五）《“双包到户”后农村基层单位经济职能的变化和公社体制改革》（周其仁、王小强）；专题报告（六）《怎样看待包干到户》（杨勋、孙方明）。此外，还有陈锡文、马苏元、杨冠三、梁晓东等做的典型调查。白南风的贫富问题调查报告里有很多图表。他说，那时候不懂基尼系数，很幼稚，只会用直方图。可是，那是多么认真详细的报告。放在今天任何一位大学三年级学生身上，都不可想象。
    农发组为1981年冬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一份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资料，紧接着参与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这是一个改变历史的文件，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包产到户合法了！从此，农发组持续地参与中国农村改革大政方针的酝酿和文件起草，直到第五个一号文件。
    北大77级地质系学生宋国青提出，改革统购统销的方向是用征收货币税替代强制低价收购，用市价收购农产品。可是他的研究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农发组的人读到他的文章后非常认同，一方面吸收他为成员；一方面把他的建议提交给高层政策制定者。杜润生支持他们试验。他给河北省省长高扬打电话。高扬也表示欢迎年轻人来搞改革试验。1984年春，由罗小朋作为试点小组负责人，在石家庄地区的藁城和邢台地区的宁晋两县开始了试验。在藁城，试验一个比较稳妥的“差价税”方案；在宁晋则大胆地做自由价格改革试验。他们还设计发行地方货币，用流通券减少因价格自由化带来的地区间收入转移。最后，虽因形势变化而作罢，但它是一段多么富有创意和激动人心的试验啊！
    1984年一些人把目光投向了贫困地区。这年初，王小强、孙方明、陈锡文、高山、王小鲁、白南风去贵州，
    完成了《贵州农村调查报告》；此后，王小强、白南风又进行了四个月西藏地区调查。这些成果，被写进了他们合作的《富饶的贫困》一书，这是《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种。在序言中，他们写道：“落后地区的放大或许就是落后的中国；落后地区开发的问题，或许也是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对落后地区开发的理论概括，或许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同样的现实意义。”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他们揭示了在今天看来最为重要的问题，资源问题，还有人的问题，让我们陷入深深地沉思，中国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看看这些句子：“一个松绑，就松出商品经济的歌舞声平。只要‘思想解放’，改革，竟是如此轻而易举。……‘松绑’焕发出的巨大生产积极性，三年时间毁坏森林113.41万亩，被人称之为第三次大破坏。是讽刺吗？是对那些把改革简单归结为‘松绑’的轻飘见解的讽刺；是对那些小看落后地区开发研究之理论意义，以为照搬西方商品经济模式即能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简单认识的讽刺。”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哪是写出来的，根本就是倾泄而出。没有端着架子、故弄玄虚的隔靴搔痒，而是直面真问题的纯粹。
    在大约三年时间里，农发组的调查走遍了安徽、甘肃、四川、贵州、江苏、上海、广西、福建、江西、浙江、广东、云南、辽宁、山西、宁夏、河南、河北、山东、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西藏等省市自治区，1982年春在广西梧州地区对开发山区问题的调查，同年秋冬在江西吉安地区对区域经济和全局改革的关联问题的调查，都是系统而综合的内容。1984年，农发组出版的《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考察》，是一次理论尝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是：“在求实精神的火焰中完成理论经济学的变革”。这样热情张扬的词句，简直就是农发所的风格！文如其人。读下去，像是听他们演讲：“包产到户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大是大非的前提没解决，你讨论它如何运行，岂不是颠倒了问题的顺序？但这偏偏是生活的顺序。”
    顶天立地
    1982年，77、78级的大学生毕业了。在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的帮助下，发展组得到了几十个编制。他们一毕业，就进入社科院农经所。发展组相当于农经所的一个研究室，有间办公室。不过，那里只留一个人值班，真正的上班地点在西直门内半壁街原中联部伍修权公馆。前院有假山，后院是农发组的基地。有人说：“假如我们毕业后去国家计委，只能大清早上班先给大家打开水。人家写好文章，我们得跑腿打印、校对、折片子、装订。”他们对工作单位的选择是：第一，不定时坐班；第二，大门口无岗哨；第三，经费独立。
    农发组把最基层的实践和创造，成绩和问题，与高层决策、“红头文件”联系在了一起，人人是笔杆子，个个杰出，在农村改革的实践和理论上，不断推进、深入。它更像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展开着一场崭新的“上山下乡”运动。大约200余位大学生、研究生曾经参与过农发组的调研。在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好，谁又敢说人民公社坏的“两个凡是”余威还在的年代，他们挑战了金口玉言。而包产到户自身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经过农发组，扩张为冲垮旧制度的一支力量。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发端于民间，又顶天立地。顶着高层决策者的支持；立足于农村的土地。这里没有权威，没有迷信，没有什么非要固守不可颠覆的秩序。当理论界的主流正在为拨乱反正讨论着名词概念术语时，他们跑远了，冲到前面去了。不惟书，不惟上。虽熟读马列，学过西方经济学，但是，深知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于是，他们用自己的脚，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综合来创造；信奉实践出真知，中国农村的理论要到农民那里去找。他们与上至党中央书记、省委书记，下至农民打交道，一律平等。其实，一切始于真诚和朴实的动机。罗小朋说：“当时就是一个很朴素的想法，我们都知道中国农村有多苦，我们能否用自己的智慧帮助改变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是立了志的，我们跟当时的领导说我们不去做官不去搞别的，就是立志要改变农村的面貌。” 他还问过一个深刻的问题，“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突然间对历史的进程发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些小人物的天分吗？”农发组的作用好像一座桥，过桥的人有地方和中央领导；有农民和干部；有官员和理论家。借助这座桥，他们相会，从而得以沟通，估量风险和可靠性。党内的改革者，需要借力，农发组就成了所借之力。这批有理想、有创造力、有勇气、不恐惧、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人，在一个充满理想和浪漫的天空，自然风雷激荡。
    1984年莫干山会后，农发组成员去往两个方向：一个是隶属于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一个是隶属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
    怎么说，农发组都是个异数。何维凌说：“这是一个成功的自发的自组织过程。”这位创始者已经过世十八年了。其他人呢，他们都在哪儿？有人主掌中国农业当局；有人成教授；有人做研究；有人退休在家，有人海外漂泊。有人偏左，有人向右……多么希望有一天，发展组的人再聚，兄弟情义，一个都不少，如同当年从农村回到北京那样。也多么希望有一天，我能把发展组的故事完整地写出来。
    （选自〈〈经济学家茶座〉〉第4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