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八零年代的光荣与梦想

    燕山大讲堂184期
    主题：八零年代的光荣与梦想
    嘉宾：柳红（自由撰稿人，独立学者，《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作者）
    【要点1】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误今人。
    【要点2】那是怎样一个时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
    【要点3】“三代同堂”的经济学家群体发挥的作用，一个是出生在1900-1920年代的第一代——马洪、蒋一苇；第二代是出生在1920-1940年，如刘国光、吴敬琏、高尚全、董辅礽等；第三代是出生在1940-1960年，参与过文化大革命，又经历过务农、做工、当兵，对中国社会有深入的体察。
    【要点4】1980年代的改革，其实孕育中国后来多种走向的基因，某种历史的能量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丧失，反而会积蓄和裂变，就如同某些宇宙能量一样。
    【要点5】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使人理解过去的社会，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
    【要点6】80年代的青年人虽物质匮乏，但大家精神饱满。现在有太多现实考虑，但中国未来只有年轻人，只有他们。不能总想搭便车让别人奋斗牺牲，我享受成果，这是没有的，只有靠自己，每个人做一点会更好。
    “80年代，那是怎样的一个年代？”
    柳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星期五晚上很堵，将近周末的时间来听这么一个时间稍微有点遥远而且沉重的话题。可能有些朋友看过八零年代这本书，有些朋友没有看过，我今天想讲什么呢？我想讲一个经济学家群体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说是群体的故事？因为1980年代这些经济学家以群体存在，他们在舞台上发挥作用，启蒙人们的心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但这个群体在历史上作为整体已经消失了，所以人们不知道。现在人们知道一个一个经济学家明星，比如2008年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那一年是中国最High的一个年份，加上奥运会，各媒体有很多评选，比如“30年30人”，或者对过去30年经济改革贡献最大的十位经济学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等，聚焦在几个人身上，他们是否能代表这30年？中国30年的改革是由80年、90年代和2000年之后的三个十年组成的，而在我看来这30年可以分成两段，有两个改革：1980年代是一个改革，1980年后是一个改革，这两个改革路线不同，走的道路也不一样。
    因为是研究，所以讲历史时一是一，二是二，今天我只是想还原这个历史。今天来的朋友有年纪大的，你们经历过80年代，有一些是年轻的，可能是80后。刚才在办公室接待我的一个年轻人，刚一说到1989年，他说我还没有出生。所以今天的讲座你们可看一看那时候是什么样的。
    那是怎样一个时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三代经济学家同时出场，因积蓄了很久，此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未能够发挥作用之时，这时候三代人同时到场，我把这三代人用年龄做了一个划分：
    “三代经济学家同时出场”
    柳红：一个是从1900-1920年作为第一代。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是否有经济学背景，有些经济学家你们熟悉，在这里我要说一些名字，即使你们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他们是一个符号，我希望今天晚上讲完后大家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能够认可“那个时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是这样的经济学家群体发挥的作用。”1920年第一代年纪最小的人是谁？——马洪，他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后做过社科院的副院长，后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总干事，是当年的高岗的“五虎上将”，从延安到东北，然后进京，后因“高饶（饶漱石）事件”打下去，30岁时在东北工业系统里处于重要的位置。如果以1980年来看，马洪是60岁，当他们重新工作为这个国家服务时已经60岁。
    还有一位是蒋一苇，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马洪后的一位所长）。蒋一苇是《挺进报》的报人，1948年这个机关被破获，蒋一苇逃生。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当然他做过国民党，后加入共产党，后来是右派，一辈子在波折中。再早一点是1904年的薛暮桥、孙冶方等，“他们几乎都曾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是“经典”的革命者，也是经济学家。是他们，怀着后人难以想象的理想，参与创建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又是他们，最早觉悟到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制度，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改革他们亲手建成的制度。他们是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的一代。”这一代人的特点是他们有领袖的素质，不是靠一个人在书斋里做学问，而是他们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他们创造了很多事业，非常了不起。不过今天晚上他们不是我要讲的主角。
    第二代是1920-40年的一波，“这一代人在民国时期接受过高等教育、初等教育追随共产主义，参加共产党；或者在1949年后系统地接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育；又或者在50年代、60年代中国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他们目睹了一个制度的溃败另一个制度的兴起。他们参与了体制改革，也觉得经过改革的制度有各种弊端。他们将学术理念、国际视野融合，承上启下。”第二代人的代表人物有刘国光（现在将近90岁）、吴敬琏、高尚全，他们都属于第二代，还有董辅礽（2004年去世）。
    第三代是1940-60年，“他们在50年代、60年代受过教育，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参与过文化大革命，又经历过务农、做工、当兵，对中国社会有深入的体察。70年代末，他们重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投入改革洪流。风云际会，机缘巧合，以30岁左右的年纪切入改革核心问题，参与和影响了既理想又务实的中国改革。”
    这是我在书里讲的这三代人，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历史被遮蔽得很厉害，尤其是八十年代的历史。有一次我在海外参加一次会议，海外汉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92年开始（南巡讲话后），不知道中国有过一个1980年代，有那么一场火热的年代，非常遗憾。
    “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误今人”
    胡适说要还他们的本来面目，“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用了“诬古人”、“误今人”，所以还本来面目是要对得起古人，如果没有一个是非判断就可误导了今天的人。这些年我有5年时间做80年代这段历史，中间有很多曲折，随着门打开的程度，现在为止我采访了100多位历史亲历者，一小块一小块历史慢慢串起来，在我这儿的历史图像越来越清晰，我知道了一些非常残酷的历史，很痛心。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很深，曾经我采访一位经济学家，他讲社科院经济研究编辑部的事情，我想采访他提到的一个老先生。后来中间朋友帮我联系，反馈给我的是，他看我写的《吴敬琏传》，对我有意见。我马上给经济所另外一位老师打电话，说有一位老师我想采访他，而他对我写的传有意见，您说他会对哪一段历史有意见？那位老师说“一定是1956年。”1956年发生了什么？经济所在1956年青年团和党支部之间有过一场争论，结果非常不幸赶上反右，当时的青年团胜利了，党支部连上了反右，两位被打成右派，被打成反党集团，牵扯到20多人，此后他们一生都非常悲惨，直到80年代才平反，有的已经去世了。
    1956年的这段事我在我的书里写了，只有几页很小的篇幅。当时我采访了5个人：吴敬琏、周叔莲、黄范章、乌家培、张卓元，就这样一小段的历史，青年团和党支部争论的事我采访了5个人。党支部的人年纪比较大，可能不在世了，采访青年人后觉得把这段事搞清楚了，就按我采访的内容而写。我写这段事做了小小的评论——“好像年轻人赢了，但是一场悲剧，那些人一辈子在右派生涯里”。前面我说对我有意见的那位老师是青年团的一个人，因为和党支部的意见一致被发配到内蒙，1981年才回到北京。我听后非常吃惊：根本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沉重的事情，因为在历史上他们已经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今天我们写历史没有做更多的研究再一次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所以在两年前我批评吴晓波《吴敬琏传》时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叫《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为吴敬琏写传》，一开头我做了自我批评：写历史要特别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能给别人造成这样的伤害。我就举了这段事，已经采访了5个人还发生了这样的失误，非常过意不去。没想到我在报纸上的自我批评这位老师看到了，去年《新京报》评年度“十本好书”，《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作为年度好书被评上，《新京报》做了整版报道。这位老师看到后给一位经济研究的老先生打电话说：请你转达柳红之意，她以一己之力做80年代的研究。那位老师顺便说“柳红想采访你。”“让她来吧。”于是我走进了他，因为走进他，历史又打开了许多。历史在我这儿一点一点打开，慢慢串起来。所以“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误今人。”
    上个月我在莫干山开了一次会，大家知道1984年有一个莫干山会议，今年9月15日重上莫干山。当然会议今非昔比，完全不是过去的风貌，我处于一种情感想去看一下。有人也说不要神化那个时代，我想没有神化，是因为我们对它的了解不够，谈不上神化，不是神化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去了解、去知道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使人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卡尔《历史是什么》一本书所说）。我们站在现在要了解过去，通过了解过去能够更好的理解现在，这才是我们研究80年代的意义。
    “80年代——英雄不问出处，年轻人的舞台”
    今天讲的故事是第三代，这本书里第一、第二代篇幅很大，第三代篇幅很小。有一次我在复旦大学讲，学生提问为什么第三代写得这么薄，如此不成比例？其实我要为第三代专门写一本书，并做了大量工作，而且离这些人更近，今天把这样的故事讲给你们听。我做一个图，因为不可能太深入讲专业学科中的东西，就画一个树，一个示例图，他们在历史上的位置在哪儿，今天这些人在历史上处在什么位置，历史上的人在这个地方今天又到哪里去了。1980年是这么分期的：1979-1989，中间是1984年，这是一个关节点，如果有几个阶段的话，是这样的两块。1979年之前这些人开始登场，1979年之前他们在哪儿？所以就要讲1979年之前。
    我说的第三代是“老三届”，66、67、68年的初中、高中、大学生就是老三届。1976年文革结束，在天安门有一个四五运动，当时有一些四五英雄，后来登场的一些人就是当时的四五英雄。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原来不叫社科院，而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学部变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从科学院里分离出来了，而且1977年这一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招研究生。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办了一本杂志《未定稿》，以这样的方式让言论尺度大一点，当时《未定稿》发行非常大，最前卫的思想都在《未定稿》上体现出来。负责《未定稿》一个重要的编辑是李银河的父亲。
    1978、1979年有西单民主墙，当时官方对西单民主墙很宽容，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说这次会议体现了党内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民主。邓小平也说民主墙的好话。那时候北大学生水平很高，这次选举过程开了25次辩论会，2600多个问题，涉及范围之广，看了令人难以想象。最后北京学生有9名当选人大代表，非常了不起。后《选举法》修改，不允许竞选。而在当时是可辩论竞选的。这时候青年们开始聚会，纷纷从乡下回来，在插队时主要是河南、山西、内蒙、东北建设兵团，这时候回城，有些考取大学，有些没考上大学，但回到北京工作，自由组合、沙龙非常之多。
    在这里我必须要讲一个人——陈一谘，你们可能没听过他的名，但我要讲，因为接下来这段历史和这个人有关系。
    他于1940年出生（第三代中年纪相对最大的人），1959年高中毕业，北京中学生第一批入党；1959—1969年进入，先是物理系，后是中文系；1969—1979年后去了河南，在这期间他和胡耀邦有过一些接触。而且在河南聚集了插队知识青年，比如王小强（他在80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邓英淘、罗小朋，这些人聚在一起对中国前途和命运有很多思考。那时候即使隔得特别遥远，但你知道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这样的青年会彼此寻找，比如一个贵州青年孙方明和其老师在河南找这些人，结果走到半路遇到大水又回来了，这位老师是谁呢？是钱理群。现在的人在历史上能找到他的位置，知道这些人从哪儿出发，这就是历史的妙趣。1976年1月8日孙方明又坐火车去，他在火车上听见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所以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到那见了罗小朋一口气谈了38个小时，一种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当时很年轻。1979年他们出来时早先已经有了很多储备。这是河南的一些事。
    东北的有谁？有现在的周小川、陈锡文、朱嘉明、黄江南。山西有白南生。内蒙有张木生、翁永曦、白南风（和白南生是兄弟，是改革圈里难得的兄弟）。这么几伙人聚集在北京，互相是朋友，像经纬线交织一样，在北京开始渐渐聚会，起初在《农民报》的小屋子里聊，聊得非常好，就想下次找一个大一点的地方，于是下次换了一个地方，骑着自行车再去，其实谁也不认识谁，每个人告诉自己的朋友哪有什么聚会，不预设主题，大家就去了，比如去研究生院，在他们的教室里可以装200人，还不够。之后去了一个礼堂（能装1000人），一个人站起来说，别人附和。这是80年代初青年的样式。
    陈一谘从河南回到北京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这时候他开始做农村调查，因为他们对农村很有感情，在农村待的时间很长，非常了解农民和农村。在安徽调查写了一篇《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关于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去邓力群的家，向邓力群汇报，给邓力群的振动非常大。邓英淘跟陈一谘说“老头儿昨天没睡好。”这时候陈一谘脑子里有一个构想，想建立一个机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
    接下来一个正式机构开始了，即1981年2月开了一个成立会，这时候是1981年，主要参与者都是学生，比如周其仁、白南风（人大）、罗小朋（人大研究生）、邓英淘（北大），几个学校的大学生利用暑假开始做调查，陈一谘是农发组的头儿，当然还有几位老人支持，比如王耕今、杨勋等。除了他们之外，高层有两位支持他们的，一个是邓力群，一个是杜润生（在国家农委，后来在中央政策农村研究室）。现在人们说邓力群是一个左王，但我们研究历史时，历史是什么样的就该怎么去说他。农发组好几位都对我说“邓力群有肩膀，能担当，农发组很大程度得益于他，他为农发组扛了好多。”这就是历史。孙方明写的一本书《潮聚潮散——记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组》中，也是这样写邓力群。杜润生使用年轻人非常巧妙，非常好，杜老今年100岁，今年7月为他过了一百岁的生日，他被说成“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有人不同意这样说，总之他在农村改革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样一个由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的、都是大学生非常松散的农发组就有这样的高官支持，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在现在不可想象。
    农发组到1982年，这些学生毕业，毕业后怎么办？农发组应该到单位里工作，怎么还在做调查？于是他们想把这个机构相对更加固定下来。当时这些年轻人的理想工作单位是什么样的？大概有三条：一条是门口没有站岗的，一条是上班自由，跟现在趋之若鹜的公务员完全不一样。后来他们到农发组，接下来也做了惊天动地的事。农发组对他们的人员有如此要求：有不谋私利的献身精神；有优良的政治和学术品质；有独立研究和工作能力。注意事项是：不急不怠，人人动脑；不干则已，干则必成。这是《农发组的总体构想》。
    他们做了很多大调查，比如安徽滁县的调查，对中国包产到户的推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吉安调查，“问卷形式的“农民现代性调查”，这样的调查到现在都非常少见，但那个时候用国外的现代性量表对当地农民进行社会心理测量，样本涵盖贫困县、富裕县、本地农村、浙江移民等，进行交叉分析，形成调查报告《农民进取性研究》。一听这个报告的名字就觉得很精彩，而且当时他们的年龄不到30岁。
    再有是西部调查，在贵州、西藏调查，后来形成了一本书——《富饶的贫困》，这是“走向未来丛书”里的一本，一直是作为最好的一本书，最近我找到了1988年中宣部推荐的书目，这本书依然在上面。那时候他们考察西藏后发表了一篇论文《把西藏经济的“输血”机制转变为“造血”机制》，“输血”“造血”到现在有一些学者还在用，可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提出。
    现在的人常常会说当时80年代的经济学家没有经济学，中国真正有经济学是90年代北大经济学研究中心一些人海归回来后才有。其实不然，我接触80年代一些人的学习高密度、高强度，而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首先他们都是在学校里读书的人，比如邓英淘，他是北大经济系的，但把数学系的课也全听了。另外他们有自己的读书会，自己组内讲课，何维凌、邓英淘、白南生是讲课人。在这里我讲一下何维凌，他已经去世，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但何维凌在80年代早期改革的青年人中大家不可低估他的作用，他是北大化学系的老师，曾被打过反革命。有时候历史不是以文献的方式存在下来，如果我不接地气，只是一个书斋的研究者，就看他们发展的东西研究这段历史，与我走进他们、交朋友、和他们是亲人完全不一样，因为何维凌就没有留下文字，历史就会没有这个人，但历史有他。另外去北大听西方经济学的课，比如陈振汉、厉以宁，一边调研一边学术讨论，他们是要建立自己研究范式的一群人，有学术抱负，除了有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想，在学术上也是非常进取的人，而且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最早把“三论”用到他们的研究中，包括社会学的方法，他们是学经济学的，但社会学的方法都用了进去。我是1985年社科院的研究生，那时候我看这群人的东西，觉得在方法上那是非常棒的。
    1981年农发组的年轻人在杜润生的带领下开始参与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这一起草连续做了五年，那时候每年冬季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会邀请这些年轻人参加写一号文件，所以当时中央连续五年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问题，都是这些年轻人，以他们的调查报告作为基础，另外这些年轻人也参与其中。在此过程中，接触赵紫阳的机会很多，出差都会跟着。这是一伙人。
    另外还有一个小群体，叫“改革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这里面你们可能就知道王岐山，其他三个人不太清楚。翁永曦早年有一部电影柯云路的《新星》：讲农村的改革家，主角的原型为翁永曦。朱嘉明和黄江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第一届（78届）研究生，他们俩是同班同学。王岐山当时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翁永曦是农口的，四个人分属不同方面，1980年中国有一个争论，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形势非常不好，经济结构非常混乱，要调整经济结构，理论经济关系，然后开始改革。在调整和改革的关系上大家有不同意见，他们四个人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并写了一篇《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若干看法》，这篇文受到高层重视，赵紫阳请他们去中南海，据说第一句话说的是“这是共和国的总理和30岁以下的年轻人谈国家大事，是第一次。”后来他们四个人又一起联名写的几篇东西，人们也给他们这么一个名字，实际上他们在不同岗位，在自己的领域里干得很精彩。
    就业组（中国劳动就业问题研究组）、国情组（国情与去年发展研究组）于1981年——1984年由陈子明、姜洪组成，而且产量非常大，在几年中有80万字的东西包括《今后18年我国就业问题及其对策》。陈子明是四五英雄，后来是中科院的研究生，又竞选了人大代表，这时候在做这件事，他算在体制外。但那时候体制内、体制外和现在这样有一堵墙，官员与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年轻学者们有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国情组有7个课题组，分别是劳动就业、劳务消费、工资、流通与市场、干部、人口与教育、青年社会学。我罗列这些是想让大家看到他们当时的视野与脑子里想的问题。
    再一个机构是完全体制内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叫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挂帅人为马洪，他想引一批年轻人进入技术研究中心，最早进去的是朱嘉明，第一批研究生里有许小年、李善同、程秀生等青年进入到技术研究中心。在里面他们做什么？当时的决策不能再拍脑袋，到赵紫阳时代做论证，所以他们来做论证。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有4年，1981—1985年这几年时间他们做了很多事，在书里我专门写了一篇完全不能容纳他们的事。他们有很多大课题，比如《2000年的中国》——2000年的人口、就业、教育等，其中就业问题由陈子明的就业组做，这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但他们可以用陈子明，被看作有点异议人士去做，这是80年代。
    技术研究中心当时其实是在整合中国所有的可言力量，比如科学院的情报所，他们有24家单位做大项研究。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是1983-84年“新技术革命和我国的技术对策”，这是因为当时“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进入中国，赵紫阳非常重视，就布置安排马洪请他们做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声势浩大的研究，第一次动员会有1600人在红塔礼堂参加，接下来开了两次对策会，非常浩大，光简报就有数百份。昨天我与一位老先生谈科尔奈到中国来（关于短缺经济学）的历史，这个老先生说他很反感媒体经济学家，80年代哪是他们那样的，而是声势浩大的。我觉得他说得特别对，真的是声势浩大。
    这时候还有一个背景，即“走向未来丛书”，从1984年—1988年共出书74种。编委会的入选条件是低于50岁，那时候的年轻人很有意思，自己给自己弄了很多规矩，不要老的。现在大家对老的是仰望，是倾听，不肯破土而出。编委会主编是包遵信；副主编有金观涛、唐若昕；编委有：王岐山、王小强、王小鲁、尹蓝天、刘青峰、乐秀成、朱嘉明、朱熹豪气、阮芳赋、何维凌、严家其、陈子伶、易小冶、张纲、贾新民、陶德荣、翁永曦、黄江南、董秀玉、樊洪业、戴士和。我不知道这些名字里你们听说过几个。包遵信一过50岁，他们集体开会把他除名。王小强是农发组的，在河南跟陈一訴一块插队。王小鲁前两年做灰色收入，国家统计局批他做收入分配等，是很好的一个学者。刘青峰是金观涛的太太，他们两个人写过《兴盛与危机》《公开的情书》。严家其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所长，现在在海外。戴士和是一个画家。“走向未来丛书”封面的黑笔画都是戴士和画的。
    “金融舞台上最耀眼的人”
    另外一拨人是五道口，五道口有一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国以前没有银行，只有大财政、小银行，银行只是财政的出纳，这时候改革要建立银行，可没有人才，等着学校培养等不起，于是中国人民银行自己在五道口办研究生部，主要办的人是刘鸿儒，他请最好的老师来速成培养。另外是中国人民银行有一个金融研究所，这个所里冷藏了一批民国年间海外留学回来的人，但在1949年后他们再也没有用武之地，这时候把他们挖掘出来用英文讲课，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专门写了一篇《道口有道》。五道口这些人是现在中国金融街舞台上最耀眼的一些人，证券公司、人行、基金都是五道口的人，我觉得他们太耀眼，所以没有写他们，而是写他们的老师，这些老师中国网络上没有完全，好像断代了，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我尽量一个一个去挖他们的名字，能够问到一个，哪怕不知道他别的事情或者连出生年月都不知道，但我能写下一个名字就觉得是为他们立了一座碑。
    我曾经把这个研究生院第一考题放在书里，考题也不简单。这里头有一些学生于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开了一中国金融学会年会，此年会研究生没有资格参加，但他们想中国改革要怎么改，所以准备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因为想参加此会就跟这个说那个说让他们参加会，但不能作为会议代表。于是他们在会议室对面租了一个小招待所，以便去蹭别人的会。开会那天他们想发言根本没有机会，又想办法请求让他们发言，最后允许他们发言。他们说这样也不行，因为是集体成果得一起上台，于是一起上台，讲得他们的研究成果。最后引起很大轰动。他们设想的是：改组金融制度、开放金融市场。王巍与他们是同学，那时候学英语听《美国之音》，他居然在《美国之音》听见同学在那儿发布了这样一个东西，
    特别有意思。这25位同学的名字我写在这儿，他们现在依然是中国金融界的精英任务，比如吴晓灵、胡晓炼。
    时间到1984年，这时候不仅有一些固定机构，还搞了双周讨论会，这些年轻人常常聚集在一个地方讨论地方，比如陶然亭，就跟英语角似的，但他们谈的是中国发展。北京经济学界的青年非常成气候，还有媒体、《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他们想到怎么让全国青年起来一块投入到改革的事业中，这是朱嘉明想的点子，和黄江南、张钢等朋友商量办全国的中青年的经济改革讨论会。但怎么找？就贴告示，在报纸上发征文启示。于是一下来了一千多份文章，很多人是当兵的、在农村田间地头的，各式各样的人都写来。他们在那儿封着名字光看文章挑选，两个人有争论最后也选上，一个是现在的张维迎（当时西北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一位是郭凡生，现在慧聪网的老总，郭凡生是内蒙的，他写了一篇《反梯度理论》，那时候中国按沿海、中部、西部的梯度开发，他因为是西部的，所以就不同意，写了反梯度理论。评论文组也是小青年，没有别人，就他们自己，比如高粱（顾准先生的儿子）光着膀子挥汗如雨的看，在争论之下也被选上。一共有180个代表参加（有一些论文者、媒体名额、浙江当地的一些名额），总共180个在莫干山开了一个会，当然也开了一个风气，因为开会老念稿子没意思，就觉得要树立新风：所有人不许带文章上山，第一天大家互相认识交朋友，接下来开会。
    80年代的会议特别多，思想碰撞得非常厉害，头脑风暴，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开会是摆设，有拍摄，有人跑场。那时候不是，大家全情参与。而且那时属于挂牌讨论，比如农村组、国企改革组、价格组，脑子里想起什么问题向会务组提出这个问题值得讲，有什么道理，经过许可就可以挂牌讨论。会后他们形成了七份报告，其中就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9月3日—10日开的会，9月15日专题报告加上总报告就已经拿出来，这多么了不起。另外在山上开会特别冷，没衣服穿就穿炊事员的衣服，所以戴着白帽子、穿着白衣服在山上照了一张相。负责会务的张钢胃大出血，但他们特别有热情，也特别拼命。张劲夫在杭州等着听他们的汇报，这些东西很快到了赵紫阳那儿。这是9月。
    目前为止我说的所有故事都是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直到10月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才勉强决定中国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经济”写进文件后有很多争论。那时候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但这些人根本不管，一直在做他们想做、能做、该做的事。
    莫干山会的效应：成立了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这时候地方政府也注意到这些年轻人，河南省长、省委书记到北京请这些青年，让他们到河南去看看。然后这些青年组成河南咨询团去了河南，被盛情邀请到那儿工作，让朱嘉明作河南省体改委的副主任，黄江南作河南省经贸委的副主任，那时候他们才33—34岁，很年轻。那时候体改委为了改革旧体系靠自己不可能，各个部委不可能改自己，需要在旧体制外建立一个新体制，所以建了国家体改委，这个国家体改委和他们是平级的，怎么有能力影响到他们？于是国务院总理做国家体改委的主任，赵紫阳是国家体改委的主任，这样能统筹、协调各个部委帮助推动改革，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是一个新机制。各个省也一样，河南省省长是体改委的主任，从外面请来的小年青当副主任。
    1985年在天津又开了一次全国的中青年讨论会，天津有一伙人（主要是南开一伙人），比如杜厦（家世界超市的老板）、常修泽、金岩石、郝一生（天津社科院日本所的）等一批人他们是南开的，属于主力。天津还有一位人支持了南开大学的经济学家，即张炜，张炜是北大学生会主席竞选人大代表，最后没有当选，而是胡平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张炜毕业后先到中央，然后到天津做团支委书记，很支持这些年轻人。那时候系统内的人对学界是朋友一条心一起干事。那时候在天津又开了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的理论会，同时建立了一本杂志——《中青年经济论坛》，那时候青年人虽有那么大的市场，但杂志很少，中国最好的杂志还是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基本是老人，很陈腐的一本杂志，年轻人想在那上面发文章很困难，所以他们说自己来。于是自己办，自己拉广告，又到工厂这个给一点那个给一点，靠自己养着，都是业余。
    我说的所有事情都是业余干的，包括办会、办杂志当编委轮值编，起初为了安全让《经济日报》的老社长、总编顶着当主编，过了一年把老人推下来，朱嘉明做主编，那时候的老人和年轻人也是这样配合的。《中青年经济论坛》我要求在此杂志上发文章必须在35岁以下，编委年纪可以扩大一点。所以现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以及财经界的人，平生第一篇论文是在《中青年经济论坛》上发表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张军也研究改革思想史，他曾说在当时的图书阅览室来了此杂志，学生是必看的，特别好看。我现在都觉得好看，而且上面的争鸣非常多，彼此商榷，根本没有你是主编、你是编委，其他人不敢跟你商榷，根本没有这个问题，都是争论来争论去的。
    “脚踏实地的农发组”
    这时候农村改革进展很大，改革进入城市阶段，原来的农发组一分为二成立两个所：一个是1984年成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做城市改革，农发组的另一半还留在农发组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最早的所长是高尚全，不过半年后高尚全做体改委的副主任，所长是陈一谘，王小强是副所长。农发组留下的另一半在1986年成立了国务院农研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简称“农发所”，王岐山先做所长，陈锡文、周其仁、林毅夫、白南生都在这儿。白南风、王小强等都在体改所里。1986年又成立了中信国际公司国际研究所，国际所的所长叫李湘鲁（曾是赵紫阳的秘书，1948年出生），副所长是朱嘉明，还有一位叫华棣，办公室主任叫皮声浩。早期一块出发的年轻人，这时候在自己不同的位置上，这三个所一个是城市研究、一个是农村、一个是国际问题。还有一个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这个学会在全国各地发展了很多分会，全中国哪儿都有。这是俗称的“三所一会”。
    体改所所做了几项比较重要的工作，比如1986年去匈牙利南斯拉夫做了一次考察，那次考察有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里他们开了110次座谈会，30万字的记录。他们每个人都说“累得要死”，吃得特别差。现在出国可能是旅游、公款消费。但那时候是真干事，每个人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体改所里我说几个学术上的骨干，比如白南风、张少杰。张少杰去年去世，在他去世前在海南有一段修养，我去海南跟他谈了两天都是谈80年代。他去世后，他太太跟我发了一个短信：这两天是张少杰生病以来最幸福的两天、最快乐的两天。我觉得挺欣慰，他们牵挂的还是这些事。当然1989后他们再也没能做研究，张少杰是一个非常有才华、有个性的人。所有这些年轻人都很有个性，我曾经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一篇《一见即永别》的文章。张少杰见赵紫阳，诚心在赵紫阳面前说一些难的、术语，他发现赵紫阳听得特别认真，而且明白了。再一个是张少杰有一个口头语：你不懂。所以跟赵紫阳谈话说“紫阳你不懂。”赵紫阳也不生气。这么一些有个性的人，各个都是牛人，但他们凑在一块争论来争论去。非常遗憾张少杰去世了。
    农村发展研究所我前面已经说到。中信国际所前面我已经说到。还有社科院的经济所，这一年华生研究生毕业，这时候经济所的所长是董辅礽，他是一个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人，为这几个人夺身定做，微观室让华生当主任，一毕业就让其当主任，如果按级别是处级；何家成是宏观室主任；张学军是发展经济室主任；边勇壮是财贸所价格室副主任。另外还有高粱、罗小朋，他们一块写文章，包括1985年他们写的价格改革文章，写《资产经营责任制》他们在一块合作也很多。这是经济所。
    所以无论是在哪一块，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经济所、体改所都有他们的合作，体改所是新单位，没有陈腐的东西，但即使在老单位，因为有了马洪、董辅礽而使他们走上去。而且这时候的经济研究也变了，我这本书有一篇《沉重的转型》，《经济研究》杂志的执行主编叫唐宗，他专门找年轻人，比如让其编辑部的人去莫干山上开会，开会后就把年轻人请到编辑室谈，向他们约稿子，他觉得不能一天到晚解读经济作家、马克思作家的东西，要有为改革服务的文章。
    这时候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同步走的，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农村改革的进展逐步瓦解，人民公社是一个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它是一个政治制度，是这个国家计划经济的基础，计划经济的基石被废掉。所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一致的。而且政治改革不仅仅是一些民主的框架，还有许多其它内容，那时候蛇口开发区非常火，也搞了很多实验，但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天津开发区也非常有意思，这时候的张炜调到天津开发区作主任，张炜1954年生人，如果是1987年他33岁，而且他更早已经开始在做事了，即使说到1987年才33岁，他们搞得有声有色，邓小平也去。他们在政治改革上设计一套方案，即民主评议会，这套方案是杨帆设计的，要搞政治改革、民主改革。然而在弹劾动真格时让张炜很痛苦，因为张炜使用的一个干部愣是被群众给弹劾掉了，他们做得很认真，在民主中学习民主。我为他们写了一篇文章《民主的活水流过这片盐碱地》，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
    还有一个是中国西部研究中心，郭凡生提出“反梯度理论”，朱嘉明是主任，郭凡生是副主任，向西边开放，不光是东部沿海。这本书里有一篇《西部畅想曲》写到他们。
    1986年有两个方案办：一个是1986年4月成立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组长是田纪云，下设办公室，主任室高尚全。参与的年轻人有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等。另外一个是1986年9月成立的政治改革研讨小组。此小组为十三大准备一份政治改革文件，那时候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都是他们讨论的范围。一种开了八十几次座谈会。这其中有很多年轻人，比如吴伟、吴国光、孙方明、陈一谘、高山。特别有意思的是，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写关于政治改革的文件，住在招待所里写，在食堂吃饭，食堂旁边的围着桌子坐的一些人是批自由化的人。前面我没有提及他们的困难，他们好像是大阔步前进、多么欢畅，其实不然，1983年“反精神污染”，后来是批自由化、人道主义，保守势力和改革势力一直在斗争中，是在这样的过程中。1987年十三大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在经济改革中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政治改革专门列了一章，有六、七个问题：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这是十三大报告里的内容。
    1989后邓小平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改。十三大报告里有这样两句话：“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是十八大，那时候已经成熟了，现在应该熟透了。还说到“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但非常遗憾，由此我们也看到历史是多么的很曲折。
    在前面我们讲了陈子明的国情组、就业组，后来他们的国情组被取缔，但又新生出一个新生命，办北方书刊，赚了很多钱，自己开始养自己。又办了一个函授大学，招生23万，全国有30多所分校，数百个教师，编了50多种教材。1986年成立了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1987年改成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其中陈子明、王军涛、闽琦、刘卫华、陈小平、费远、郑棣、谢小庆、王之虹、王巍、陈子华、方宇、毕谊民、白桦等先后担任所务委员，有心理学部、社会学部、政治学部，比如政治学部搞中国政治心理调查，1986年完成了《政治参与和政治制衡》、《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中国知识分子要有四种意识》（自主意识、开放意识、多元意识、宪政意识），他们举办几百人的大型研讨会。
    历史走到1988—1989年，非常奇怪。体改所的白南风是社会研究室的主任，他们做了一个课题叫“中国社会结构研究”，成立“改革中的社会阶层和利益调节”课题组。1989年4月有一个京丰宾馆会议，我这些将来写《从莫干山到京丰宾馆会议》，京丰宾馆会议是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十周年的会，知识分子、体制内外各个学科学者都参加，非常热烈热闹，一如既往的吵，但这时候的分歧很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大，大家都有“山雨欲来”的感觉：改革艰难、险阻。这个会议不久后胡耀邦去世，随后学生上街。然后我上面所说的那些人四散，我说的“三所一会”不复存在，所以你们从来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是这段故事。谢谢！
    网友提问
    网友：我从80年代过来，但确实很多东西不知道，您用了“光荣与梦想”，最近荣剑写了一篇文章《八十年代的出场和返场》，对他们的出场和返场您有什么期待？您认为会怎样？另外将近30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发展怎样从80年代的汲取营养更健康的往前走，谢谢！
    柳红：我看了荣剑的这篇文章，也转发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也跟朱嘉明说看看这篇文章，他现在不在国内。荣剑在结尾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还得靠年轻一代，虽然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个局限，但他们也少了恐惧的包袱。我同意这个话。不过出场和返场已不能再以群体方式的出场和返场，那是80年代独有的，那是他们的特殊方式。当然80年代活动的人现在也有个别在舞台上，以后20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对历史的选择、人生的选择，走了不同的路，有的人升官，有的人发财了，有的人进监狱了，有的流亡了，有的死去了。我觉得不存在出场和返场的事，出场是个人，本来就在，比如华生现在依然起着作用，周其仁也还在，在这里我希望那些消失在人视野之外的人能够回到中国来。
    怎么样从80年代汲取营养？今天特别感谢腾讯网，我也特别愿意讲，每次讲时我都觉得我不只是一个作者，而是真的想让那个时代更多的历史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需要年轻人起来，八十年代的青年人虽物质匮乏，但大家精神饱满。现在有太多现实考虑，但中国未来只有年轻人，只有他们，不能总想搭便车让别人奋斗牺牲我享受成果，这是没有的，靠自己，是每个人做一点会更好，而且社会是进步的，现在有那么多资讯，比那时候成长了很多，比如燕山大讲堂提倡“培育理性精神，开启公民社会”就非常好，各位在晚上分享这样的东西，是因为大家心里有这样一份念想，我们做力所能及的事。力所能及的事可能是大事、是小事，在现在多元社会所谓小事就是大事，比如我打官司，作为公民有权利意识，若侵犯了权利，打官司就是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如果大家都算了，那永远是臣民，永远没办法指望这个社会。
    谢谢大家。
    来源: 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