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包容性改革论探讨——中国中长期全方位改革的战略选择

    内容摘要：文章认为，“包容性改革”与“包容性增长”是内涵不同的两个命题。后者属于“经济增长”范畴，前者属于“制度创新”或“体制改革”范畴。包容性改革论包含三点要义：第一要义是包容性思想;第二要义是包容性体制;第三要义是包容性运作。而包容性思想、包容性体制、包容性运作组成的包容性改革理论体系和战略思想，可能是中国在目前情况下比较可行、且较富理性的选择。文章还提出了包容性改革论的总体框架及其核心观点，并讨论了包容性改革的实现方式——包容性运作问题。?
    关键词：包容性；改革；增长；制度创新
    中国正处在由“第二波历史大转型”向“第三波历史大转型”转换的历史时刻[1]。按照大历史观，与上述转换相适应，中国改革应该进入“五环改革”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制度全方位改革的新阶段[2]。新阶段应该有新的战略思维。本文就“包容性改革论”进行探讨。需要申明，“包容性改革”与“包容性增长”是内涵不同的两个命题。后者属于“经济增长”范畴，前者属于“制度创新”或“体制改革”范畴。提出包容性改革论，旨在为中国的中长期全方位改革提供一个战略选择。?
    一、包容性改革论的提出：理论根源与现实考虑?
    为什么要提出包容性改革战略?深层的考虑是什么?笔者是沿着两条线索来思考的：一是理论来源，一是现实考虑。?
    (一)理论来源：“中”、“马”、“西”三方面的来源?
    提出包容性改革，并非作者的主观臆想，而是有其深刻的理论来源和现实考虑的。理论来源有三：“中”、“马”、“西”，分别指中国老子的“知常容，容乃公”哲学，马克思的“多元包容”思想，西方学者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和詹姆斯·鲁宾逊(JamesRobinson)的“包容性制度”概念。?
    1、中国老子的理论?
    世界哲学界有诸多探讨“包容性”的理论(如融贯性理论等)，但对笔者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包容性”理论。?
    在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中国的先哲率先发出了“人文主义”的先声。有史料为证，早在中国的商周时期，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就明确写道：“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是在这种极其深厚的“人文”氛围中，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思想家老子在其《道德经》中，就提出了颇具“大智慧”的“包容”性理论：“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道德经》第十六章，2004)。?
    这里，“王”是指“领导、统治”。怎样才能成为好的领导、才能统治得好呢?老子说,必须要“公”——办事公平、公正、公道。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公”呢?老子说,必须要胸怀宽广，“容”量宏大。怎样才能做到“容”量大呢?老子说,根本在知“常”。“常”是什么?“常”是常规、规律。?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告诉我们，掌握了客观规律的人，“容量”才能宏大;“容乃公”——胸怀宽广、容量大以后，才能够“公”，公平、公正、公道。?
    根本在“知常”，关键在“容量”。不仅老庄哲学有此思想，而且孔孟哲学也有类似思想。中国先哲们提出的这一“大智慧”，启迪了中华民族一代代的后人，特别是执政者，采取包容性的治国安邦之策：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七擒孟获”，唐太宗李世民“爱之如一”的治国大策[3]，都是包容性的生动实践，特别是被称为近代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更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座右铭题于自己的书室，在思想界传为佳话。?
    进入21世纪后，世界重新发现中国“包容性”的思想价值。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后被多国高层引用。随之，“包容性增长”一词不胫而走，以此命名的作品甚为热烙，就经济增长来说，这当然是好事。?
    然而，在笔者看来，“包容性增长”与本文阐述的“包容性改革”，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命题：前者属于“经济增长”范畴，后者属于制度创新或体制改革范畴。将此“区隔”之后发现,“包容性改革”的声音相当微弱，相关文献也微乎其微。经多方检索，以《包容性改革论》命名的论著迄今尚未检索到。倘果真如此，不能不说，这是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缺憾。当代中国需要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探讨“包容性改革”问题。?
    2、马克思的“多元包容”理论?
    国外学术界关于包容性的哲学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包容性哲学。马克思是主张包容的，特别是在精神领域，他认为“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是“精神”。既然“精神”如此丰富，他主张应该允许“千姿百态”，而不应该“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对那种“只准产生一种色彩”的排斥性思维和行为，马克思是厌恶的、反对的。
    这在马克思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新的书报检查令》中得到充分体现。?
    这里让笔者摘引《评普鲁士最新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那段经典的段落：“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001)。?
    这一精彩论断中所蕴含的“千姿百态”、“多元包容”思想，是贯穿于马克思的理论之中的。这种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引起重视。?
    3、美国学者的理论?
    国外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包容性制度”的著作已经出现。远的不说，就说最近，在国际上，一部探讨“包容性制度”的制度经济学著作受到广泛的关注：这就是美国著名经济学者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和詹姆斯·鲁宾逊(JamesRobinson)于2012年出版的《国家衰落之谜：权利、繁荣和贫困的根源》(WhyNationsFail：TheOriginsofPower，Prosperity，andPoverty)一书。
    该书用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的国家会呈现不同程度的繁荣。他们认为：造成这一切的，不是气候、地理或文化，而是制度。?
    二位经济学家提出了“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的概念：所谓“包容性经济制度”：(1)拥有产权保护、法治基础、市场环境以及政府通过公共服务和监管形成对市场的支持;(2)新企业相对自由地进入;(3)尊重契约;(4)绝大多数公民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各种机会。所谓“包容性政治制度”：(1)允许广泛的参与(多元化)、对从政者形成约束和制衡;(2)具备法律和秩序(与多元化密切相关);(3)同时政府也保有一定的政治集中度，以便有效地施行法治。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相对的是“汲取性经济制度”：法治缺失;产权保护不力;存在进入壁垒;规制环境阻碍市场作用发挥、带来不公平竞争等。与“包容性政治制度”相对的是“汲取性政治制度”：权力集中、缺少约束、制衡以及法律和秩序等(范世涛，2013)。?
    《国家衰落之谜：权利、繁荣和贫困的根源》的作者在考察并分析数百年的历史资料后，提出了“两个凡是”的结论：凡是建立包容性制度(InclusiveInstitutions)的国家和地区，经济都实现了长期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持续提高;凡是采取汲取性(ExtractiveInstitutions)制度(有译为“榨取性”的，也可理解为“排斥性制度”——笔者注)的地方，要么长期陷入贫困落后状态，要么增长无法维持而出现大起大落(范世涛，2013)。?
    虽然，达伦·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鲁宾逊直接讨论的是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至于对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因素考虑是否充足，是否带有某种绝对和简化的成分，不在本文研究范围)，而不是中国体制改革问题，但，两位经济学家主张的“兼容并包”体制优于“排他性”体制的观点，对笔者研究中国中长期全方位改革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它构成笔者包容性改革论的第三个理论来源。?
    (二)现实考虑：中国(大陆)改革、两岸整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笔者的现实考虑，主要是三个方面：中国(大陆)改革的现实;两岸关系的现实;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
    1、中国(大陆)改革的现实?
    经过35年的改革，中国(这里指大陆部分)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也积累了相当深刻的社会矛盾，改革取得的成果固然可以承继下来，但积累的社会矛盾，则不允许再“传”下去。目前正处在向既定目标艰难“爬坡”的阶段。?
    现在客观的现实格局是，中国已进入多元社会的新阶段，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以至于思想倾向的多元化，不管承认不承认，已成为不争的事实[4]。中国新阶段的改革，是在这种基础上起步的。
    新阶段改革的新形势，引发了笔者对改革战略的新思考，主要有三：其一，在改革的理念上，考虑到中国当今社会客观存在的“多元与共”的格局，如何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多元交融的时代高度，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包容各种改革的力量，形成宏大的改革大军;而不是唯我独尊，把本可以“包容”、本可以“整合”、本可以至少“结盟”的力量，摈之于改革大军之外??
    其二，在改革的体制目标上，着眼于金融危机后，当今世界呈现的市场经济、公平正义和包容互鉴三道“天光”，如何立足于中国大地的“地气”，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领域，探索建立具有“最大公约数容量”的包容性体制;而不是“胸襟狭窄”，把本可以“包容”、或者“兼容”、甚至本可以“融合”的体制因素，排斥于体制创新之外，去建立那种单向度的“排斥性”体制??
    其三，在改革的运作方略上，考虑到未来中国改革将面临“两端都是悬崖”的风险格局，如何以极大的智慧，超越惯性，采取均衡(或者说平衡)的改革方略，“在两个鸡蛋上跳舞”，以尽可能小的社会稳定成本，取得具有实质性的改革成果;而不是剑走偏锋，以至酿成社会震荡或者出现乱局??
    2、两岸关系的现实?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着眼，寻求最大政治公约数，除了大陆自身的改革以外，还有一个“两岸”问题。这是作为转型国家的中国特有的情况。从世界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世界强国都不可能是分离的。一个没有完全统一的民族，不可能真正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伟大复兴。?
    两岸关系又是极其复杂的，也是很独特的：这种关系在本质上不同于南北朝鲜、南北越、东西德等分裂国家关系，也不同于俄罗斯-车臣、英国-北爱尔兰等分离地区问题，甚至也不完全等同于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这是由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历史遗存、现实纠结和外部搅扰的混合物。?
    从现实考虑，如何使两岸关系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逐步沟通、交流和包容，以实现和平发展、两岸双赢，最终实现民族统一?也是每一个身在大陆的改革者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
    3、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
    当今世界格局是一个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新格局。尽管个别大国还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并提出所谓的“再平衡”战略，
    但是国际关系的现实表明：大国之间已经不可能是冷战时期的那种“你死我活”的关系了。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共十八大报告》，2012:47)，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思维。?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2012年，中国大陆GDP达51?9万亿元人民币，折成美金超过8万亿美元。权威国际机构预测，到21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GDP总量有可能超越美国(但人均水平很低)。中国经济总量(非人均水平)实力的提升，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进而引发利益攸关方提出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问题。?
    2013年6月7~8日，习奥安纳伯格庄园会谈表明，一种区别于以往大国冲突的新型大国关系正在构建当中。基于此新型大国关系，不同文明的包容互鉴，势在必行，这是打造新型大国关系的社会文明基础。如何包容互鉴，涉及文明交融问题。应重视“安纳伯格精神”，并进一步挖掘这些东西背后深层的文明价值。如果真的包容互鉴，而不是外交辞令的话，现在的一些思路是否符合“包容互鉴”的精神?世界潮流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何种倒逼作用?改革研究者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
    总之，中国改革、两岸整合和国际关系的新格局的实践表明，唯有包容，才能平衡;唯有包容，才能公正;唯有包容，才能实现两岸与国际关系的双赢。这是不得不正视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包容性改革不是某人的主观臆想，而是经济政治社会现实提出的课题。理论研究工作不过是把这种实践提出的问题进行探讨，进而揭示内在规律而已。?
    二、包容性改革论的基本要义和总体框架?
    (一)包容性改革论的基本要义?
    正是基于上述的理论启迪和现实考虑，引发笔者的思考：作为从事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着眼于中国改革的新阶段，能不能以“包容性”思想来研究新格局下的体制改革呢??
    思想、制度、运作，笔者以为是当今中国改革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因此，所谓包容性改革，是指在“知常”(掌握规律)的基础上，海纳百川，包容互鉴，推进全方位的体制创新;通过改革，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领域，探索建立新型的符合国情的包容性体制;在改革过程中，超越极端，均衡运作，“在两个鸡蛋上跳舞”，以尽可能小的社会成本，取得具有实质性的改革成果，并将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这个定义包括三层要义：?
    第一要义：包容性思想——海纳百川，包容互鉴。这一层强调的是改革思想的包容性，针对的是实际存在的“容量狭隘，唯我独尊”。
    历史的经验值得今天借鉴。29年前即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第一个改革决定前，就涉及到“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能否相互“兼容”的问题。当时曾参加十二大报告起草的一位部门负责人给有关部门写信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如作此概括，“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领导下“重新调整了文件起草班子”，最后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路统领改革决定(张卓元等，2012)。通过后，邓小平在评价这次会议文件的时候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会被看作‘异端’”(《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91)。新阶段全方位改革，要注意包容“过去……会被看作‘异端’”的东西。而要作到此点，必须要解放思想，如同当年冲破“两个凡是”一样，现在更需要解放思想、破除心中“凡是”的阴影。?
    第二要义：包容性体制——公正市场，社会共生。这一层强调的是体制目标的包容性，即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领域，探索建立具有包容性的体制(InclusiveInstitutions)，针对的是非包容性的或称排斥性的体制。?
    2012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大家论道”专版刊登了笔者的论文《以体制创新支撑包容性发展》，该文在学术界原有“包容性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包容性体制”的概念，主张“以包容性体制创新支撑包容性发展”。之后，笔者意犹未尽，发表了专题论文《包容性体制创新论》，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系统阐述了“包容性体制”的命题，指出：“通过构建更大范围和更高境界的制度治理框架，来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国家的制度创新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常修泽，2012)。?
    有意思的是，同在这一年，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和詹姆斯·鲁宾逊(JamesRobinson)，提出了“包容性制度”的命题〖ZW(B，6”〗〖KG*2〗笔者在发表《以体制创新支撑包容性发展》和《包容性体制创新论》之前，尚未见到达伦·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鲁宾逊的论作及其国内介绍性文字或评论。〖ZW)〗。一个用语是“包容性制度”，一个用语是“包容性体制”，可谓不谋而合。?
    在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应从总体上创建“整体性的包容性体制”，而且应进一步把“包容性体制”这条主线贯穿到“五环改革”的各“环”中，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制度等都能建立各自领域的“包容性体制”。这是需要中国学者着力开掘的地方(笔者的具体见解见本节后面理论框架的五大支柱)。?
    第三要义：包容性运作——超越极端，双线均衡。这一层强调的是改革运作的包容性，针对的是绝对极端(例如极左或极右)，防止剑走偏锋。总的思想是，“在两个鸡蛋上跳舞”，以尽可能小的成本，取得具有实质性的改革成果。?
    讲到“平衡”，古代中国甲骨文的两个象形字“吉”、“凶”颇能点题。文化学者的“说文解字”讲，“吉”字上面的“十”字是端正的，表示平衡，而平衡则“吉”;“凶”字上面的“十”字是斜歪的，表示失衡，而失衡则“凶”。由此使笔者想到，中国的改革如何“避凶化吉”?在改革运作中，这就要有“大平衡”的智慧。?
    (二)包容性改革论的总体框架?
    包容性思想、包容性体制、包容性运作，由此组成的包容性改革的理论体系和战略思想，可能是中国在目前情况下比较可行、且较富理性的选择。根据包容性改革论的主题和上述三点要义，包容性改革论总体框架大体如下图1。这个理论框架图，总体上说是一个五层的架构。第一层，包容性改革的时代背景(也称战略视野)，包括全球背景和国内背景。背景分析既是本文的逻辑起点，也是新的历史起点。
    ?
    图1：包容性改革理论框架图
    从全球背景来看，重点是三大潮流:其一，经济领域中的“市场经济”——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更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机制;其二，社会领域中的“公平正义”——尽管各国民众表达形式不尽相同，但民众呼唤“社会公平正义”诉求的本质是共同的。其三，包容互鉴，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上一节已经简要提到，这里只补充两点新情况，也是近年来笔者比较关注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用包容的胸怀“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问题。到底如何对待当今人类的文明?中共十八大报告讲到：“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共十八大报告》，2012:47)。这里，“文明多样性”的提法，与马克思关于“千姿百态”的“丰富精神”说，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包容性改革论最深刻的时代背景，也是中国中长期全方位改革最应具备的战略视野。?
    第二个是关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简称TPP)”问题。国家有关研究机构曾组织专人研究，笔者作为评审专家看了研究报告，笔者发现，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对相关参与国家的影响是很大的。中国是不是要参与这个协定的谈判，笔者不得而知，那是决策层的事情。但是，不管你参与谈判与否，不管你将来加入与否，都对相关协议国家的内部体制，产生强大的压力。就中国来说，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体制：第一，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的体制。第二，各级政府行为(包括政府采购)的体制。第三，企业劳工权利保障的体制。第四，环境保护的体制。第五，知识产权的保障体制。这些将对中国的全方位改革产生影响。这是背景之一：全球视野。?
    从国内背景看，在21世纪的“上半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中共十八大已经明确：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建成这样一个“现代化国家”?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严峻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中华民族的这个远景，同时也是未来30年包容性改革论最重要的国内背景。?
    第二层，理论支撑：三论——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第三波转型论。本文第一节指出，包容性改革论有三个理论来源：即中国老子的“知常容，容乃公”哲学，马克思的“多元包容”思想，西方学者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和詹姆斯·鲁宾逊(JamesRobinson)的“包容性制度”概念。但这只是“来源”。一个理论能否成立，关键要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包容性改革论的理论支撑，乃是笔者探讨的“三论”——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第三波转型论。?
    一是人本体制论。人文关怀与包容性息息相关。一个没有人文关怀的体制，不可能成为包容性的体制。从1986年提出“关于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的初步构想”(常修泽，1986)到2008年出版《人本体制论》，积20多年之经验，笔者深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示的“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中文版，1:273)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命题，也是包容性改革论的根基。笔者在《人本体制论》一书题记中指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浸蚀。至于在未来某个虚拟世界的体制下，人性会不会被过度纵欲而扭曲，尚不得而知。我现在最想探求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如何建立无愧于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新体制”(常修泽，2006)。在这里，“建立无愧于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新体制”是包容性改革论的第一基础。?
    二是广义产权论。笔者在《广义产权论》一书的题记中写道：“反思这场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我发现：美国人透支的是家庭财产，中国人透支的是国民资源——从人力资源到自然资源到环境资源。透支资产的困于当前，透支资源的危及长远。为寻求有未来、有尊严的发展，本书尝试着探索广义产权”(常修泽，2009)。广义产权论是相对于“狭义产权论”而提出的。其要点可用九个字概括：“广领域、多权能、四联动”。“广领域”广到哪?广到天(环境产权)，广到地(资源产权)，广到人(人身的各种经济性权利)。“多权能”有哪些?不仅包括初始所有权，而且包括所有权以外的各种经济性权利，如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权等。“四联动”怎么联动?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产权保护一起联动。确立广义产权理论，对于深化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垄断行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资源性价格改革等)、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确立“劳权”和其他人力资源产权以促进社会平衡等)、生态环境制度改革(特别是建立资源产权制度和环境产权制度)等，都具有支撑作用。?
    三是第三波转型论。所谓“第三波历史大转型”，
    就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制度在内的“全方位转型”(常修泽，2010)。未来十到十五年正是第二波历史大转型和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交叉期，也可以说是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启动期。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完成的任务，可以在全方位转型的大框架下，与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等一并突破和深化。以这样的大历史观观察，现在探讨并即将制定的中长期全面改革方案，应该更带有战略性和历史性。?
    第三层，总体战略。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372)。从1992年至今，已经过去20余年，但体制现实状况同此目标相比仍有较大距离。受邓小平“各方面形成一整套制度”的启发，2008年，笔者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提出了“五环式”改革(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制度改革)的战略(常修泽，2008)。后概括为20个字：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明交融、天人合一(常修泽，2009)。?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五位一体”深化改革的命题和任务：(1)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3)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4)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5)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总之，是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请注意，中共十八大讲的不是构建某一种制度，而是构建“制度体系”;不是使某一种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而是使“各种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历史赋予的全面改革的新任务。2012年笔者曾以《新阶段中国改革战略探讨》为题发表过看法(常修泽，2012)。基本框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共生、文明交融、生态环境新体制。?
    第四层，五大支柱。分别阐述各领域的改革目标，其中，在经济改革上的目标是建立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在社会改革上的目标是建立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在政治改革上的目标是建立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政治体制;在文化改革上的目标是建立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文化体制;在生态领域改革上的目标是建立以天地人产权为基础的环境资源体制。?
    第五层，包容性改革的运作。阐述大均衡改革方略，即每一环改革都要找准两个方面的“均衡点”，以防止掉入悬崖。同时，在均衡运作过程中，寻求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三、包容性改革论总体框架内的核心观点?
    上面，阐述了包容性改革论的基本要义和总体框架，下面提出并分析这一总体框架内的核心观点。分总论和分论两个层面展开。?
    (一)总论层面的核心观点?
    1、包容性改革要“知常”(常：客观规律)：上见“天光”，下接“地气”，中立“人本”
    改革要“知常”。这是从老子《道德经》学来的。“知常容”寥寥三字，深刻揭示出“包容”的根本在“知常”(把握规律)。把握规律，笔者以为要讲“三层论”：第一层，世界普遍规律;第二层，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特殊规律;第三层，更加特殊的中国发展和中国转型的规律。而依据更加特殊的中国发展和转型规律，制定改革战略时，须上见“天光”，下接“地气”，中立“人本”。?
    首先，上见“天光”。前已指出，当今世界，有三大发展趋势，本文称之为三道“天光”：其一，市场经济，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更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机制;其二，公平正义，全球民众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是共同的;其三，包容互鉴。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还只是处在“倡导意识”阶段，但可期待它能成为世界潮流，成为全球“普照之光”。?
    其次，下接“地气”。在中国搞改革，必须立足于中国大地。其一，国情;其二，民意(包括民众对社会腐败、贫富差距、公民权利得不到应有保障的意见等)。笔者2012~2013年关于国内实际调查与对民众改革意愿的摸底分析，就有助于摸准民意的脉搏[5]。?
    最后，中立“人本”。讲“人本”，一则针对“物本”;二则针对“官本”;三则拒绝“民粹”。?
    2、包容性根基在“人本论”：横向全体人;纵向多代人;内核多需人?
    全面改革以人权为根基,实现人权制度化，需要把握人的三层涵义。?
    第一层涵义是横向全体人。不应指某一部分人，甚至也不应指多数人，而应指“全体人”。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着眼于部分人”的观念。应转换思维：改革动力靠“全体公民”注入;改革成果由“全体公民”共享。?
    第二层涵义是纵向多代人。不应仅指当代人，而应包括后代人，是“多代人”的概念。讲再平衡，除了“当代人之间的再平衡”，还应考虑“代际之间的再平衡”。?
    第三层涵义是内核多需人。不应是“单需”之人，而应是“多需”之人，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参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需求。这里，最核心的是人的主体性、人的尊严，人的不受权力与金钱束缚的心灵的放飞。如何打破“双重奴役”(集权主义和金钱拜物教的奴役)?整个民族需要反思。?
    只有横向到“边儿”，纵向到“底儿”，内核到“心儿”，到此境界，方有资格说：“以人为本”。?
    3、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
    21世纪，就体制而言，将昭示一条什么客观规律?撇开短视的、局部的、表象的东西，用长远的、全局的、战略的眼光看问题，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
    就中国改革来说，包容性体制与排斥性体制哪个更优越?如在经济改革方面，是建立单一的排斥市场化的“计划经济的公正机制”或单一的排斥公正化的“原教旨的市场机制”优越呢，还是把公正化和市场化包容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越?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建立公正的市场化经济体制优越。?
    同样，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生态领域改革，也都有一个包容性体制与排斥性体制优劣比较的问题。基于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的理念，本文结合中国新阶段的新情况，才提出其他各“环”的“包容性体制”：社会改革，建立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政治改革，建立符合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政治体制;文化改革，建立多元文明交融的文化体制;生态领域改革，建立以天地人产权为基础的环资体制。至于这种包容性体制是否真比排斥性体制优越，依然有待于实践验证。?
    (二)分论层面的核心观点?
    1、经济转型：要在市场化、公正化“两个鸡蛋上跳舞”，市场化谨防权贵，公正化谨防民粹。
    “在两个鸡蛋上跳舞”是笔者在考察南美玻利维亚和智利时学到的民间谚语。南美改革的教训是十分沉痛的。有的采取计划经济，搞得天怒人怨;后来，又搞“刺刀下激进的市场经济”，也走不通。在探讨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时，笔者逐步形成了在市场化和公正化“两个鸡蛋上跳舞”的思想。?
    在“两个鸡蛋上跳舞”，实质就是寻求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首先应包容市场经济。中国现在有两个“苦于”，一则苦于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二则苦于市场经济之不发达。尤其是当前，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经济改革尚未到位;作为市场经济重要支撑的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土地及其他资源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故此，需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以及土地流转权等举措，旨在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现在的难点在于如何建立市场化与公正化“内在融合”的经济体制?各国都在探索。笔者认为，不仅要两个“互不排斥”(市场化不能排斥公正化;公正化也不能排斥市场化)，而且还要“内在融合”。如果踩破了经济市场化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倒退;如果踩破了社会公平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动荡。?
    结合金融危机的教训，在重申“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可以兼容”的基础上，需要提出一些切实的制度性安排，如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包容“国有”与“民营”、包容“国富”与“民富”)以及按“产权人本共进论”推进国有经济改革等改革战略。?
    要经济市场化，但要防止“权贵”;要实现社会公正，但要防止“民粹”。无论是“权贵”还是“民粹”，对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都是不利的。从拉美国家看，这两者现象是互为依存、恶性互动的：上面越“权贵”，社会越“民粹”;社会越“民粹”，上面越“权贵”，甚至可能会集权。比较而言,中国当前主要是防止“权贵”问题(常修泽，2008:11)。?
    2、社会共生：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
    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利益大调整的历史时期。不管你是否承认，中国社会已开始分层(至少雏形已出现)，甚至有逐步固化趋势(中低收入者难以向上流动)。分层与固化，已成为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爆发的内在因素。在此情况下，为避免社会严重分裂状态，寻求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低阶层)的共生共存共富之路，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需要的不是虚幻的、高调的“社会美妙”理论，而是实在的、大家都有活路的“社会共生”理论：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社会各界都有奔头。其中，扩大中产，是“社会共生”中心环节。参照有关社科研究机构分析，估计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只占总人口的25%~30%，逐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刻不容缓。社会改革，应寻求建立这样一种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
    关键在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已接近“社会容忍红线”。欲作到大家都有活路，必须缩小贫富差距，远离“社会容忍红线”。改革中要注意防止陷入拉萨尔“就分配谈分配的窄圈”，重在突破收入分配的“体制瓶颈”，特别要正视产权制度和政府制度问题：由分配制度改革切入，向产权制度改革提升;由分配机制转型切入，向政府制度转型提升。?
    多元阶层欲共生，需要编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安全网”。在“安全网”能兜住的情况下，着手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3、政治变革：“包容”与“选取”，是一对始终难以切割的命题，寻求最大政治公约数
    在政治改革领域，如何建立包容性的体制?对各国来说，都是难度极大的命题。达伦·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鲁宾逊提出的“包容性政治制度”主张，包括允许广泛的参与、具备法律和秩序、同时政府保有一定的政治集中度，以便有效地施行法治等，当中不少意见对中国是有借鉴意义的，当然也不能完全照搬。须知，医学上的“器官移植”尚有个“排异反应”问题，何况社会?!“包容”与“选取”，始终是一对难以切割的命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给我们一个大体框架，需在“一场深刻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之间作文章。如果把改革目前达到的水平视为“地平线”，把基本的“红线”比喻为“天花板”，两“线”之间改革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
    在“地平线”与“天花板”之间，如何探索中国的包容性体制?“题”怎么破?从哪里破?“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可成为“破题”的一把钥匙。?
    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公约数”是什么?
    笔者认为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此为轴心形成一种“聚焦”，厘清并清除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体制障碍，则可有助于建立符合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政治体制。?
    从现实生活来看，腐败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于权力运行缺乏严格有效的体制机制约束。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人访问延安后，被延安的清廉所打动，回南京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宋美龄评论一句：“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那么，在“尝到权力的滋味”后，如何加强严格有效的体制约束呢?鉴于现实状况，可从政府体制改革搞起，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效约束权力、监督权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4、文明交融：寻求东西方文明交融互鉴，应对文明冲突?
    文化领域“包容性改革”，深层的是“文明交融”问题。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阐述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由文明间冲突引起的(亨廷顿，1998)。
    当今世界文明确有很大的差异性，或者说“文明的隔阂”。正是文明隔阂的现实，引发了笔者的思考：能否由“文明隔阂”走向多元基础上的“文明交融”(常修泽，2010)。?
    如果不是从绝对意义而是从相对性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共同文明是存在的，如中国古典哲学讲的“天人合一”、“和为贵”等等，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这种价值适用于所有的人群，对此不能持虚无主义态度。?
    但是，人类的共同文明不能简单地全部等同于西方文明。笔者的公式是：西方发达国家文明中的精华，加上发展中国家即东方文明的精华，等于人类的共同文明。?
    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两大浪潮，正在使多样化价值理念之间发生频繁的交集、碰撞和融合。笔者把这个命题的解，称之为“文明融合论”。构建当代“新普世文明”的“大屋顶”，是“包容性改革论”的高境界诉求。?
    5、天人合一：“天”上有环境产权，“地”下有资源产权，“人”有自身产权。以“天”、“地”、“人”产权破解生态困局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其中，“究天地之际”乃是强调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实现天人合一。?
    当代人的生存发展，是一个包括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天”)、人的生存发展资源(“地”)和人的生存发展自身(“人”)在内的完整体系。人类生态环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有四条路线：技术创新路线、结构调整路线、政府规制路线、市场机制路线(包括产权与价格机制)。市场路线是四线中的“短线”，而“产权”则是“短线中的短线”。生态环境体制改革，需要向产权拓展。?
    “天”上有环境产权吗?“地”下有资源产权吗?“人”有自身产权吗?《广义产权论》中的“天地人产权论”告诉您：“天”上有环境产权——应建立环境产权界定、环境产权交易、环境产权保护制度。“地”下有资源产权——瞄准“五项权能”：农民土地经营的流转权、林地经营权和林木转让权、矿产资源的探矿权和采矿权、水资源产权、海洋“用益物权”。“人”有自身产权——重点是劳动力产权、管理产权和技术产权，还有环境人权(常修泽，2009)。以“天”、“地”、“人”产权破解生态困局。?
    四、包容性改革的实际运作?
    最后讨论包容性改革的实现方式：关于包容性运作问题。根据目前中国改革的实际状况，建议把握如下四点。?
    (一)瞄准目标，把握动态均衡?
    全方位改革，无疑要凝聚共识、协同推进。但“共识”向哪个中心“凝聚”?“协同”起来向哪个方位“推进”?有一个基本方向问题。依据国家在现代文明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新阶段的改革，应当握好“五环改革”各自的核心目标(前已阐述)。目标确定之后，必须执著秉持，不能犹豫彷徨。须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85)。?
    中国改革面临极其复杂的格局。为避免掉入悬崖，需采取“大均衡”改革方略，找准各自的“均衡点”。经济改革，找准市场化和公正化的均衡点;政治改革，找准“深刻革命”与“自我完善”的均衡点;社会改革，找准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均衡点;文化改革，找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均衡点;资源环境制度改革，寻求“天地”与“人”的均衡点。?
    “均衡点”不等于中间点，它是动态均衡的。跟“翘翘板”一样，哪边失衡要适当地往哪边移动一下，找准平衡。?
    (二)突出重点，寻求实质突破?
    由于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边际演进”的渐进式改革之路，经过30余年，迄今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经改完，余下的都是“坚硬的堡垒”。在改革的“战车”跨越边缘性障碍之后，现在需要推进到核心部位的“堡垒”面前。改到此时、此处，需要突出重点，啃硬骨头。应当考虑实施紧迫的、有重点的、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具体意见如下[6]：
    1、经济改革：围绕“公正性的深度市场化”改革，突出五个重点?
    (1)垄断行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但又是十分复杂的改革。依自己对“垄断行业改革”的研究[7]，提出“结构性破垄”方略，即对中国垄断的三大类、六种情况区别对待，“三不破、三破”：?
    ——对真正的自然垄断性环节(如电网、铁路网、航空网、骨干电讯网等)，可暂时不破垄，但要实行一定范围的“争夺市场的竞争方式(competitionforthemarket)”;而对过时的、假冒的所谓“自然垄断”和垄断性行业中的竞争环节(如发电、铁路运输、航空运输、电讯运营业务等)，要坚决破垄。?
    ——对法令性的垄断(如烟草)，可不破垄;但对不合理的行政垄断(指利用行政权力保持不合理垄断地位的)，要坚决破垄。?
    ——对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中，不应破垄，还应进一步加强，以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对阻碍和限制竞争的经济性垄断(厂商串谋、寡头垄断以及利用行政权力实施垄断行为等)，应坚决破垄。在此，要消除社会上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将“产业集中”等同于“垄断”的误区，化解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由而排斥垄断性行业改革的“心结”(常修泽，2008)。?
    (2)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点是锁定使用权人的土地用益物权，要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包括流转和抵押)的权利。这里提出三点：其一，建议改换“赋予农民权利”的提法，这种提法带有自上而下的“恩赐”色彩。从产权关系来说，农民的土地既不是“国资”，也不是“党产”，何来“赋予”之说?实际上，“农民的权利”是“天赋”的，建议采用“承认”、“尊重”、“保障”的提法。其二，明确农村集体土地可以依法进入市场流转，使农民最大程度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利益。其三，不要武断地排斥农民的土地抵押权，而应根据新情况修改《物权法》，予以确认。?
    (3)金融体制改革。重点是打破大银行垄断，推进私人及草根金融发展;同时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改革要把握两个抓手：存款保险制度和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基准的市场化利率。?
    (4)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改革分税制和预算管理体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环境税等，以及改革资源税等。?
    (5)资源性产品为重点的价格改革。这是要素价格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将市场体系建设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面。?
    2、社会改革?
    围绕“社会共生”和社会组织创新，5个重点：(1)收入分配改革;(2)户籍制度改革;(3)事业单位改革;(4)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创建;(5)社会组织改革(如各种社团组织，重点是“去行政化”、实行登记制、取消主管部门、经费自筹等)。?
    3、政治改革?
    围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突出4个重点：?
    (1)政府自身体制改革。重点是减少政府干预权力，可从改革审批制度切入，对各级政府事权进行大幅度调整，大力度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直接管理。推动政府由管制性政府向“中立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转变。?
    (2)鉴于腐败是当前群众最关注、最痛恨的问题，其中最难的在于解决体制性腐败，应将官员及亲属的财产公开制度和子女留学返国制度作为重点，要有明确的时间表。?
    (3)以独立公正为旗帜的司法体制改革，如，可将各地法院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地方政法委，由最高法院直接领导;监察局和反贪局也从行政序列中独立出来等。?
    (4)有关党内和社会民主化改革(如党内最高领导层差额选举)等。?
    关于文化和生态领域，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这场攻坚战将会打得十分艰苦。因此，务必寻求有“实质性的突破”(常修泽，2013)，这是当前老百姓最期待的东西。?
    (三)尊重首创，包容创新性“异类”?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改革的真正主体。回顾中国改革实践，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新的制度安排是谁设计的?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这里，农民表现了历史的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体现了人民作为创新主体的基本价值。
    新阶段的全方位改革，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是13亿人自己的事业。一定要尊重、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和首创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去。
    衡量尊重与否、发挥与否的标志是敢于不敢于、能够不能够包容所谓创新型“异类”。“从一定意义上说，包容创新型才是包容的真谛”(常修泽，2013)。?
    而要包容创新型“异类”，就需要特别关注：21世纪创新的新现象——“无限制的新人”。1997年夏，美国学者戴维·布鲁克斯在《旗帜》杂志发表的论文提出，“新的技术力量创造出来的新人”——“无限制新人”。这类新人有三个特点：他们“是技术专家，是商人，又是艺术家”;他们“喜欢新概念，新思想，新的思维方式，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他们“不喜欢等级制，认为等级、职务、头衔是限制性的，已经过时”(戴维·布鲁克斯，1997)。受此启发，笔者在1998年撰写的《21世纪初期中国企业创新探讨》中，提出“无限制新人”将成为21世纪创新的新现象(常修泽，1998)。?
    如果说，在20世纪末“无限制新人”还只是理论推演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已经看得很清楚：美国的乔布斯、中国的马云等等，不就是活生生的一代“无限制新人”吗?当初他们出现时，是被人们作为“异类”看待的，但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代新人的爆发力。?
    中国的改革是几代人从事的前所未有的创新事业，特别需要一代“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的新人。如果说他们属于“异类”的话，讲包容恰恰是包容这些“异类”。整个社会应当为一代“无限制新人”的崛起和成长开辟道路。?
    (四)突破藩篱，该“砍手”时“砍手”?
     新阶段的全方位改革，将会遇到一些障碍，其中，固化的利益格局是最大的障碍。笔者在问卷调查中，56%的人都完全赞同“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最主要障碍”这一提法，值得重视。?
    这就产生一个如何应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也不能够用传统的“你死我活”的思维来应对，而应该采取“差别化”的对策。其中的关键在于摆脱既得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
    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了较大的削弱，但在一些改革尚未攻坚的领域，其能量依然较大。在新的条件下，可能会以新的形式来表现自己。同时，近年来还产生了新的固化利益格局。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既不希望倒退回到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赞成继续深化改革，极力维持目前某种“胶着”状态的局面，期望从这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中获得好处。新、老两种情况的交叉并存，形成相当复杂的利益格局，并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当改革进入新阶段之后，能否超越这种利益格局的羁绊，是一个关乎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
    从现实情况看，现今官方体制的一些“手脚”已经烂掉。切除它恰好防止这种溃烂祸及全身、特别是伤及头脑。从这个意义上说，“切除烂手烂脚”这种手术是“非做不可的”。可采取“壮士断腕”的举措，该“砍手”时“砍手”。在这方面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智慧。??
    参考文献：
    常修泽,2008：《人本体制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广义产权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产权人本共进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常修泽等，1994：《中国：“换体”的革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创新立国战略》，北京：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联合出版。?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范世涛，2013：“包容性制度、汲取性制度和繁荣的可持续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1。?
    高尚全，2005：《民本经济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老子，2004：《道德经》，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俞可平主编，1997：《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张卓元等著，2012：《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尼古拉斯·R·拉迪，1999：《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隆国强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波兰\]科勒德克，2000：《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刘晓勇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1957：“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印\]阿马蒂亚·森，2003：《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MF，1994：《中国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中译本，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开杰)
    原文出处：常修泽，“包容性改革论探讨——中国中长期全方位改革的战略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6期。
    [1]“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系笔者于2009年11月1日在中国海南举行的国际会议提出，参见：常修泽，“中国正面临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经济参考报》，2010-03-12;另见常修泽等著,《创新立国战略》，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联合出版，2013：1—2。
    [2]2008年，笔者在拙著《人本体制论》中曾“着眼于中国下一个30年，就更大范围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五环式’的体制改革提出思路”。参见：常修泽，《人本体制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1。
    [3]《资治通鉴》曾记载了唐太宗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时讲过的一段名言：“自古皆贵中华(指中原)，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4]2013年5月，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公布了对民众的政治倾向问卷调查结果(参见凤凰网新闻：《社科院调研内地公民政治观念》2013年5月3日)。据该新闻透露，调查机构在全国四类城市——直辖市及特大城市、省级及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及县级市中，随机抽取北京、深圳、孝感、榆林做随机入户调查。对象锁定在“18周岁以上的在城镇生活的公民”，样本数量为1750人次。虽然对于该机构公布的不同政治倾向百分比的准确性，学界有不同意见，但是，中国政治倾向多元化已成不争事实。
    [5]为使改革能“接地气”，2012~2013年笔者对中国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部分地区作了问卷和摸底分析，结论如下：1、经济体制改革：被排在前的是与社会改革交叉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47%)、国有企业改革(21%)。其中:(1)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面：36%的人认为应当降低政府、企业收入同时提高居民收入，31%的人认为应当限制垄断行业高收入;(2)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46%)和“将国有企业更多利润用于充实社保基金”(37%)两项呼声最高;(3)财政体制改革：48%的人认为应当公开政府财政支出，43%的人认为应当增加民生支出;(4)税收体制改革：27%的人认为应当扩大房产税覆盖范围，23%的人认为应当开征遗产税、资源税等新税种;(5)金融体制改革：36%的人认为应当降低民营资本进入国有银行门槛，27%的人认为需要加强银行、证券、保险监管。2、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34%)、“司法机构独立行使权力”(30%)和“加快政府改革”(27%)是呼声最高的三项。3、社会体制改革方面，除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外，72%的受访者认为“健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4、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43%的人认为“推进文化产权版权技术等市场建设”最重要。5、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有40%的人认为“强化耕地保护水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制度”最重要。6、当前改革的主要阻力，61%的人认同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阻扰”，其次来自“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14%)，再次来自认识不统一(9%)、各领域改革不协调(9%)。需要说明的是，56%的人都完全赞同“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最主要障碍”这一提法(调查的详细情况将在笔者即将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反映)。
    [6]更为详细具体的意见，参见笔者：《给三中全会全面改革方案的四点框架性意见》，载于香港《经济导报》杂志，2013年第17期(2013年8月26日)。
    [7]参见常修泽：“中国垄断性行业深化改革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08年第9期。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2013年第六期，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