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军：经济周期——《经济学的新框架——兼及西方经济学的批判》第十二章

    自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以来，经济周期就一直困扰着人类，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周而复始的运行，人们难于通晓其中奥妙，尤其当经济危机来临，面对社会财富 的巨大损失、失业人口的骤然增加，人们却不知就里、措置失当。诚然，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已经不少，但正如罗斯巴德所说：“周期发生在经济世界中，所以一个有效的周期理论必须与普通经济学的理论相结合。然而，这两种理论的结合，即使是尝试性的结合，也显然只是一种例外，它并不是经济学中的常规。近20年来，经济学已经被很糟糕地分割成一系列互不关涉的部分----各个领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1][2]这段话写于近50年前，至今仍不算过时。在当下我们身处的这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具有统一性地说明经济周期，仍是经济学家的当务之急。
    一 传统周期理论的简单回顾
    1929年毁灭性的世界经济危机，震撼了世界，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根基，使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声名扫地。当时的国际联盟有一个计划，试图找出危机的原因和挽救方法，这个计划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作为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有了哈伯勒的《繁荣与萧条》这本书，书中介绍了截至当时的一些流行的周期理论，现今看来，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哈伯勒把周期理论划分为几个大类：纯货币理论；投资过度论；消费不足论；心理理论等。在每个大类下，又有一些区别。
    （一）纯货币理论
    霍特里是这一理论最坚定的阐释者，他认为经济周期是“一种纯货币现象”，经济活动之所以会有变化，繁荣与萧条所以会此起彼伏，市面所以转好转坏，“货币流动”是唯一的具有充分理由的原因。当以货币计算的商品需求〔即货币流动〕增长时，商业即趋于活跃，生产将提高，价格将上涨。当需求减退时，商业即趋于呆滞，生产将萎缩，价格将下跌。这种货币流动的增长或减退，是渐进的、累积性的，它们的交替发生，使经济呈现周期现象。如果货币供给能取之不尽，繁荣期间就可以延长，萧条就可以永久防止。由此看来，经济崩溃之所以反复出现，归根结底，是由于金本位制。[3]
    （二）投资过度论
    这种理论的中心论点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或资本品工业，与生产消费品的工业相比，有了过度的发展。这种现象是在高涨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严重失调的症状。据说是，资本品工业有了比较过度的发展，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相较，超过了实际局势所能长期忍受的程度。因此，促使繁荣趋于崩溃的原因，是生产结构实际上的失调。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资本品工业的投资过度，这一理论又可区分为三派：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哈耶克、米塞斯、马克路普、罗宾斯等，他们强调货币因素在周期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由于利率机制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会出现货币信用的扩张；而这种信贷的扩大，首先是资本品工业的投资，次后会延伸到消费品工业，形成普遍的繁荣；但是，信贷的扩张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一旦信贷扩张停止或信贷收缩，就将引致危机和衰退。另一派着重从为新投资提供机会的那些环境——如新发明、新发现、新市场开辟等，来说明周期。这一派的主要学者是卡斯耳、汉森、斯庇索夫和魏克赛尔，庇古和熊彼特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他们相近。其主要观点是，新发明、新技术、新市场会引起新需求的增加，首当其冲的是资本品工业的新发展，其后消费品工业也会有一定的发展，然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赶不上资本品工业的发展，从而出现失衡，导致危机。再有一派别开生面，用派生需求加速与扩大原则来说明由制成品需求变动引起的投资过度，阿夫坦利翁、比克达克、克拉克、库兹涅茨、庇古、哈罗德等经济学家持有这一观点。这一派认为，消费品需求的细微变动，都可以转化为更高阶段的那些商品需求的猛烈变动；这种变动猛烈程度的加强，会贯串到一切生产阶段，距离消费领域最遥远的那些生产阶段波动得最猛烈。根据这一加速或扩大原则，制成品需求的增加，自然会引起那些更高阶段生产的更为快速的增加，同理，制成品需求的减少，也会引起更高阶段生产的更为猛烈的减退，这样，就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解释周期现象。[4]
    （三）消费不足论
    消费不足论具有悠久的历史，劳德代尔、马尔萨斯、西斯蒙第是这一理论的早期代表，以后霍布森、福斯特、卡钦斯、莱得勒等人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消费不足论的中心论点是储蓄过多，这一方面会促使消费品需求降低，因为储蓄起来的资金没有用于消费；另一方面，在一般情况下，储蓄总是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其最终目的是增进供作最后消费的商品的生产。结果是消费品需求降低了，而供给则有所增加，市场的平衡被打破，经济体系就要遭遇困难，出现危机。
    哈伯勒对这一理论的评价不高，认为与前面所述的理论比起来，科学水平要低，它只是关系到危机与萧条的理论，而不是关系到整个周期的理论。[5]
    （四）心理理论
    在对周期进行解释时，强调心理预期的特定作用，作此思考的经济学家有拉文顿、庇古、陶西格等。所谓心理理论家，跟别的理论家相比，他们比较着重的，或认为具有较大独立影响作用的，是“心理”因素，而不是“非心理”因素。心理理论家认为，乐观心理或悲观心理是扩张过程或收缩过程中的一个助成因素，这当然不是说，周期完全是由心理因素决定的，也不是否定其他经济因素对周期的决定作用。因此心理理论和其他的周期理论有相容性，起着互相补充互相加强的作用。[6]
    （五）收获论
    把农业情况变动与工业波动联系起来，以气候的变化、农作物的丰歉、甚至太阳黑子来说明周期，杰文斯父子和穆尔等作如此想，但随着农业在经济比重中的下降和世界贸易的发展，这一理论早已势微。[7]
    除了以上哈伯勒介绍的周期理论之外,还有一些当代有较大影响的周期理论。
    无论如何必须提到的是凯恩斯的周期理论，一则因为凯恩斯理论对经济学带来了一次革命，为学究气愈来愈浓厚的经济学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一则因为凯恩斯的政策建议第一次使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有了如此紧密的结合，不论其成败都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凯恩斯主要以消费倾向、货币之灵活偏好、资本之边际效率来论证周期，其中又特别择出资本之边际效率，以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来说明周期的变化，而人们对资本之边际效率的未来预期，在这里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当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危机就到来了；萧条期之所以较长，其一取决于固定资产的寿命和人口增长率的相互关系，其二受积压商品的仓储费的影响；更让人为难的是，在萧条中，资本之边际效率相当低，消费倾向亦在缩减，人们的信心难于恢复，指望私人投资的增加来扭转局面，似不可能，应增强政府干预投资的力量；当复苏开始，资本边际效率的提高及人们对资本边际效率的乐观预期，将把经济推向高涨。另则，资本之边际效率在特定意义上与利率有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降低利率是保持资本边际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8]
    卢卡斯在他的理性预期基础上建立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他用未被预期到的货币冲击来说明经济周期，其一般的路径是：一次意外的货币冲击使价格总水平上涨，但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水平没有变化；厂商由于不了解市场的全部情况，误把自己产品的价格上涨看作是相对价格的提高，是对他的产品的需求增加的信号；在此情况下，厂商自然会增加供给。当所有厂商都这样行动时，实际产量就会超出正常水平。货币冲击产生的这种影响虽然在长期中会消失，但在短期中会引起经济波动。在这里，货币因素是波动的初始根源，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整体经济的波动，波动的传导机制是信息障碍。如果货币冲击是意料之内的，则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此时不存在信息障碍，经济当事人就不会产生错觉。这样就可以回到理性预期学派的本源上来，只要有完全的理性预期，就不会有失衡，不会有经济波动。[9]
    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也许要算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巴罗、霍尔、普洛塞等。他们主要以内生的技术进步来说明经济周期：假设存在正的技术冲击，这种冲击增加产量，提高劳动需求和实际工资；经济当事人——劳动者或生产者必须判断这一冲击有多少是暂时性的，有多少是永久性的；经济当事人面临一个信号筛选的问题。假定一种极端的情况，劳动者估计这一冲击是暂时的，现时的实际工资相对于未来是高的，劳动者为了利用这一时机，将推迟对闲暇的享受，提供更多的劳动，于是产量和就业量均上升。假定另一种极端情况，劳动者估计这一冲击是永久性的，这对他们的劳动供给可能不发生影响；但生产者将进行新的资本投资以便在将来增加生产。技术冲击是序列相关的，这造成了产量波动的持续性。它鼓励生产者不仅在冲击开始时，而且在初始冲击过后的一段时间里进行新的资本投资。资本的扩大需要一定时日，因此产量在初始冲击的相当长的时间中增长，并且在一系列序列相关的冲击后的一段长时间中继续增长，直到冲击消失。如果不存在对于技术的进一步冲击，生产者会发现，同保持稳定状态的增长所需要的资本相比，他们持有了太多的资本。此时，最优计划将促使他们减慢投资速度，直到资本折旧使经济恢复到稳定增长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产量和就业会同资本一起波动。可见，跨时闲暇替代特别是新资本形成需要一定时日成为波动的传导机制。[10][11]
    至于新凯恩斯主义用菜单成本来解释周期,诺德豪斯、阿莱西纳等人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似乎离经济学的核心太远，我们就不赘述了。
    二 经济周期的幻化表现
    在介绍周期理论时，我们已经看到，形形色色的周期理论，让人们无所适从，经济学理论上的混乱，从来没有比周期理论更甚的了。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不能在周期理论上达成更大的一致呢？其实，我们不应更多地责怪经济学家，翻开经济周期的历史，我们很难找到两个周期是相同的，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经济周期都与其他经济周期不相雷同。如果说经济学的不少理论与现实脱离得太多，这样的责难却不适用于周期理论，相反，周期理论大多都与周期现象如影随形，有些直接就是周期现象的摹写，我们一定要在其中挑刺的话，只能说传统周期理论过多地被周期现象牵着鼻子走，不能从纷纭的周期现象中抽绎出一般性的周期理论。
    经济周期现象的纷纭多变，是周期理论层出繁多的主要原因，我们完全可以从众多的周期现象中为不同的周期理论找到一一对应的关系。
    用“纯货币理论”来解释周期现象，
    在经济学界有较多的追随者，哈伯勒在总结诸多的周期理论时，也倾向于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最极端的例子是1719年发生在法国的危机，史称“密西西比泡沫”。这次危机的故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一个被称为金融奇才或巨骗浪子的苏格兰人来到巴黎，他名叫约翰·劳，他认为发行纸币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极大的便利和好处。当时的法国正面临重大的财政危机，背负了巨额的国债，他说服了正为财政危机一筹莫展的摄政王奥尔良大公，被允许成立一家私人银行，可以发行纸币，这种纸币能兑换硬币和付税。这家私人银行是股份制，它规定它的股票可以用25%的硬币和75%的政府债券购买，〔当时的政府债券已大大贬值，仅值债券面额的21.5%〕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好策略，既取悦了法国政府，又获得了民众的信任，于是，这家银行的业务蒸蒸日上，赢得非常好的信誉，纸币的价值甚至高于金属货币的价值。约翰·劳俨然成了法国的救世主，到处受到人们的追捧。这时，约翰·劳又取得了法国政府在密西西比河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贸易特许权，成立了密西西比公司，约翰·劳对外不断宣称密西西比河流域遍地黄金，那里的山都满是金、银、铜、铅、水银……大众被公司丰厚的利润前景所诱惑，申购公司新股的人昼夜排队，甚至等上几星期；公司股票的价格扶摇直上，有时几个小时就能涨20%，整个法兰西沉浸在致富的狂热中。奥尔良大公也为约翰·劳的成功所激动，把约翰·劳的银行变成皇家银行，更大规模地增发纸币。货币供给大增、股价大涨，似乎刺激了经济的发展，物价上涨、就业增加、新开项目不断涌现……整个法国又开始沸腾起来，到处充满了喜悦与幸福。但是，好景不长，泡沫终将破灭，骗局焉能持久，法国被金融幻梦拖入了普遍的危机中。[12]我们再次申明，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纯货币理论”的经济学家也许不会把这个极端的例子作为他们的理论的标本，他们完全可以从其他经济周期中找到更好的证明，远的就不说了，近二十年来，拉美的经济危机，亚洲的经济危机，以及这一次由美国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都是直接以“金融危机”来冠名的。其实，在任何市场经济中，货币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在任何经济周期中寻找货币作用的身影，都可以信手拈来。但是，正因为货币无处不在，为什么货币有时会引致经济危机，有时却又超然事外；有时在经济周期中似乎成为罪魁祸首，有时却又波澜不惊、让经济有着较为长期的稳定。最让人难于回答的是，在现代经济中，由于资讯的发达、中央银行的普遍存在，货币因素在所有的经济要素中，是一个最可控的因素，如果货币因素是经济周期的主要决定力量，那么在货币因素可控的前提下，经济危机应该早就绝迹了。我们认为，货币因素固然重要，但它不是经济周期内在的、本质的决定力量。
    用英国1825年的危机来作“投资过度论”的脚注，也许较为恰当，因为当时的英国既有充裕的社会游资、利率较低；又有新技术、新发明的出现。大不列颠的资本主义在一马当先的一百多年的发展以后，已经积蓄了巨大的资本能量，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迅速增加，伦敦市场上蛰伏着大量的资本，利率因而处于较低的水平，由于国内的投资机会有限，英国为欧洲大陆和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
    发放了大量的国债。正当国内的投资机会严重不足之际，英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发明——铁路，精明的英国人从中嗅到了巨大的利润前景，于是几十家铁路公司成立了。铁路的投资带动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各种矿务公司、轮船公司、运河的开浚、码头的兴建……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一则英国的国内市场早已饱和，另则海外贸易又遭遇其他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1825年英国又堕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13]用投资过度来说明经济周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尤其在市场经济的早期，盲目的投资热情给经济带来的巨大波动，在经济史上屡见不鲜。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时一地的投资过热或有可能发生，也能引致局部的经济波动，但要用来说明全局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已经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了。更令人不能满意的是，因投资过热而产生的经济危机诚然有之，但那些没有投资过热的经济危机又将作何解释呢？
    “消费不足论”与“投资过度论”往往是同一问题的两面，消费不足可能是因为投资过度，投资过度是相对于消费不足。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颇能说明这一点。1765年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使棉纺业的生产力得到大大的提高；1769年用水力推动的经线纺纱机的发明，更大地开拓了棉纺织业发展的前景；尔后蒸汽机的出现，又为纺织业提供了更新、更便利的动力，使棉纺织业的发展一发不可收。到了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成百上千个棉纺织企业如同变魔术般在英国各地涌现，棉纺织品的生产迅速扩张，很快产品大大超过了消费者所能消费的数量，从而使市场上商品充斥，棉纺织品堆满了商店、货栈，到了1788年，引发了一场棉纺织品生产过剩的危机，其后的二、三十年间，棉纺织业一直起起落落，没能彻底走出消费不足、生产过剩的怪圈。[14][15]以消费不足来论证经济危机，这在厂家生产过剩、商品积压与贫苦民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尖锐对立中，特别具有说服力，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以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来说明经济危机，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尤其在资本主义的早期，恶劣的生产条件、延长的劳动时间、微薄的薪酬，使劳苦大众长期处于消费不足的境遇中。这只是一种意义上的消费不足，是指劳苦大众缺乏足够的收入来进行消费；而“消费不足论”看到的是有产者因有过多的储蓄不曾用于消费。然而，正如哈伯勒所说，用消费不足来解释经济周期的危机阶段，尚聊备一说，但消费不足如何说明经济周期的其他阶段——如复苏与高涨？一个不能统一说明经济周期的理论，总难免有缺陷。
    用心理预期来界说经济周期，不论是适应性预期还是理性预期，都令人有难于措手足之感。预期作为人们的思维活动，总是伴随着人们经济生活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在任何一次经济周期的历史中，寻找到心理预期的影子，在经济复苏与高涨中，人们看好未来，从而积极、主动、甚至狂热地进行投资与生产；在经济危机与萧条中，人们被悲观情绪所笼罩，前景暗淡，只能撙节度日，减产撤资。这时，你说心理预期决定了经济周期，似乎也振振有词。但是，心理预期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它只能附丽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一般而言，人们只会在危机中才能预见危机，在高涨中预见高涨；如果能在危机初萌时便能预见危机，在高涨未臻时就能预见高涨，这样的人已属凤毛麟角，不能用之要求普罗大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心理预期只是密勒发的猫头鹰。[16]诚然，在经济周期中，心理预期对不同的周期阶段均有助力作用，但它不是主动力，更不是原动力。[17]
    以技术进步来说明周期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我们在“投资过度论”的某一学派中，已经看到了它的身影，只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来得更精巧，更有学究气，也正因为如此，它背离了周期理论的现实传统，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并不实际。技术进步是一个泛化的经济现象，它存在于经济现实的各个时期，我们要为每一次经济周期寻找它的技术进步背景，也许不算难事；但是要为每一次技术进步布置周期现象，却是绝不可能的，即使是一些大的技术进步，也不能为之找到一一对应的周期关系；更令人迷惑难解的是，技术进步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用新古典的话来说，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但在危机与萧条中，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损失和破坏，二者相差十万八千里，叫人如何相信单用技术进步能说明周期。
    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的周期理论中，凯恩斯的周期理论仍然算是最全面、最现实的，凯恩斯以总有效需求不足来概括周期，这既包括了投资过度论又包括了消费不足论；他以流动性陷阱和利率为影响周期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把“纯货币理论”囊括了进来；他以消费倾向、货币之灵活偏好、资本之预期收益来说明周期，我们恍然又进入了“心理预期理论”的领域……。人们会指责到：在现实中，凯恩斯理论曾经把西方发达国家引入了“滞胀”，这诚已有之；但在凯恩斯理论的主导时期，却未出现过大规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也是事实。即使在这一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手段，仍主要是从凯恩斯理论的武库中摭拾出来的。在理论上，对凯恩斯理论最有力的指责是凯恩斯理论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这确实击中了要害；但放眼其他的周期理论，又有多少是有坚实的微观基础的呢？〔这种反驳当然也针对新古典的周期理论。〕我们为凯恩斯的周期理论辩解，并非我们完全认同凯恩斯的周期理论，而是认为他的理论在周期理论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倘若我们要另外开辟道路，这里也可以作为一个出发点。
    幻化多变的周期现象与纷纭众说的周期理论，并没有使我们对经济周期的认识深化了多少，从表面上看，每一种理论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如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下，
    它们只是一些耀眼的光斑，使人们看不清经济周期的真面目。在这一次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我们又得到了新的印证，危机没有预警、危机猝不及防、危机的波及面之深之巨……过往的周期理论都无法给出圆满的解答。倘若我们把眼光稍微放宽一点，放眼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却看不到经济周期的踪影，尽管以上周期理论所涉及的决定因素在计划经济中大都存在，为何却没有引致经济周期呢？这是发人深省的。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周期理论是最贴近经济现实的，但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抽象出一个统一的、一贯的、具有高度统摄力的周期理论。在下面的小节中，我们试图从肯定的方面作出新的努力。
    三 新的经济周期理论
    为经济周期寻找一个既有统一的微观基础，又能涵摄诸多周期理论的学说，这是
    可能的吗？哈伯勒曾经说过：面对经济周期，“只单单强调一种原因已经越来越令人难于置信了，这种说法应该受到怀疑。”这似乎也成了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认为应该从多层次、多角度、多因素来探讨经济周期。[18]然而，纷繁杂乱的周期理论已经令人无所适从，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确又让众多的周期理论黯然失色，我们是从过去的周期理论中东挑西拣，找一个多少有点说服力的理论呢？还是建立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新理论？看来应该是后者。
    我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结构性的经济危机，一种是本质性的经济危机。为了以示区别，对这两种危机略作界定。
    结构性的经济危机是指经济体系结构性的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它有以下一些特征：一、它是经济局部的失衡，但这种失衡足以对经济整体构成大的冲击，从而使经济体系发生震荡。比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和二十世纪末“互联网泡沫”所引致的危机。二、这种危机在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有可能发生。三、相对而言，这种危机对经济整体的危害较小，持续的时间也较短。四、这种危机一般没有明显的周期现象。
    本质性的经济危机是指由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决定的经济危机，它的主要特点是：一、它是整体性的经济波动。二、它主要表现为总需求不足。三、它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所特有的。四、它的破坏力更大，持续的时间较长。五、它是周期性的，但它的周期表现在市场经济的早期较为暴烈，在现在的市场经济中较为和缓。
    以上两种经济危机有时互相搅和在一起，起着互相联系、互相增强的作用；本质性的经济危机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结构的危机，而结构性危机有时也由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所决定。但是，我们把它们加以区分的目的是明确的：人们时常把它们混淆在一起，影响我们对周期性危机的本质性的探讨。这是我们必须防止的。
    在作了以上的区分之后，读者们应该明了，对经济周期的探讨，我们的重点将放在本质性的经济危机上，或者换句话说，理解经济周期，主要在于理解本质性的经济危机。结构性的经济危机，人们较易理解；而人们莫衷一是、多有歧义的是对本质性经济危机的理解。
    本质性的经济危机是指由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决定的，说到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就是我们在第一编中所阐明的那四个基本关系，即社会分工、产权私有、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个人利得最大化。这四个基本经济关系，是如何决定经济周期的呢？
    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并成为经济的主体形式，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起着主导的作用。资本家建立商埠，开辟市场，建设工厂，融资集资，进行原始积累，发起工业革命，开展世界贸易……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同时，使市场经济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各个经济体〔这种经济体可以理解为个人、企业、集团、地区、或国家〕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依存、普遍对立、互为制衡，形成了广为联系的经济网络。当然，资本家主观上并没想拯救世界，造福人类，他想的只是自身利得的最大化，亚当·斯密指出这种个人利益的追逐能带来普遍的社会利益，这只说对了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即使在经济领域，也会产生巨大的灾难。在对经济周期的分析中，我们亦能看到这种对立性。
    资本家把资本的触角伸向城市、伸向乡村、伸向海洋、伸向新大陆、伸向世界各地……，无孔不入，无往不利；资本在自身的运作、周转中不断增殖，形成日愈庞大的聚积在个人手中的社会财富。在每一次经济周期中，资本家都尽可能把积累的资本投向有利可图的领域，这种冲动是无法遏制的，这一过程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繁荣或高涨阶段；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阶段，经济的高涨不是没有限阈的，当充分就业已趋实现，[19]市场需求已经饱和，再也难找到新的投资项目时，或累积的资本、或闲散的游资、或银行的储蓄，既不能用于消费，也不能用于投资，危机就将到来，而危机到来时，企业倒闭、银行关门、失业骤增……会进一步加重危机或加速衰退；在随后的萧条阶段，人们仍被笼罩在衰退的阴影中，不复再有扩大的生产和新的投资，只能是慢慢销售库存积压商品，使供给与需求维持在低水平上，所以萧条阶段显得特别漫长；当积压商品销售殆尽，闲置的厂房设备逐渐启用，陆续招募失业的工人，市场回暖，倒闭的企业恢复生产，经济便进入复苏阶段；当经济复归正常，人们对未来又有了新的憧憬，资本仍在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一轮的经济高涨又开始了。
    我们对经济周期的描述，如此平淡，如此简陋，如此缺乏专业水准，人们会哑然失笑：这就是新的周期理论吗？且慢，容我们再作分说。
    我们总是依托基本的经济关系来阐明各种经济理论，对于经济周期理论，同样也不例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日愈细密，诚然，这使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但同时也使人们的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每一个人都处于普遍联系的经济体系中。正是在这种普遍联系的经济体系中，市场经济得以运行，得以发展，得以壮大；资本在这种循环往复的运动中，得以扩大，得以增殖。与此相反相成的是，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如果发生失衡，都有可能引致整个经济体系的滞碍与震荡。也就是说，社会分工的普遍化，容易使局部的失衡演变为整体的失衡，对危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危机具有极高的传递效应。这就犹如一个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汽车可以在上面高速行进，但是，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形成堵塞，这时如没有分流方式，就会造成整个交通系统的瘫痪。
    私有产权的存在，产权的明晰化，使市场经济得以稳定、有序、高效地发展，所以我们说，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物质保障。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说明，价格是私有产权的货币化。而私有产权的不同权重，以及人们的私有产权在量上的区别，必然导致财富占有的急剧分化，大量财富积聚在少数人手中，这为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留下了隐患，也为经济周期提供了物质基础。另外，私有产权的力求自保，私有产权的各自为政，这在危机中适成为不利的因素。在危机中，在最需要增加支出、扩大需求的时候，人们出于私有财产的自保意识，却在紧缩支出，减少需求，这将会加剧危机；在最需要集社会之力共度时艰的时候，私有产权的各为己私、各自为政，增加了应对危机的难度。
    人与人之间的对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更为普遍。我们曾经说过，这种对立是哲学意义上的，它既是对立，又包含同一，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过程中，事物得以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劳动者与企业主之间的对立、工会组织与企业家集团之间的对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对立……构成了市场经济的运动方式。在这些纷然的对立中，对立各方都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在彼此利益的博弈中，达致某种同一，从而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然而，这些对立往往会转化为恶的对立，〔黑格尔称没有同一性的对立为恶的对立。〕企业主之间会出现恶性竞争；供需之间互相拖欠货款；企业大量裁汰员工；工会组织在工资谈判中的强硬立场；商品所有者坚持其价格的刚性……这些对立都可能使危机产生并进一步恶化。假定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假定企业在减产停产时继续留用员工，假定富人尽其所有救助贫困……，危机将化于无形。
    对经济周期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个人利得最大化。我们上面提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是经济的主体，资本家的个人利得最大化，主宰了经济的全过程。资本家是为资本增值而生的，为了资本增值，他可以鲜廉寡耻、冷酷无情、交结权贵、公行贿赂……也可以节衣缩食、筚路蓝缕、殚精竭虑、百折不挠……，如果不带道德判断的描述，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资本增值成了资本家毕生的事业追求。资本在资本家孜孜以求的追逐中，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资本家掌控着巨大的社会财富，资本家深知，他只有保有资本积累这只母鸡，才能得到资本增值这颗金蛋。资本家阶级的这种角色定位，决定了他们是一个多生产少消费的团体。有人或许会说，资本家阶级占有的社会财富实在太多了，除了满足他们自己骄奢淫逸的挥霍外，仍有大量的剩余用于再投资；有人或许会说，资本家阶级精明节俭，勤奋创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就业人数的增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姑且抛开这些感情色彩的话语，注意一个确切不移的事实：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收入大于支出，生产大于消费。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这种收支的不相匹配、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就是经济的失衡，就可能引起经济波动，这是一个矛盾。但是，这里的失衡是就资产阶级内部而言的，如果
    放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如果资产阶级剩余的资本能够找到吸纳的场所，便可以实现某种均衡。因此，我们能看到，当资本有源源不断的新的投资场所，当这种投资能够赢利，经济不会出现大的失衡，而会出现我们所说的经济周期中的高涨局面。然而，随着经济的高涨，当充分就业几近实现，当不能再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当累积的资本既不能用于投资又不能用于消费时，危机就将来临。使情况更严重的是，资本出于自身利得最大化的本能，当投资不能赢利时，资本家不会投资；当已有投资不能赢利时，资本家会减产停产。这就是说，资本的首要目的是增值；当增值无望，资本将转而保值；这将进一步加剧危机与衰退。于是，我们说，资本的利得最大化，它既成就了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又导致了经济的危机与萧条；它既是市场经济的福佑，又是市场经济的魔咒。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
    我们用四个基本经济关系重新论证了经济周期，论证了本质性的经济危机，不知是否能取信读者？我们曾经说，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存在经济周期和本质性的经济危机。这里，我们不妨用之作一个反证。在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时期，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占主导地位，社会分工的水平较低，产品的商品化率或市场化率也较低，人们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相应地人们的个人利得最大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也较不普遍和较不强烈，资本唯利是图的生产方式仍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未发生过经济周期。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有时尽管也有投资过度，也有某种商品的需求不足，也有自然条件造成的丰收或减产，也有货币因素的重要作用，甚至还有经济的科学计划〔是否可等同于理性预期？〕[20]……这些都是经济学家们强调过的周期因素，然而却没有发生过经济周期或本质性的经济危机。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有把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目的，没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并非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但对立方式不同〕，虽然也有较为发达的社会分工。
    如果以上新的周期理论能够成立，在这个分析框架下，我们再来看以前的周期理论，就会显得不是那么庞杂无序，不是那么相互抵牾，反之，它们在这个新的框架中似乎都能找到自己位置。下面，我们不妨来对号入座。
    首先来看“纯货币理论”，当有大量尚未投入新投资的累积资本时，市场上资金充溢，利率必然低下，这时如有有利可图的项目，人们定会踊跃投资，把经济推向高涨。一旦高涨到来，充分就业实现，市场饱和，需求疲软，资金回笼慢，银根紧缩。从表面上看是货币紧缺，实质上是资本利得最大化造成的总供求失衡。这时如大量注入货币，可以减缓或推迟危机的到来，但最终仍无法改变危机必然到来的事实；如进一步紧缩银根，或受金本位制的限制，不能增发货币，危机将更为惨烈。这样看来，“纯货币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它看到了货币的周期现象，却没有捕捉到周期的本质；它纵起作用，也只能在减缓危机的损害上着力。
    “投资过度论”似乎更能吻合我们的新理论，因为我们说资本随时随地都在寻求新的投资场所，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的早期，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一浪又一浪的投资热潮，曾经是经济周期的重要景观。但是，投资过度只是资本利得最大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并非问题的实质。于是，当经济周期或危机中没有明显的投资过度时〔这在资本主义后期是经常发生的〕，这种理论就会完全失去了它仅有的一点解释力。
    “消费不足论”不正是印证了我们资产阶级生产多消费少、收入大于支出的论调吗？如果“消费不足论”能够论证储蓄过多是个人利得最大化的一个结果；能够论证资本积累是经济高涨的物质条件；能够论证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这里主要表现为企业主与劳动者的对立〕是经济周期中不可规避的矛盾；能够论证资本的利得最大化贯穿于经济周期的全过程；……是能够了洞悉经济周期的内在运动的。可惜，“消费不足论”把目光过多停留在消费不足这一表面形式上，忽略了周期问题的深入探讨。
    “心理理论”总是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
    人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借助人们的理性思维来完成的，在经济周期的全过程中，心理活动或心理预期都将发挥作用。但存在决定意识，任何经济预期都不过是经济现实的折射，心理预期的作用无论如何不能估计过高。问题的关键或许还在于，在一个纷然对立的经济社会中，个人的理性行为未必是社会的理性行为，这部分人的理性行为对另一部分人而言也未必是理性的，在不同理性的对立中，经济的走势往往会出现扭曲。
    凯恩斯的周期理论是值得特别称道的，他破除了新古典的教条，含蕴了诸多的周期理论。在我们的新周期理论中，凯恩斯的消费倾向与储蓄倾向有着它固有的位置；他的资本之边际效率的重要作用，与我们强调资本的个人利得最大化是合拍的；他的总有效需求不足的概览，标示了累积资本既不能用于投资又不能用于消费的危机现象。遗憾的是，他没有把他的理论置于坚实的统一的微观基础之上，使他的理论略显散乱，给攻击他的人留下了口实；他的政策建议，虽然使资本主义经济避免了毁灭性的经济震荡，但却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深度不够，使“滞胀”不可避免。〔这一点我们下一节再分析。〕
    由此可见，过去的周期理论，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苦于没有统一的坚实的现实基础，没有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难免表面化、狭隘化。我们的目的，就是用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关系，把貌似散乱的各种周期现象贯穿起来，以期得到一个整体的更有说服力的经济周期理论。
    四 经济周期的历史性变化
    只要我们熟稔了新的周期理论，就能对扑朔迷离的经济周期，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来，那些看似变化多端的周期现象，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它们都只是资本利得最大化的不同表现。这里最重要的一个观测点，就是累积资本〔或用更中性的词—储蓄也可〕的主要流向，累积资本流向资本品工业，我们就有可能看到投资过度的经济周期；累积资本流向消费品工业，我们就可能看到消费不足的经济周期；累积资本流向股票市场，我们就可能看到熊牛市的分野和股市的暴跌；累积资本流向房地产市场，我们就可能看到房地产泡沫引发的经济危机；累积资本流向国内或国外信贷，我们就可能看到金融风暴；……。特别提请注意：在高峰阶段，经济的转折点或拐点就在累积资本的投资不能赢利或开始亏损时；同理，在谷底阶段，经济转折点就在累积资本的投资可以赢利或赢利颇丰时。
    有了以上的认识，我们再来看历史上的经济周期，就不再显得那么杂乱无章，而是冥冥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但是，迄今为止的周期历史，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的早期，经济危机较为暴烈，周期的主要表现是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比如1788-1823年在英国发生的因动力纺织机的发明而出现的棉织品大量过剩的危机；1825年在英国因铁路的发明而引发的投资过热的危机；1837年由于铁路机车的使用在英国引起的又一次投资狂潮；铁路发明的冲击还远未结束，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铁路引起的投资狂热除了在英国继续之外，在法、德、美等国也引起了投资热潮，于是在1847年在以上诸国引发了更为广泛的危机……；一直到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这些经济周期一般都表现为投资过度、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我们有理由把1929年的经济危机看作一个经济周期的分水岭，在此以后的经济危机一般都较为和缓，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不再是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取而代之的是通货膨胀、金融失衡、银行坏账等表现形式，比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的金融危机，九十年代末亚洲的金融风暴，以及2008年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21]甚至还可以算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滞胀”。
    经济周期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往往迷惑了人们对经济危机的认识，有人进而预言经济危机已成为历史。其实，这种历史性变化，并没有改变经济周期的本质，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以及人们对经济周期认识的深化，才有了这种历史性变化。
    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条件，就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完成。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化为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采用，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高速率〔参见本书第十章〕；另一方面则给人们的经济生活和消费习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在这个大变革的时期，由于新产业层出不穷而引致的投资过度，由于人们消费习惯难于一朝改变而产生的消费不足，必然成为主要的景观。一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趋于完成，工业化的狂飙突进便转趋平缓，新工业项目的投资吸引力越来越小；而已经城市化的庞大人口，在经历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消费磨合后，消费欲求不断上升，加之消费贷款的发行，使经济社会保持了旺盛的消费需求；这二者加在一起，从而使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退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舞台。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完成，累积资本或储蓄在国内很难找到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只能转向海外投资、国际借贷、国内消费贷款等领域，从而使经济危机更多地具有了金融危机的表象。
    另一个原因是对经济周期的理性认识。伴随着经济周期的反复发生，人们对经济周期的认识逐步深化，资本主义早期那种投资热潮中的盲目跟风的现象逐渐减少；商品生产中大量的库存积压，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零库存成为可能；……这些是企业家理性思考中就能完成的事情。在更大的范围内，经济学家们的理性认识也功不可没，尤其是凯恩斯的周期理论及政策建议，对完成这一历史性变化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凯恩斯深知经济周期的症结在总有效需求不足，所以力主刺激投资与消费，以实现充分就业；他知道仅凭私人的力量，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政府必须进行需求管理；他更明白资本之边际效率低下是投资引诱不足的根本，强调货币利率保持在低水平，最好是零利率；……正是出于以上的考虑，他主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主张，对于改变经济周期的走向，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战以后到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有人把它归功于凯恩斯理论；有人却又认为，七十年代发生的“滞胀” ，罪魁祸首就是凯恩斯的理论。如此迥然有别的褒贬，怎能让人适从？在我看来，以上两者都有一定道理，或者换句话说，它们都是凯恩斯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二战以后的美国经济中，刺激消费，增进社会福利，加大政府投入，兴办国有企业……这些都是具有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措施。当这些能够增进社会总需求的措施实施后〔且不管它们的经济效率如何〕，对于稳定市场，减少波动，维持就业都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二战以后有一段平稳的发展时期是情理之中的。[22]但是，当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渐显；人们习惯于更舒适的生活；生存的压力减小；工作的迫切感弱化；工会的议价力量增强；这些都将使社会的投资环境更加脆弱，加之工业化和城市化趋于完成，必然导致经济增长迟缓或停滞。同时，凯恩斯主义的通胀理论，尤其是萨缪尔森等人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改造，认定通胀与失业之间有替换关系，试图以通胀来成就高就业，从而使通胀成了这一时代通常的病症。二者合在一起，“滞胀”不可避免。
    很少有人把“滞胀”列入经济周期的分析之中，但我们更倾向于把“滞胀”认作经济周期否定式的表现。凯恩斯的理论是对传统的新古典理论的否定，这是就思想或理论而言；在实践上，凯恩斯试图对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灾难予以匡救，他的刺激总需求的主张，他的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是，凯恩斯似乎缺乏历史感，他认为古埃及之所以没有失业，是因为大兴公共事业，修建金字塔等；这就把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混同于市场经济。他虽然也意识到个人利得最大化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却没有认识到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主张为了应付危机、解决就业，即使用瓶装钞票埋入地下，然后又雇人挖出这样完全不能生利的行为，也无不可。他不认为利率的存在也是资本利得最大化的一种形式，而片面强调增加货币供给来降低利率，甚至不惜用通胀来实现之；[23]殊不知，资本的利得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削弱了这一点，资本主义的发展将陷于停滞，否定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将丧失殆尽。可以这么说，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的正题，凯恩斯革命是市场经济的反题，那么，合题在哪里呢？
    新古典主义并没有真正理解凯恩斯主义的价值，一方面他们享受着凯恩斯主义带来的一段平静稳定的黄金时光，声称经济危机已经离我们远去；另一方面他们喋喋不休地指责凯恩斯主义带来了“滞胀”，叫嚷着要回到自由放任的新古典传统上去。七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政策转向，似乎为新古典主义带来了一抹光辉。然而好景不长，里根和撒切尔宣布的货币紧缩政策，与美国〔1981-1982〕和英国〔1980-1981〕的深刻的经济衰退密不可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低增长和高失业并没有根本的改观；尤其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接二连三的金融危机的爆发，难道和新古典主义的抬头没有关系吗？
    我们上面已经谈到，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一个分水岭，自此以后的经济危机很少有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生产过剩那样典型的特征了，这主要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己趋于完成，另则是由于人们对经济周期的认识深化了。但是，资本自身有着内在的狂野冲动，它要不断地增殖自己、扩张自己，当发达国家内部的投资机会日渐枯竭时，资本的贪婪目光就转向国内的消费信贷，转向国外的投资和国际间的借贷。于是，我们看到，二战结束，在经历了一段战后恢复时期之后，消费信贷、国外投资和国际借贷，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人们要牢记，资本是要赢利的，不管是投资还是信贷，都必须有回报。人们更要牢记，资本是有所有权的，它不是馈赠，也不是施舍，而是要连本带利收回的。一旦这两个条件不能满足，任何投资和信贷，都将戛然而止。当拉美国家不能偿还贷款的本息时，国际的资金流就截断了，引发了拉美的金融危机；当泰国的国际偿付能力恶化时，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就爆发了；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住房贷款未能正常回流，便引致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24]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待这一现象，当国内的投资机会已经饱和时，如没有消费信贷、国外投资、国际借贷来分流累积资本，经济危机或许早就发生了N多次了。这一次的世界金融危机，人们把太多的责难给了格林斯潘，认为他放松了金融管制，任由金融衍生品泛滥。金融衍生品或许有问题，但不是根本的；而没有金融衍生品，没有次级贷款，也许2000年美国的股市危机就不会轻易过去，也许2000年的危机已经演化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了。
    通观经济周期的历史，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不论是投资还是消费，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累积资本的流向是一个主要的观测点；一旦累积资本不能赢利，甚或面临亏损，资本流就会停顿，就会退缩，这时，经济危机就要来临了！这就如同高速路上的汽车，当它没有动力时，就会停顿下来，阻塞交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动力就是利润最大化，当相当一部分企业的利润不能实现，它们的动力就没有了，这将阻断或打乱整个经济运行。或者再换一个比喻，利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如果失却了目的或目的地，人们还会继续前行吗？！
    [1]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
    世界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0页。
    [2] 罗斯巴德在写这一段话时，只把熊彼特和米塞斯当作例外，认为只有他们才实现了周期理论与普通经济学的统一。这未必是经济理论界公认的论断。但是作为奥地利学派的衣钵传人，罗斯巴德这么说，也在情理之中，虽然难免有为奥地利学派贴金之嫌。
    [3]参见哈伯勒：《繁荣与萧条》，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第二章。
    [4]参见哈伯勒：《繁荣与萧条》，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第三章。这里的概述难于做到精确，因为它涉及到太多的经济学家，他们之间的观点会有一些区别，有些区别甚至很大，我们只能从中抽象出最主要的共同点。后面我们还将碰到类似情况。
    [5]参见同上，第五章。
    [6]参见同上，第六章。
    [7]参见同上，第七章。
    [8] 参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第二十二章。
    [9]参见巴罗主编：《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4页。
    [10]参见同上，第8-9页。
    [1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五、六十年的时间内西方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因此有人认为经济危机已经成为历史了，周期现象也不那么明显了，学术界更习惯用波动来形容经济震荡。
    [12]参见拉斯·特维德：《逃不开的经济周期》，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一章；张廷伟：《经济的坏脾气---1637-2008全球经济危机史》，金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章。
    [13]参见张廷伟：《经济的坏脾气---1637-2008全球经济危机史》，金城出版社2009年版,张廷伟，2009：第五章。
    [14]参见同上，第四章。
    [15] 英国的棉纺织业是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行业，它的诞生，一下子就改变了市场格局，它爆发出来的强大生产力，使原本的狭小市场顷刻饱和，物美价廉的棉纺织品，尽管使它的消费需求翻了几番，但仍然赶不上如洪水般涌来的市场供给。〔参见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6] 黑格尔说:“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密勒发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才起飞。”这里比喻理性预期只是充当事后诸葛亮而已。
    [17] 罗伯特·索洛说：“我不得不说，对严重依存于预期的经济学论断，我一直感觉不舒服，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它是一种为了实现所有的目标而做的托辞。你并不曾亲眼目睹过预期，但你却总可以创造出一个关于预期的故事，它几乎可被用来解释事件的任何一种结果，那真是太容易了。”〔参见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
    [18]参见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19] 是我们定义的充分就业〔参见本书第十一章、六〕。以后我们用到充分就业时即取此义。
    [20] 理性预期学派看到这里也许会沾沾自喜，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只要有完全信息，只要有理性预期，就不会出现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更容易做到完全信息，社会主义没有经济危机，这不正好说明理性预期的正确吗？不要高兴得太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是没有问题，计划经济的低效率，计划经济下商品的普遍短缺……曾经让社会主义的领导者们伤透了脑筋，这可以理解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衡，但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论证的经济危机。
    [21]参见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22] 战后的经济恢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23] 新古典主义远不如凯恩斯高明，尽管凯恩斯没能高度重视利润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但比起新古典理论框架中视利润为零的做法，仍要高明许多。幸好新古典学派只是坐而论道，放任经济人自己去主张个人的权利；幸好企业家们并不理会新古典的嘀咕，而是拼命地去赚取利润。否则，资本主义将一蹶不振。试想一下，如果新古典零利润理论变成政策建议，付诸实践，资本主义还会存活到今天吗？！
    [24]参见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