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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刘易斯以其在经济增长理论上的贡献获得了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那本数十万字的巨著——《经济增长理论》，从多个方面论证了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我们想要以一章的篇幅来探讨经济增长这样宏大的主题，是否太不自量力？但是，在我们这本仅属于架构性的著作中，不可能在此着墨太多。如果把我们的探讨集中在经济增长理论上某些令人迷惑的问题、某些争执不休的问题、某个核心的问题上，或许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
一 经济增长理论的背景材料
经济增长从来都是经济学学科中的重要主题之一，甚至可以说，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经济增长关联着国家的富强、社会福利的改进、个人收入的增加，人们生活的改善……政治家们和经济学家不得不格外重视。而在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危机只是短期的波动，经济增长却有长期的影响，经济增长上一个细微的差别，在长期中却会导致巨大的悬殊，〔见表10-1〕给人印象特别深刻，尤其值得高度重视。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囿于对经济现实的理解深度，人们对经济增长的认识却大有歧异。
表10-1 增长的累积影响[1]
在表中我们看到，尽管不同国家最初经济水平一样，但由于经济增长率的不同，多年以后，它们的GDP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在重商主义的时代，人们认为财富的增进就是贵金属的增加，就是金属货币的增加，而这种增加，只能依靠商业贸易；对一个国家而言，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多输出、少输入，以获取尽可能多的贸易顺差，让外国的贵金属流入国内。
对于重农学派来说，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土地，只有农业才能获得净收益，只有农业是有效率的，其他部门〔贸易和生产部门〕没有净产出；他们也观察到农业资本在提高生产率、增加产出上的重要作用，因此认为农业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到了亚当·斯密那里，他的扛鼎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仅从书名上看，就知道是研究国民财富的增长的，他首先从社会分工的发展来说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他看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认为资本积累可以通过增加社会劳动的数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进国民财富；他也看到了国家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他更强调因地制宜、因应经济的自身发展来制定政策、法律和制度；最后，他认为适宜的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
亚当·斯密的影响是深远的，自此以后的经济学，几乎都是在围绕他的理论旋转，当然也包含经济增长理论。边际革命的兴起，做了进一步的抽象，把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看作经济学的核心，使资源的最优配置成为经济学的目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把经济增长问题更加普遍化了。
马歇尔作为一个古典主义的伟大的综合者，他的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越出古典主义的传统，从土地、劳动、资本、劳动组织或社会分工来说明财富的增长，使他的经济增长理论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
从亚当·斯密到边际学派再到马歇尔，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成了经济学的主流，虽然也有其他的经济学支流对它发起了冲击，但最终都被古典主义经济学裹挟着前进，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更是如此，它几乎没有遇上什么挑战，一直居于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周期的规律出现及经济危机的日益严重，不得不使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从供给转向需求、从经济增长转向危机应对，特别是在1929年的危机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问题已不是什么经济增长或经济增长太慢的问题，而似乎成了是经济增长过快的问题。于是，经济增长一度淡出了经济学的视野。
伴随凯恩斯革命而来的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趣又再度兴起，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首先是哈罗德和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他们深受凯恩斯的影响，把他们的模型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和一般均衡的基础上，在考虑经济增长问题时，把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一般均衡、资本边际效率结合起来，使经济增长理论具有更加恢宏的气势。在这个模型中，他们认为，为了保持经济中的资源充分就业，经济必须持续增长；而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保证投资的增长要有适当的比例；可是，他们怀疑年投资增长是否能够自动地维持充分就业，事实上，他们的模型暗示经济的均衡发展是处于“刀刃”上的；他们特别突出了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致把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如何提高储蓄率以增进投资、从而实现经济起飞上来。诚然，哈罗德-多马的增长模型远不完善，但是，尽管在他们的模型中资本的产出比固定不变；尽管他们的模型把经济置于刀锋上行走，使经济仿佛天生就有不稳定性；尽管他们的模型中资本和劳动没有替代关系；这些都与实证经验多有龃龉。我们还是要说，他们的增长模型仍然具有开先河的功绩。
鉴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缺陷，索洛1956年提出了他的增长模型，其主要的特点：资本和劳动有替代关系；经济在长期内是会自动趋向稳定的。显然具有针对性。有趣的是，索洛自称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但在他的模型中，一般均衡，完全竞争、价格的充分弹性、充分就业、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这些新古典的法宝，或是作为前提，或是作为假设，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这或许也是索洛增长模型得到新古典学派钟爱的一个原因。索洛把储蓄率、人口增长率、资本的折旧率、技术进步率等变量引入他的模型中，用它们的变化来说明经济增长，其中他特别垂青技术进步的作用。从他的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长期内，一个经济体将趋向稳定状态的均衡；总产出的增长率依赖于人口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的速度；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只取决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在既定的折旧水平下，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依赖于储蓄率与人口增长率；储蓄率的增加给人均产出增长带来的影响是暂时的；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经济体具有趋同性。索洛模型颇有解释力，从该模型中引申出的结论“总体上符合经验事实。”〔曼昆语〕但是，同样是经验事实表明，索洛增长模型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显著差异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对不同国家人均收入的巨大差异也解释乏力；国家间经济水平趋同的程度亦大大低于模型的预测。在纯粹经济学的意义上，索洛增长模型中的决定性变量——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这也削弱了它的理论魅力。
与索洛增长模型参差前后，刘易斯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或城市化的过程，探讨了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特别有意义；舒尔茨则开辟了人力资本的研究，强调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他们二人以此共同获得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们二人的经济增长理论似乎不如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闻名遐迩，或许由于索洛增长模型形式优美，简洁明快；或许由于索洛模型有深厚的新古典微观基础；或许由于索洛模型解释经济现实有较大的容量；索洛模型成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参照系，人们从中引申出新的变量，新的观点，新的理论。
索洛增长模型有其局限性，不少经济学家试图超越它，罗默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罗默1986年的模型中，他认为个别厂商发明的新知识对其他厂商的生产可能区间产生一个正的外部效应， 因为知识技术是不能完全专利化加以保护或永远不为人知的。这种技术知识的外部性将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这就可能产生“不同国家的人均收入可以无边界地增长；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水平也不需要趋向一致；经济增长在欠发达国家中可能持续慢于发达国家或许经常根本就没有经济增长。”〔罗默语〕这无疑是对索洛增长模型的挑战。罗默对自己的模型还不太满意，因为在这个模型中导致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仍然是外部的，他要继续谋求一个把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模型。在他新的模型中，技术进步仍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但技术进步不仅是物质资本的投资，还有人力资本的投资；技术水平的变化是内生决定的，取决于经济部门内在的利益驱动；促进技术进步的思想的成本一经投入，可以不费成本地重复使用。罗默的新模型，把经济增长理论向前推进了，它让技术进步内生化，试图解决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问题，这是经济学家们梦寐以求的；技术进步的内生化，生产方程中的边际收益就不只是递减的，而可能是递增的，相应地规模收益也是递增的，这破除了新古典经济学中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带来技术进步的思想创新，既可能有外溢效应，又可以取得专利，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不是完全竞争的，这对新古典的冲击尤其大。
在经济增长理论上，还值得提到的是，新制度经济学以对产权、交易成本等的分析，提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他经济学家分别对社会基础设施、经济组织、贸易、政府政策、法律体系、研发经费、历史状态等等的研究，也从不同的侧面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解读。[2]
二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这一小节的题目似乎更加宏大，但在整体经济的运行中来考察这一问题，也不会有尾大不掉之弊，何况我们只是探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总趋势，而把具体的研究甩给部门经济学或其他分支经济学，这将会符合我们的总体框架。
更多的责难可能会来自这里：经济增长理论具有一般性，它能够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来论证，即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略有特殊性，那也被并入发展经济学中去加于研究了。我们的理由恰好在于，现在人们或者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作为异类来加于研究，忽略了它们的共同性；或者忽视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具体区别，没能在这种具体性中找出它们的一般性。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这种区别中发现其同一，在这种同一中兼顾其具体。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1995年人均GNP低于76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NP9385美元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介于二者之间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一般把中、低收入国家划为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归为发达国家。这样一分，发达国家包括西欧、北欧资本主义国家，亚洲的日本、韩国，[3]北美的加拿大、美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他均可划为发展中国家。[4]
粗略地看，发达国家即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中国人通常所说的西方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只是量的区别，我们可以说，现有的发达国家也是从发展中国家发展而来的，而现有的发展中国家，假以时日，也有可能发展为发达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同源的，其经济增长也是同源的，它们同源于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我们都知道，西方发达国家的实现，可以溯源于十五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西欧自治城市的出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日愈扩大，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产权制度的日臻完善，新大陆的发现，世界贸易的扩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革命的完成……使西方国家走在世界的前列。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有这样的前提，一是私人资本的积累；一是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刘易斯没有那么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他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一般地论证了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或者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或者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完成。在这些过程中，存在一个二元经济，一元是传统部门，另一元是现代部门，这是一个历史前提。
刘易斯认为，传统部门包括个体农业和城市中各类个体经济，其经济活动的基本目标是维持自身消费；现代部门包括商业性的农业、养殖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等，在这个部门中存在雇佣劳动，利润是资本家和企业主阶级组织生产的动机。传统部门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衡量的标准是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低于最低生活费用甚至为零。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的标准。因此，存在一个几乎是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群体。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价格或工资是由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它远远高于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收入，这就有可能产生一个良性互动：现代部门的高工资会吸引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输入现代部门；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低工资要求会压低现代部门的工资，使现代部门的资本家能获取丰厚的利润，资本家有强烈的投资冲动。（这和我们的工资理论有吻合之处。）这个良性互动会继续进行，资本家会把利润不断投建新企业，不断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直至把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完为止。在这整个过程中，现代部门的工资率将保持不变。结果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传统部门陆续向现代部门转化，最终形成现代部门占统治地位的一元经济，亦即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实现，亦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完成。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有较强的解释力，对于我们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了解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过渡，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近现代史上，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即现在的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一个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都有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尔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也曾因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而有一段辉煌的表现。而今的中国、印度，正在处于这个发展过程中，因其人口众多、传统部门庞大，这一过程相对而言会更长一些，其经济增长更为世界称羡。[5]
当然，如同许多其他理论一样，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不乏批评者，在我们论证需要的范围内，一个重要的批评是，刘易斯认为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当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还没有被现代部门完全吸收时，工资将维持不变。这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不相吻合，人们看到的是工资的不断增长。这一批评是有力的。问题出在刘易斯陷于新古典主义的窠臼中，新古典认为，边际生产率决定工资。当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低于现代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传统部门所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的工资不会高于现代部门的工资，因此，只要剩余劳动力没有吸收完毕，现代部门的工资即使不会更低，至少将保持不变。从新古典的工资理论出发，刘易斯的这个推论并没有错。可是，如果新古典的工资理论是错的，刘易斯的推论就是错的。事实正是如此。
另外一个批评指二元经济理论所要求的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是很难鉴定的。[6]这种差距实际上不难鉴定，传统部门系指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它主要的特征是自给自足、生产规模较小、产品的商品率较低。现代部门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以利润的获取为目的，它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产品全部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
还有一个在人们看来更为重要的批评是，二元经济理论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曙光，大量的剩余的、贫穷的劳动人口来到城市，却因找不到工作而蜷缩在贫民窟中，引发了更多的城市问题；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并不顺畅，预期的高增长并未都能实现，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不少出现了负增长。可以为刘易斯作这样的辩解，刘易斯论证的二元经济的良性互动，是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是排除了摩擦的，这是新古典理论的传统；现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只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还需要很多具体条件的陪衬。
应该说，二元经济结构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舞台，但要上演出气势恢宏的经济史诗，光有舞台是不行的，一定的市场体系，适当的制度建构，商品意识的普及，文明的传
统，和平的环境等等都是重要的因素，[7]只有这些重要因素的合理匹配，才能演绎出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只要这些重要因素，不要这个舞台也行。没有这个舞台，演出还能进行吗？
就经济增长而言，二元经济时期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好的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就能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就能实现现代化的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最早完成这种转型，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些正在实现这种转型，一旦这种转型完成，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慢下来。日本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二战以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日本处于高速增长时期，人们都在惊叹日本经济增长的奇迹，并力图找出其中奥妙。其实，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阶段是日本二元经济的转型期，[8]当这种转型完成，日本经济增速顿时慢了下来。
还必须谈及的是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和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由于历史的原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中拔得了头筹，在科技进步、制度框架、市场体系、普及教育程度等诸多方面都走在世界前面，成为发展中国家效法的榜样。但是，发达国家的先进并不意味着它们有义务引领世界走向富足，相反，它们往往利用这种先发优势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早期用利炮坚船入侵其他大陆和国家，以谋取经济上的好处，就不用说了；二战以后，由于战争的所费不赀和得不偿失，发达国家更多地使用经济和政治的力量，来实现其利益。最常用的方式是以其具有垄断性质的技术和商品，去换取发展中国家的农副产品和原材料，或者把一些低端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技术下放到发展中国家，以其附加值高的商品交换发展中国家附加值低的商品。发达国家的这种先发优势是很难超越的，不仅是发达国家占有历史的先机，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具有保密性专利性，更在于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发达国家仍在更好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于，它们有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尽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次优技术和利用日趋完善的世界市场，也能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在世界贸易中逐渐地做大做强，形成对发达国家低端产业的冲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是在前无古人的情势下逐渐实现的，这一过程较为艰难，较为漫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却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成就，在此基础上进行赶超，较容易实现快速度、高增长。
我们探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从总的趋势来看，它们同源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二元经济的对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外部条件，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不同国家，这种二元经济的作用或强或弱、或长或短，但都不能否认二元经济的重要作用，一旦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经济增长就将减速。
我们强调二元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只是说二元经济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作用场，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则另有所出，我们将在下一节再来论述。
三 经济增长的核心
现代的国家概念和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人类过去时代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20世纪以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数据，没有完整的权威的统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带来的快速的物质进步，却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经济增长，并非一帆风顺，除了不时而兴的经济波动迟滞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大的经济危机爆发时甚至把经济增长拉向倒退。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曾经使资本主义国家哀叹末日的来临。这时正值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蒸蒸日上、发展迅速，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计划经济。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互为表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掺入了公有制和计划性的成分；二战以后脱离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少实行了国有制或社会主义的做法；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使十数个国家完全进入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但稍增时日，弊端就显现出来。先是略带社会主义色彩的凯恩斯主义引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有化，并没有使这些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境遇；苏联阵营在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之后，最终没能逃脱覆亡的命运。一时之间，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再度甚嚣尘上，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家已经在叫嚷《历史的终结》了，似乎人类的未来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另一种表述是民主政治〕一条归途了。
把经济增长与市场经济挂钩，这种看法可能反对的人较少，这不是说其他经济形态〔如半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下没有经济增长，而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得最快。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应该是一个最好的脚注。
西方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是把它放在市场经济这个大框架中进行的。我们在前面介绍经济增长理论的背景知识中看到，经济学家们从投资、储蓄、人口、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教育体系、研发费用、法律体系、经济组织、产权制度、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等等方面来说明经济增长。有些经济学家强调某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的突出贡献；有些经济学家强调要综合地考虑各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前一类经济学家强调某一方面的突出作用，并不代表他们否认其他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是在众多因素中抓住主要的因素突出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便于建模和量化，更具备可操作性。后一类经济学家并不否认在众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某一因素具有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们把市场经济看作一个系统，宁可用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说明经济增长。二者各占擅场，前者抓住问题的主要方面，借此着力，可以收四两拨千斤之效；后者倾向于全面推进之势，可以防止短板效应所带来的经济拖累。如果二者能够结合起来，或许效果更佳。
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的探索，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学家对突出重点或齐头并进的强调，也有借鉴作用。对我们来说，找到经济增长的内在根本，兼顾促进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并使它们统一起来，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索洛增长模型到罗默增长模型的变化，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示范。在索洛的增长模型中，不仅最重要的变量——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其他的两个变量——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也是外生给定的，这削弱了索洛模型的理论魅力。继之而起的罗默，虽然也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变量，但他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企业对自身利益的追逐是技术进步的动力，从而赢得了经济学界的赞赏。这个例子说明，寻求经济增长乃至整个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是经济学家的普遍追求。
不过，不论是索洛的外生增长理论还是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都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有一定的解释力。[9]但是，当索洛用他的理论预测世界各国的经济趋同时，却失灵了。按照索洛的理论，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任何经济体都可以享用，这是经济趋同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现实却是，不同国家、不同经济体的趋同或者没有发生，或者差距更大。这是索洛模型的局限。即使用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的利用不是没有限制的，不是免费的，不是没有成本的；但其他经济体可以付费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可是，不少发展中国家这样做了，效果并不理想。[10]或许更有说服力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客观地说，近代以来，绝大多数技术进步是发达国家取得的，时至今日，发达国家也仍然是技术进步的领头羊，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迟缓，已经远远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果说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这种现象就无从解释。[11]〔稍后，我们还将论证，在一定的条件下，技术进步适成为经济增长的克星。〕
技术进步能为经济增长提供一定的助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要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唯一的、决定性力量，却又离谬误不远了。也许正是出于以上的考虑，经济学家们纷纷寻求技术进步以外的原因来说明经济增长。
现状是，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林林总总，人们既不满意于用唯一的原因来说明经济增长，又苦于众多原因的铺陈不能抓住经济增长的要领。我们的任务是，找到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从而提纲挈领，把众多的现实因素统而揽之，以期达到纲举目张。
在我们的理论体系中，社会分工〔当然包含国际分工〕、私有产权〔当然包含各种人、各个团体、共同体的产权〕、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当然包含各个阶层、阶级、国家的对立〕，这些基本的经济关系，或是市场经济的一般前提，或是市场经济的物质基础，或是市场经济的运动方式，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个人利得最大化。或者说，个人利得最大化，是市场经济为之旋转的核心。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其目的是资本的利得最大化，罗默把企业的利益驱动作为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但是他忘记了〔或者没有意识到〕，资本的利得最大化，除了可能促进技术进步之外，诸如企业管理、新产品的研发、市场营销、成本核算、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等，都会在资本利得最大化的追逐中进一步提升和完善，这些都能促进经济增长。
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主要在于资本的利得最大化，如果这一目的不能实现，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都将停止。但是，尽管利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目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只有资本家来完成的，其他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银行贷款、科技人员等，都将发挥作用，因此，我们看到有些经济学家对资源禀赋，对人力资本，对储蓄，对研发经费的强调，认为这些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长。这诚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这些因素背后，首先要满足的是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的利得最大化。只要这些要素的所有者的个人利得最大化得到更好的实现，经济增长就有更好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以外部性、交易成本来证明产权的重要性，又以产权的重要性来说明制度的重要性，并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产权的明晰、产权的保护，历来都是个人利得最大化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以此来说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并不为过。但是要注意，产权制度一定要以有利于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实现为标的，否则，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
国家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市场体系的维护、教育水平的提高、法律法规的完善、社会秩序的稳定、税收管理的得当、执政能力的廉明、和平环境的营建……只要能够有利于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合理实现，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由此可见，个人利得最大化会促使人们想方设法地发展经济、促进增长；反过来说，一切有利于个人利得最大化实现的举措，都能促进经济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能成立。进一步说，一切不利于个人利得最大化实现的方式、方法、政策、措施、制度，都将阻碍经济增长。
我们一定要谨记，个人利得最大化是核心，是纲，是终极目的，实现经济增长的路途多多，但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个人利得最大化；个人利得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原动力，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它自身能够披荆斩棘、奋力前行，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是有价值的；作为它的辅助措施和外部条件，只要有利于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实现，就能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推进。
当然，在一个纷然对立的世界中，不同的个人利得最大化之间必将发生冲突，如何平衡、调和、兼顾不同的利得最大化，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它不断地发生，也不断地解决，有时解决得好一些，我们就有较快的经济增长，有时解决得不如人意，经济增长就停滞、倒退，这就是我们在现实中所看到的参差不齐的经济增长状况。
四 经济增长的局限
我们现在不时能够听到人们议论经济增长的极限。绿色保护主义者在大声疾呼，环境的污染、物种的灭绝、土地的沙化、森林植被的减退，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的破坏……，已经在危及人类的生存了，其罪魁祸首则是漫无节制的经济增长。人口学家在精打细算，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到底能够承载多少人口？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发达国家早就被遗忘了，在第三世界未必就是杞人之忧；更现实的担忧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实质性的提高。环境资源专家也在呐喊，给我们的后代子孙，留下一点遗产吧！现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不可再生资源行将开采殆尽，可再生资源供不应求，新技术、新能源的利用尚需时日，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不能仿效、不能复制。
以上建议言之谆谆，音犹在耳，环境瓶颈、人口瓶颈、资源瓶颈，对经济增长形成限制，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在经济学家看来，更为迫在眉睫的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滞缓、失业人口的增加、贫富差距的拉大。在我们这一节的话题中，就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下经济增长的局限。
前面我们说到，二元经济是经济增长有史以来最大的作用场，是经济增长最好的历史机遇期，这一点证之于世界经济史，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从理论上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传统部门是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产品的商品化率极低；现代部门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产品完全地商品化，以赢利为生产目的。根据我们的理论，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强度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的，人们参与商品交换的频率越高，人们的商品意识就越强，人们的商品意识越强，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冲动就越大。这样，我们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就将看到一种新的对立，一方面，是具有强烈商品意识的现代部门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商品意识几无或较弱的传统部门的所有者；一方面，是强烈的个人利得最大化冲动所带来的日新月异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是较弱的个人利得最大化冲动所导致的蜗行龟步的生产能力。当二者在历史上相遇时，现代部门的高产出和高收入与传统部门的低产出和低收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相互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力和低工资对现代部门特别具有吸引力，利用如此低廉和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现代部门不断地扩张，不断地再投资；现代部门的高产出与高收入同样也吸引了传统部门，在传统部门中引入新技术、新思想、新资本以改进传统部门，使之向现代部门转化。在这样彼此对立的运动中，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社会各阶层的利得最大化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12]市场不断地扩大，人们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在二元经济并存的过程中，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相互吸引相互渗透，最终实现了二元经济到一元经济的转化，实现了传统部门到现代部门的转化，现代部门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了经济的主导地位。这也就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发达国家的形成。这时，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吸收完毕，劳动者的低工资已经成为历史，资本主义早期的人口红利己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科技、人才、商品、资本积累又远远地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二元经济时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发达国家的一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同时存在，彼此对立，互通有无，从广义上说，仍然可以构成一个二元经济结构，我们把它称之为泛二元经济结构。
在泛二元经济时期，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高端商品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发展中国家的农副产品、原材料、矿产资源向发达国家流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有着更强烈地向发达国家流动的趋向，只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移民限制，这种趋向遭到强力遏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二元经济中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相互作用的熟悉景象。[13]在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中，发达国家通过资本、技术、高端产品，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发展中国家则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加快本国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并以其低工资的优势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实现本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这整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一般能够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则差强人意。
一般而言，在正常情况下，处于泛二元经济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增长会比发达国家曾经的二元经济时期更高。从辩证哲学的意义上讲，泛二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有两个矛盾对立关系，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立，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对立，这两个矛盾对立关系，处理得好，能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后一个对立关系所产生的良性互动，我们在论证二元经济时已经作了表述。而前一个对立关系，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立，在经济层面上，发达国家的富余资本，能为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的投资增添新的资本来源；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先进的制度设计等，能使发展中国家径直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进行经济建设；发达国家先期开发的世界贸易体系，为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成本商品准备了一个现成的广大的市场。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更高更快的经济增长。
泛二元经济时期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要慢一些，虽然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体制等等方面保有优势，虽然发达国家的高端商品在世界贸易中能获取近似于垄断的利润，虽然发达国家仅仅依靠智力资本或无形资产就能赢得大量的外汇，
虽然这些都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发达国家内部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已经完成，国内的投资需求逐渐萎缩，高工资成本的一般商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缺乏竞争力，这些都拖慢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正是泛二元经济的存在，正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或对立，才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有了差强人意的表现。
我们现在仍然处在泛二元经济时代，不论是发达国家的低增长，还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增长，就世界范围而论，世界经济增长仍在上升的通道中。但是，发达国家的低增长，同时伴随着高失业率、贫富悬殊的存在，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警惕。这不是杞人之忧，发达国家的低增长、高失业、贫富差距的拉大似乎已成定局，且有日益加剧的可能。我们可否作个前瞻，假定泛二元经济时代结束，假定一元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济增长会呈现什么样式呢？
二元经济过渡到一元经济，泛二元经济最终过渡到世界范围的一元经济，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泛二元经济时期，发达国家已经先期进入一元经济，从发达国家一元经济的现状，我们可以窥见世界范围的一元经济的端倪。
发达国家一元经济的实现，现代部门成了经济的主要形式甚至是唯一形式，传统部门已经消失或者只剩下极少的残余部分，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完全转移到现代部门，劳动者的工资不断提高，且呈现刚性。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在加快进行，这既是企业之间竞争的需要，也是迫于高工资的压力。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有效的替代，通过加大资本投入，加快技术进步，置换出劳动力，这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个总趋势，在工资高企的条件下，以资本替代劳动，更具有必然性。我们可以进一步展望，随着自动化、机器人在经济中的普遍使用，对就业的冲击会更大。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普通劳动力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或权重，是不同的。在奴隶社会，农牧业是主要的经济形式，劳动者在经济产出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加之土地的相对富余和产权的未完全确定，奴隶主必须用强制力量把奴隶束缚在土地上，才能获取生产物。[14][15]在封建社会，农牧业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形式，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产权的明确，某些地区还出现人多地少的情况，劳动者在经济中的权重下降，地主只要用土地所有权就可以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降低了劳动力和土地在经济要素中的权重，资本的权重日益加强，没有资本的加盟，资本主义生产或市场经济将无法进行。现在，人们已经在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了，诚然，科学创新、技术发明、知识产权、无形资产等等都可以说明人力资本在经济要素中的重要性，但是，仔细考虑一下，这种人力资本只是少数社会精英的专利，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是不能参与其中的。
如果我们认可以上的分析，发达国家的低增长、高失业、贫富分化就不难理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一元经济的逐步实现，资本、技术对普通劳动的替代效应或挤出效应会越来越大，失业者会越来越多，财富的分配会越来越向资本和高端人才倾斜，资本和技术的集约化当然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经济增长是以人均GDP来衡量的，而不是按单位资本的GDP来衡量的，当大量失业存在的时候，人均GDP被拖了后腿，我们就看到了经济的低增长。[16]当然，如果在资本和技术的新配置下，失业人口能够再就业，经济会有更高的增速，但这在现有的经济格局下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再作说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技术进步适成为经济增长的克星。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这是一般的趋势，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加之发达国家广泛的社会福利所产生的二次分配效果，现在的情况还不算太糟，但是否应该未雨绸缪，这已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范围，而是考验政治家智慧的时候了！
我们从二元经济讲到泛二元经济，从泛二元经济预见一元经济，是把二元经济、泛二元经济、一元经济作为经济运行的外部条件，而不同经济的对立或差异是经济的运行形式，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是个人利得最大化。在二元经济的对立中，社会不同阶层的利得最大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实现，因之经济增长较快；在泛二元经济的对立中，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利得最大化也能得到较好地实现，劳动者阶级亦能分一杯羹，发展中国家的各阶层的利得最大化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因之世界经济呈现总体增长；如果一元经济形成，资产阶级和社会精英阶层的利得最大化有较好地实现，而普通劳动者阶层的利得最大化则难于兼顾，经济增长将放缓甚至停滞。记住，个人利得最大化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个人利得最大化实现的阶层越多，覆盖面越大，经济增长越快。反之亦然。
[1] 这个表是从他处借用的〔见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2] 参见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按这个标准，亚洲的香港、新加坡、以色列、科威特、阿联酋，都可以计入，但这些国家仍自称是发展中的。
[4]梅尔、劳赫主编：《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3-13页。
[5] 中国和印度的高速增长，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增分不少，人们一度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低增长或负增长来证明刘易斯理论的错误，当占世界三分之一强的人口的国家〔中国、印度〕正在经济增长的快车道上行进时，人们还会怀疑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吗？
[6] 参见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 第327页。
[7] 走笔到此，想到许多人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国的经济表现来证明二元经济理论的失败，是偏颇的。南部非洲各国的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仍有一些方面具有普遍性，如延至近代的原始部族历史，使人们的商品意识较低；殖民者的掠夺性开发，只能形成畸形的市场结构；独立后亦公亦私的产权体制，对经济发展难有正面效应；此起彼伏的战争，对经济具有破坏性；……所有这些对南部非洲的经济增长都有负面影响。
[8] 1950年，日本从事农、林、渔业的劳动力仍占总就业人口的50·67%，这些劳动力是否都属于传统部门，没有确切的划分，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大部分属于传统部门。到了1980年，农、林、渔业的劳动力只占了10·42%，可见，在此期间，实现了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型。
[9] 索洛虽然一直强调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因，但他也承认这一观点并不适用于亚洲四虎的快速增长。〔参见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
[10] 这使我想起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对国外先进机器设备的引进，当时认为这样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实际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有些地方甚至把引进的机器设备锁在仓库里，或放置在露天的堆货场，未加使用。
[11] 对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减速，罗默坦承：“确实存在一种生产率减速，但我们却可能永远也搞不明白它为何发生。”〔参见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
[12] 其中资产阶级的利得最大化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阶级的个人利得最大化也得到了逐步的、实实在在的改善，这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主要的保证。
[13] 卢卡斯有一篇论文《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从标题看，似乎是否认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历史趋势的，细看内容，卢卡斯只是列举了一些因素来说明资本从富国向穷国的流动并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言的那么多、那么快。其实，这并无改于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总趋势，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的统计资料来看，对外直接投资(FDI)呈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净流入，这里，我们还没有计入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借款。
[14]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北美大陆的开发中看到其近代翻版，当时美国南部的种植园采用奴隶制，主要因为那里的土地太容易获取，土地的供给几乎是无限的，而劳动力特别稀缺，奴隶主只有强制劳动者附着在土地上，才能进行种植园经营。
[15]参见方宇军：《从中国到世界----文明社会的深层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51-55页。
[16] 总体上看，经济仍有增长，只是增长的速率较慢，这是符合经济史实的。在理论上也可证明，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一般来说经济效率是更高的，否则这种替代不会发生。但是，由于这种替代而产生的失业人口的增加，在传统的统计方式下，只能表现为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