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内容提要】
简要回顾了国内外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的文献，发现其较少涉及细分产业或行业，尚未发现基础设施对商业经济影响的定量分析文献。设计了城市能源系统、城市通讯系统、城市文教系统、城市交通系统四个影响城市商圈的变量，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对城市商圈的发展影响显著，但各变量对城市商圈的影响程度不一，影响最大的为城市文教系统和城市交通系统。高等学校在校生、高等学校教职工、公共汽（电）车运营数对城市商圈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5317、0.4910和0.4185。
【关键词】基础设施/城市商圈/产出弹性
一引言
基础设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常见的一种定性描述。但这种重要性到底有多大，更进一步说对城市商圈发展的影响有多大，怎样进行定量研究与描述，为政府和企业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是商业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学界对于基础设施的界定并没有取得一致，从指标选择的科学性、数据获得的可行性等实际角度出发，本文将基础设施界定为为生产、流通部门提供服务的部门和设施，包括交通、通讯、供水、供气、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
国外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较多的有关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但在研究方法、样本区域、时间长度等选取上存在较大的差异，研究结果也相差较大。本文经过文献分析发现，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取自然对数形式的方法，以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为主的研究占到了90%以上，研究对象60%以上为美国，其次少量为日本、加拿大、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德、智利、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等国家。绝大多数研究成果认为，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对总产出有正的、重要贡献，只是弹性系数大小存在较大差异，弹性系数最大为0.43-0.58，最小为0.04-0.05，少数研究结果显示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不显著[1-6]。还有部分研究成果显示，有11个OECD国家的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部分显著，部分不显著，美国48个州有部分显著（系数0.17），部分不显著[7-8]。从时间上看，也有研究显示在智利不同时间区间结果不同；从区域上看，也有研究结果显示意大利整体弹性系数较小(0.05)，但区域之间差别很大[9-10]。同样有对22个OECD国家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文献显示，面板数据弹性系数较大(0.22)，各国更大。
国内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主要采用了向量自回归、生产函数法、成本函数法等研究方法。国内学者主要从宏观层面研究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国民经济增长关系，城市基础设施与城市经济增长关系，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与工业发展关系[11-21]。几乎所有基础设施与经济关系的定量研究都是从宏观层面研究国家（或省域）基础设施与国民经济增长关系的，分行业论述的极少量的几篇文献也集中在基础设施与农业、工业关系的研究上，尚未发现基础设施与商业关系的定量研究文献，更没有基础设施与城市商圈发展关系的文献。由此可见，基础设施对城市商圈发展的研究具有很大空间。
二理论分析与计量经济模型构建
1.基础设施对城市商圈发展影响的理论分析
基础设施对城市商圈发展的影响，可以从基础设施对城市商圈的需求者（消费者）、供给者（供应商）和竞争者（在位者）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基础设施条件是影响城市商圈赖以生存的顾客选择来店与否的重要因素，这在早期的商圈理论中也有体现。城市商圈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德国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特勒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即以中心地为圆心，以最大的商品销售和餐饮服务辐射能力为半径，形成商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的中心地[22]。在该理论的四个假设条件中，一个为中心地向地域内任一方向的交通可达性相等，另一个为消费者就近购物。尽管该假设与现实生活有一定差距，但后来里斯特勒本人和廖什、贝里、加里森等人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基础设施对商圈消费者的影响，在城市商圈的另一个理论基础，即赖利提出的零售引力法则中也有体现，同时也体现在康维斯断裂点或均衡点模型中。赖利零售引力法则认为，当在城市A和B之间存在一个等级相对低的城市C时，A和B向C吸引零售额的比率与两城市的人口成正比，与城市距离比的平方成反比。康维斯进一步提出断裂点公式，以确定在A、B两城市之间的顾客到任何一个城市购物的分界点。但这两个模型是建立在众多理想假设基础之上的，如两个竞争的城市交通条件或通达性差异不大等等，均考虑到了影响商圈的基础设施交通条件。在经典的哈夫法则中，当整个商业聚集区集中于一地时，居民利用哪一个商业聚集区的概率，是由商业聚集区的规模和居民到商业聚集区的距离决定的[23]。
其次，基础设施对城市商圈的供应商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城市物流条件、道路交通条件、金融结算条件、邮电通讯服务等城市基础设施，对供应商提高采购、生产、分销效率有很大帮助。良好的基础设施是城市商圈供应商所青睐的，也是提高城市商圈竞争力的来源之一。
最后，基础设施对城市商圈的竞争者也产生影响，几乎所有实业界人士都认识到商店成功的秘诀就是选址。好的选址，包括良好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潜在顾客市场、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条件在内。选址优越，是零售商业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的一大法宝。当然，城市商圈的繁荣也会带来基础设施条件的进一步改善。
2.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和分析，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基础设施与城市商圈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经多次试验模拟，模型函数形式选择为线性，建立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3.数据来源、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1978-2004年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全国篇1949-2004》。各变量2005-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2007年数据部分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08》，部分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07年城市、县城和村镇建设统计公报》以及教育部《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高等教育）》。
本文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了两次技术处理，第一次为消减历年物价上涨因素，对批发和零售业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采用了以1978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第二次为消除各指标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和消除可能存在的强影响点对模型估计值的扰动，对各序列数据进行了取对数的处理。为了方便数据的可查阅和检索性、研究结论的重复可检验性，本文将原始数据列成表2所示，经过变换处理后各序列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3所示。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模型估计过程中，为了得到更加可靠、具有说服力的模型估计结果，本文采用了将各变量组依次加入的办法，得到模型1至模型7，共计7个回归模型，分别反映了各组变量独自及其依次加入后与城市商圈之间的关系。其中，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分别为城市能源、城市通讯、城市文教、城市交通四组变量独立与城市商圈之间的关系。模型5、模型6和模型7分别为在城市能源基础之上依次加入了城市通讯、城市文教、城市交通三组变量后与城市商圈之间的关系（表4）。
在模型1-4进行城市能源、城市通讯、城市文教、城市交通四组变量独立与城市商圈回归时发现，除了Ta（城市电话）、Wc（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两个变量不显著外，其余变量在至少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城市商圈高度相关。从报告的修正R[2]数值来看，这四个回归模型都较高，至少在0.7以上，而且有3个回归方程达到了0.9以上，说明回归模型较好进行了拟合。但是单个变量组的解释力还不是很强，可信度不够高，而且在每组变量回归模型中的DW值离2相差较大，可能存在序列自相关，所以需要对回归模型进一步优化，提高模型的解释力和可信度。
在城市能源变量基础上依次加入城市通讯、城市文教、城市交通三组变量的模型5、6、7中，采用全回归法，得到的修正R[2]值依次提高。由于增加自变量个数引起的R[2]增大与拟合好坏无关，因此本文采用了修正R[2]值来比较，剔除了自变量个数对拟合优度的影响。修正的R[2]值在模型7中达到0.9947，模型整体拟合优度在所有模型中最高；从回归方程F值显著性检验也可以看出回归方程整体显著，解释力增强，而且DW值也达到了1.6480，在所有模型中也是与2相差最小的，序列不存在自相关。
模型7中的方程总体上是显著的，但这并不代表其中的每个变量都是显著的。从模型7各个变量的显著性来看，只有LnWa、LnWb、LnJb三个变量对因变量LnRSCG的影响是显著的，其余变量均不显著。这说明，从整体上看，对城市商圈发展有主要影响的因素是城市文教系统和城市交通系统。在模型7中得到的LNWa、LNWb、LNJb三个指标，即城市高等学校在校生、高等学校教职工、年末公共汽（电）车运营数的系数分别为0.5317、0.4910、0.4185，从而可以建立如下回归模型：LNRSCG=3.9396+0.5317LNWa+0.4910LNWb+0.4185LNJb(2)
在城市文教系统中，城市高等学校在校生、高等学校教职工影响最为显著，对城市商圈发展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5317和0.4910，表示当城市高等学校在校生、高等学校教职工各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分别带动城市商圈增长0.53和0.49个百分点。在城市交通系统中，年末公共汽（电）车运营数对城市商圈发展影响最大，产出弹性为0.4185，表示年末公共汽（电）车运营数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够带动城市商圈增长0.42个百分点。年末公共汽（电）车运营数这个产出弹性与莫利曼1991年的研究结论0.43-0.58，与张望在2006年得出的福州的城市生产性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弹性为0.4056较为接近[24-25]。
四结论
本文从基础设施对城市商圈发展影响的角度，对城市能源系统、城市通讯系统、城市文教系统、城市交通系统四大影响城市商圈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对城市商圈发展影响显著，在建立的7个回归模型中均至少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回归模型同时还表明，基础设施各个系统中的二级变量对城市商圈的影响程度不一，只有城市文教系统中的城市高等学校在校生、高等学校教职工和城市交通系统中的年末公共汽（电）车运营数对城市商圈发展影响最大。三个变量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5317、0.4910、0.4185，研究结论与国外和国内其他有关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增长研究结论较为接近，属于适中水平，可信度较高。
本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政策含义：第一，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商圈发展的影响大，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的道路上，对于如何科学规划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带动城市商圈的发展，繁荣城市商贸流通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在目前国家新型城市群建设、小城镇建设、城市产业园区、商务中心区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应该加大城市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商圈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第三，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商圈发展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现实功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为城市商圈的交易双方节约时间成本、信息成本、搜寻成本等交易成本，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能够提高城市商圈的交易效率，这也是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商圈产生影响的根本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Merriman, David. Public Capital and Regional Output: Another Look at Some Japanese and American Data[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91(4):437-458
[2]Garcia-Mila Teresa, McGuire Therese J. The Contribution of Publicly Provided Inputs to States' Economie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2(2):229-241
[3]John A. Tatom. Should Government Spending on Capital Goods be Raised[J]. Review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1991(3):3-15
[4]Douglas Holtz-Eakin. Public-Sector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vity Puzzle[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4(1):12-21
[5]Douglas Holtz-Eakin, Amy Ellen Schwartz. Infrastructure in a Structural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95(25):131-151
[6]Evans Paul, Karras Georgios. Are Government Activities Productive?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U.S. States[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1994(4):1-11
[7]Robert Ford, Pierre Poret. Infrastructure and Private-Sector Productivity[J].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91, 1991(1):1-10
[8]Robert Eisner. Infra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 Comment[J]. 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 1991(9):47-58
[9]Josè M. Albala-Bertrand, Emmanuel C. Mamatzakis. The Impact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on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Chilean Economy[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4(2):266-278
[10]Federico Bonaglia, Eliana La Ferrara, Massimiliano Marcellino. Public Capita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taly[J].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e Annali di Economia, 2000(2):221-244
[11]王任飞，王进杰.中国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与最优规模——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研究[J].经济科学，2006(2):99-111
[12]范九利，白暴力，潘泉.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进展——生产函数法综述[J].当代经济科学，2004(2):87-96
[13]马树才，李华，袁国敏，韩云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测算研究[J].统计研究，2001(10):30-33
[14]踪家峰，李静.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6(7):18-21
[15]陈国辉，李湛.基础设施对关中地区小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兼论基础设施对关中地区小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J].中国土地科学，2007(3):37-43
[16]于博，刘新梅，郑响理.青岛市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与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和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4):149-153
[17]龚定勇，蒋爱民.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J].城市问题，2004(1):46-50
[18]曾文慧.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公私伙伴关系分析[J].城市问题，2005(1):55-58
[19]刘伦武.农业基础设施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J].财经科学，2006(10):91-98
[20]孔群喜，李敦瑞，许贵阳.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7,17(6):22-25
[21]董利.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工业发展效率分析[J].经济管理，2001(4):38-43
[22]Christaller, W. 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1933[M]. Translated by Baskin C.W. Englewood Cliffs N J. London: Prentice Hall, 1966:81-102
[23]Huff. D. L. A Probability Analysis of Shopping Center Trade Areas[J]. Land Economics, 1963(53):81-90
[24]Merriman, David. Public Capital and Regional Output: Another Look at some Japanese and American Data[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91(4):437-458
[25]张望.城市基础设施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VAR方法对福州市的实证分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6(3):42-47^
【原文出处】《城市问题》(京)2009年9期第32～37页
【作者简介】柳思维(1947-)，男，汉族，湖南汨罗人，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湖南商学院教授，经济与贸易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市场流通与市场营销；
吴忠才(1973-)，男，汉族，湖南汨罗人，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商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