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危机中，我们能学到什么

    “并不完美，但是良好”
    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地克服重重困难和此起彼伏的危机，其“并不完美，但是良好”，因而虽受形形色色的责难和质疑，仍保持着相对的连续性。继上世纪50年代的“经济奇迹”之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德国经济逆势而上，“德国制造”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追溯既往，朔伊布勒认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源是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的“秩序自由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频发，古典自由主义逐渐丧失在经济活动中的自我调节功能。一些新的经济理论开始出现，其中之一是凯恩斯主义。而在德国，随着“一战”的失败、魏玛共和国的持续动荡以及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酝酿，并在上世纪30年代形成新的学派。因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朔伊布勒在书中提到的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等，当时都在德国西南部的弗莱堡大学任教，世人因此称之为“弗莱堡学派”。该学派的理论要点是在古典自由主义与中央计划经济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主张“国家必须在资本家面前保护资本主义”。在纳粹统治时期，这些人遭到迫害，有的流亡国外，但他们并未终止探索和研究。“二战”结束以后，同弗莱堡学派联系密切并深受其影响的路德维希·艾哈德成为英美双占区负责经济事务的最高决策人物。艾哈德在1948年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基本采纳了“秩序自由主义”的主张，并确立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如果说“二战”以后联邦德国的飞速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的核心因素则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确保了战后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并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在极短时间里实现了德国的重新统一。在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与社会、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亦即市场经济运行与社会政策制度化两者间的互补性是其制度设计的着力点，也是德国经济成功表现的关键所在。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家们普遍重视伦理道德与价值导向，并将之视为经济秩序的前提条件。朔伊布勒始终强调这一核心精神和理念。
    “将责任与自由绑定”
    如何走出这场危机，未来究竟要做出什么改变，当然没有现成的药方。但朔伊布勒坚信，要走出危机，“制度的出发点必须是人的本性，而并非人的理性”，必须“将责任与自由绑定”、“在自由与调控之间做到正确的平衡”。为此，他着重论述了以下六点。
    第一，朔伊布勒援引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观点：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可自我充分调节并再生的制度，还是要依靠国家的调控。德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的政策并不是去救大银行，而是建立一揽子计划来提供流动性、提供信贷，从而保障金融基础，目的就是建立共同信任。
    第二，重新建立盈利与亏损、风险与责任相互挂钩的措施。例如限制银行向第三方转嫁风险等。德国联邦政府整顿银行的模式，是毫不含糊地将削减资产负债作为复苏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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