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危机中，我们能学到什么

    第三，朔伊布勒对评级机构缺乏透明度和没有真正建立起可信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泡沫总是在威胁到制度层面时才会破裂，公开透明毕竟是自我保护的唯一办法”；“从金融业的关联范围以及当前的危机来看，如果国家试图通过监管与校正性动作来解决问题，而市场参与者自身却不行动的话，其效果并不必然更好”。
    第四，为了增加透明度并遏制风险，不仅需要制定更好的规章制度，也要分散风险。人必然会犯错，既然如此，分散决策就会好一些。这样一来，市场参与者便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
    第五，与单一性经济相比较，多样化的经济结构能较好地防止系统性危机和沉重的损失。由此，朔伊布勒坚持认为，德国在有大型企业集团与大型银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继续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与社会伙伴及客户之间直接接触的，企业管理是家庭传统式的，这些都与社会价值观紧密相连，这些中小企业与个体之间的责任是最直接的。
    第六，培育防止无度的意识和加强“全球化的教益”。“我们难以改变人的天性，例如贪婪与吝啬。但是，我们可以正面宣扬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感受到负责任的行为不会让我们错过或失去什么，而只会赢得休戚相关与集体精神”。
    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朔伊布勒认为还需坚持贯彻两项基本原则：处理自由原则时的辅从性以及在处理那些没有国家救助便无法稳定的企业时坚持结果与资本挂钩的原则。所谓“辅从性原则”即：首先，由银行与投资人承担责任。供给方按规矩行事，其中包括对风险采取比较有效的预防措施。需求方必须清楚，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对项目的风险要有确切的了解。当一个项目或一项交易的复杂程度超过了人的理解力时，也许就该将之放弃。其次，维护充分适度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刺激体系，是造成风险的人必须承担责任，即“受益者必须承担损失”，这也是《国民经济学基础》的作者、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瓦尔特·欧肯提醒过的。
    “钟摆有时会向一个方向过度地摆动，接着又会朝着另一个方向过度摆动，关键在于适度。”朔伊布勒称，此次经济危机让我们找到了一种“适度与责任的新文化”。在欧美社会，出于赢得选票的需要，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已甚少触及重大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而对一些能博得眼球的日常琐事津津乐道。对此，朔伊布勒提醒人们关注道德与精神重建，不然的话，就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贪欲与无度的颓势。
    “世上的可疑事情皆系本性使然，好事情则毁于无度”——威廉·勒普克既是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家之一，也是德国战后“经济奇迹”总设计师，此话乃其于1957年所讲，朔伊布勒认为在今天依然适用。显然，要避免市场经济的无度与贪欲，需要政治秩序架构和社会价值取向，这应该就是朔伊布勒从此次金融危机中汲取的宝贵教训。（潘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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