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探索纪念于光远先生逝世四周年

    内容提要：本文在回顾于光远先生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探索的基础上，重点评述了他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三个重要问题上的基本思想。我们认为，在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今天，认真总结我们前辈包括于老在内毕生探索的成果，不无教益。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辞世近四年了，我一直没有写点什么，主要原因是担心以我的学力难以对于老的思想作出恰当的评论。1995—1998年，我和于老有过一次交集，那是应邀为他编写《于光远经济学辞典》。辞典编出来了，整整三大包文稿先后分四次寄给他，后来转到中国经济出版社，但始终没有出版，只发表了于老亲自修改过的《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初稿》。[1]利用那次机会，我将于老给我的他的所有著作，通读了一遍。于老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均留下著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杂家”。我问他：“可不可以将您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以下简称《探索》），视为您在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著作？”他回答说：“那当然了，是最重要的著作！” [2]又问：“为什么取名探索？”于老这样回答:“因为的确是在探索，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探索的一代。”
    于光远，生于1915年7月5日，逝于2013年9月26日，跨越中国近现代两个历史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两个阶段。在一次交谈中，他说：“中国人的成长之路是由历史大事变塑造的。我是一二·九运动的产物。”新中国宣告成立时，于老在天安门城楼下激动不已：“当时我想，这下好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全国性政权，什么事儿都好办多了。但是后来的历史告诉我，道路的探索太艰难了，远不是开国时想象的那样。”这大概是他将自己的主要著作命名为《探索》的深层原因吧。其实，何止他那一代人，就是我们，今天也仍在探索中。
    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阶段，于老不断探索的主题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他引证列宁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种性质规定。列宁曾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例如《资本论》的研究称为“社会主义经济学”。从研究对象和内容来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于老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探索的是后一部分，当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学。
    在于老看来，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除研究对象不同外，研究目的亦有分殊。前者研究，“不是为了把资本主义企业办好，而是为了从这种研究中科学地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结论，是为了给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坚固的理论基础。”后者的研究，是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自己担负着管理经济的责任，因此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不限于知道客观的经济规律，认识社会发展的趋势，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而且还要求我们善于把客观经济规律运用到实际的经济建设工作当中去。” [3]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是七卷本论文集。[4]当我们今天翻开这部自1956年初版，至2003年最终成套的、时间跨越近半个世纪的著作的目录时，不禁感慨不已。一些主题由于社会的发展、演变，于老在长期探索后，书中不再关注，一些曾经反对的观点成了主题，还有一些题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保留，却同新条件下出现的特有问题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显示出作者别具一格的心路历程。
    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规律问题，以及高度统一性和组织性的问题，在第一、二卷中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出现的，但在第四卷论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计划”成为商品经济的限定词了。到了第六卷则在区分统一经济计划的本质和模式基础上，否定了苏联统一经济计划模式，但并未否定统一经济计划的本质。他将统一经济计划的本质规定为四条：“（1）要以统一的社会利益为出发点；（2）要有全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的目标；（3）要有关于有计划发展的统一的指导思想；（4）要有统一的实施计划的措施。” [5]到第七卷中，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则提出“能否制定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计划现在是否已经存在”这样的疑问了 。[6]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问题，则只在前两卷中出现，后五卷再也没有专门的篇幅来探讨，或许是受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的影响吧。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第一卷中有这么一段话：“谁都知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着的巨大社会财富，并不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着的巨大财富那样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社会主义的生产主要地也不是商品生产。”[7]这段话写于1956年。但到了1959年，于老因为一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而成为经济学界在社会主义商品问题上的“宽派”代表人物了。此后各卷都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探讨的主要论题，他还专门出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 ，[8]在经济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可以说是《探索》恒久不变的选题。随着实践的发展，他区别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性质和形式两个概念，在仔细辨析公有和私有的相互关系后，认为将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是不确切的，他将社会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9]国家所有制、企业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等则为社会所有制的形式，为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他将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以与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共产主义初级和高级阶段共同的经济特征区别开来。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是相同的。
    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从第一卷到第七卷，于老结合不同时期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实际，探索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实现途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本身，就是生产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一个中心问题，那么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就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个中心问题。”[10]在第六卷中，有两篇文章的题目值得深思：《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下海”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有亲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变革全程的人，才可能将青年时代所深信不疑的思想在难以保持的时代力图保持下来。尽管于老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但面对无数在市场上拼搏的企业与个人只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现实，亟待经济学家探索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新的体系加以说明，这里不仅需要客观经济条件的进一步成熟，也需要经济学家更大的理论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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