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探索纪念于光远先生逝世四周年

    五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之所在。从1956年开始，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建立到二十一世纪初，于光远始终坚持将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作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中心问题，[56]但在不同时期，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看法是不断深化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确立了把满足社会需要作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中心问题，必然导致对使用价值的重视，因为能够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物质资料，在政治经济学里称之为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着重使用价值方面，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当回归的“根本观点”。[57]由于把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成为生产的目的，因而“一般地不能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的办法，那么在别的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充分发挥劳动者的才能，就是增加使用价值生产，最大限度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58]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和商品生产，商品不但有使用价值，还有价值。但是，“价值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工具，但它只是工具，它本身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59]在再生产中，“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生产物，而为了获得剩余生产物，前提是已经消耗的使用价值必须首先得到补偿。”[60]商品具有二因素，能否简单地说，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二因素中的使用价值是手段，价值是目的，而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就是手段，使用价值是目的呢？有什么样的经济力量能够保证这种区分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呢？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只要发展商品经济，所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看中的必然是价值，这些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在使用价值上搞假冒伪劣，而在价值上却毫不含糊。马克思关于商品的拜物教理论，充分证明，在商品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物化，受物的支配，商品价值不是表现为人的劳动的产物，而是物自身具有的性质。在这种关系下，单纯从理论上宣布价值是手段，满足人的需要的使用价值是目的，与现实商品货币关系毫不相干。因此，“宽派商品论”一开始就蕴含着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内在矛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纠正过去“为生产而生产”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国内出现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大讨论，被称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姊妹篇。1979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于光远《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一文，很快被国内20余家报刊转载，在经济学界和经济战线引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他在文章中连续发问：“在我们国家中，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的根源是什么？它的思想实质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思想这样难以克服？‘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在什么样条件下来说是可以的，对什么来说就是不正确的？”[61]他提出最终产品概念，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应该把增产最终产品作为我们整个经济活动的最后目标。”[62]1981年，他出版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十三篇文章》[63]专辑。在《关于运用经济规律问题》中，他感叹：“现状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为生产而生产，忘记了为消费而生产，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生产。你到一个县、一个公社去，希望他们介绍本县、本社的情况，他们总是对你讲各种主要工业产品增长多少，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多少，农业总产量多少，亩产量多少，是否超‘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等等，很少向你介绍老百姓的生活如何。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他们忘记了。……在搞经济学的人们中间也有一种倾向：很少研究消费。有一种错觉：似乎消费越少，积累越多，生产发展越快；而消费的任何增加，由于会减少积累，就一定会使生产的发展减慢。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64]这一时期，于光远正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目标论是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机器六个理论之首要理论。这个理论的提出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这一时期，于光远还从哲学上思考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按照目的这个词本来的含义，目的就是对运动进程结果的预先确定。没有结果的概念就不可能有目的这个概念。结果的概念可以离开目的而存在，而目的这个概念却不能离开结果这个概念而存在。我们可以说结果的达到总有某种原因，即因与果是一对辩证法的范畴，但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人的参与，作为结果得以产生的原因中，当然就根本不可能包括某种目的。”[65]据此，他区分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说的是存在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主观方面说的是存在着人指导自己行动的方针。“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生产，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属性。这是事物的客观方面，从主观方面来说，明确生产的目的为满足社会的需要，是对社会主义生产负有各种领导责任的人，按照社会主义生产本性的要求进行正确的指导的实践方针。”[66]他还区别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生产的社会主义目的，前者仅仅是后者的一部分。[67]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于光远开始思考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关系。实际上，是“重新”思考，因为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就提出“宽派商品论”，那时就已经思考过。当时他就认为商品价值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满足社会需要才是目的，因而要着重于使用价值方面。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一文中，他使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的再思考”这样一个小标题，并把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人的需要，区分为消费型需要和非消费型需要。“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不完全是要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消费型的需要，也要满足一些人非消费型的需要，我觉得在这里标明‘所有社会成员’和‘一些人’是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有某种非消费型需要的一些人，他们也同样有消费型需要。”[68]在《“下海”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中，对于具有相当高社会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下海的目的，他列出了五个方面，[69]这些方面都是他所谓的“非消费型需要”，下海为他们满足自己的这些需要提供了机会。但是，于老在此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谓“非消费型需要”不过是成为资本家的需要，难道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还要满足“一些人”成为资本家的需要吗？一切下海的人，直接经营的目的都在利润，即使像恩格斯那样资助马克思的事业，也丝毫不改变恩格斯所经营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面对国有企业改制中工人阶级的雇佣化，面对农民工低工资、大量欠薪和零福利就业，农民个体生产被纳入市场后直接面对国内国际资本的压制和盘剥，谁还能相信市场经济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呢？写文件的人追求政治正确，不仅导致理论脱离实际，更重要的是损害了理论体系的内在自洽性。
    世纪之交，随着我国经济运行中逐渐出现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的问题，于光远对生产目的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扩大需求和提升消费结构上来，先后提出“五层次消费水平”和“四种消费品理论”。他引证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生产出新的消费”“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和“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70]以及“发展生产的能力”、“发展消费的能力”和“个人才能的发展”[71]两段论述，从中得出在生产和消费的相互促进中出现消费结构升级。他在恩格斯关于生活资料划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层次消费水平”：豪华型、富裕型、一般型、困难型、贫困型；[72]以及“四种消费品理论”：第一种消费品为生存资料，第二种是享受资料，第三种是现代交通工具和现代通讯工具，第四种是现代发展工具。此外还有毒品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73]这些论述，对于找寻扩大内需的增长点具有启示意义。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是否会发生异变，各个市场主体是否把满足人民需要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不置可否。于老对此没有表述，对市场经济发展中阶级的可能生成这一问题尚未涉猎。需求不足，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对抗性阶级分配关系的产物，不可能在不改变分配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寻找新的增长点来根本解决问题。面对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的基尼系数，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阶级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欠薪与讨薪斗争、货币的贬值与通胀等，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防止产生对抗性的分配关系，才是化解有效需求不足不可回避的政治经济学课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度成为热门话题，一些学者再次思考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在我们看来，成熟体系的形成条件尚不具备。但在这样的条件下，认真总结我们前辈包括于老在内毕生探索的成果，不无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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