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C和NDC都是缴费确定型计划,都比较好,不需要通过干预来实现稳定运行,因为DC系统有其内在稳定性。对于FDC,需要有监管规则,不能任由养老金管理公司来掌管一切,需要有强有力的规则监管机构,但是无论是FDC还是NDC的DC计划,都有内置的激励机制。透明度和激励机制是NDC的优势所在。
FDC和NDC之间有一些差异,比如,就FDC而言,它的回报率,即金融回报率、财务回报率,很多情况下高于增长率。理论上来讲,经济增长率不会比金融回报率高,因为金融回报率基于资产交易,是把经济体中最优秀的资产拿出来进行交易,金融回报率应该高于经济增长率。长远来看,FDC的回报率有可能会低于NDC的回报率。
NDC制度下资产和负债的平衡 实行现收现付制,可以保持金融稳定,解决偿付能力问题;可以在资产和负债之间,实现平衡;并使得基金管理公司受到压力而使之得到很好的管理。最好有一个缴费确定型的计账式,也就是NDC,而不是给付确定型。
缴费水平的确定。主要取决于养老金替代率有多高。平均而言,替代率是50%的话,一个退休人员能够领到以前工资水平50%的退休金,那就需要确定退休时人们的剩余预期寿命还有多长,比如说18年。还需要决定什么时候退休,比如说65岁退休,平均寿命是83岁,全职工作是40年,那么缴费率为22.5%。
如果是白手起家建立一个NDC,就像FDC一样,有一个过渡期,人们必须先缴纳45年,然后才能够获得养老金。把钱投入到系统中,从第一年就需要缴费,缴上来的费用和FDC不同,你有选择权。一部分缴上来的费用建立基本养老金,即人人有份。当然,不一定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政府可以来资助这部分,也可以为此发行债券。养老金账户总会有负债,即欠该领养老金的人或者缴费的人多少钱,政府处于负债状态,需要将来支付NDC。可能性就很多了。也可以将NDC债券用于其他目的,投资于其他资产,比如人力资源投资,进行医疗服务和教育,至少是基础设施,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方式。
NDC有优势,但要分支柱、分层级来考虑,首先要有很好的基础保障,让这个体系具有扶贫作用。如何做到这一点?瑞典做得比较好的一点是,保障水平设得比较低,比老年人最低生活保障设得还低,最低限度养老金只是一笔固定金额的资金,此外还有住房补贴发挥补充作用。通过谋生能力测试,来确保老年人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制度设计的初衷。
瑞典养老金体系中,基础部分是NDC,在此基础上有一定的FDC的成分。这样,现收现付制中能够充分考虑工资增长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同时FDC还能够获得金融市场带来的更高的回报。我们不能说整个计划都是FDC,只要整个体系的1/3是由强制化政策组成的。即使这样,人们对FDC的计划还有很多批评,很多批评意见是合理的。
在瑞典、美国、加拿大,我们都能看到FDC实施良好的案例。其共性是没有过高的管理费,往往管理费是150个基点,在瑞典,管理费只有25个基点,也就是说,只是私人养老保险管理费的1/6。在强制性公共养老金计划当中,资金滚动到保险公司中去,有的时候搞不清楚是谁在支付资金,因为这样的资金要经过清算中心,养老金机构知道谁在支付。
专业基金管理人员很重要。他们不需要打广告,不需要推销,不需要吸引人们来参与基金,资金本身的运行费用可以比较低。
瑞典从1990年代开始到2016年,基金的平均回报率是6%,这是名义回报率,分配是复合的分配,也就是尾端的人非常少,也就是说没有人投资失败,大家都成功。瑞典基本上都是选择国际指数基金,一般来说,它们的回报都差不多。
瑞典养老金改革之后,主要的退休年龄都分配更为平均了,更多的人晚退休,也有更多的人早退休。为什么有人选择早退休?因为我们有一个职业制度,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工作时间太长,但至少要达到61岁才能退休。平均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是65岁,至少要达到61岁,有些人因为具体的工作情况,他们可以领职业和公共养老金,如果他们愿意早退休的话。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职业养老金,也就是NDC,也遵循同样的规则,没有例外的。也可能同样的规则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有的人选择晚退休,有的人选择早退休。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晚退休,以前到了58岁就有人开始退休了,现在这种情况很少了。
瑞典改革的一个缺陷,是规则完全统一。从区域统筹来讲,不建议国家层面统筹,因为这样正好起了反作用,寿命短的钱就转到寿命长的人那儿去了。我比较赞成区域统筹,养老金的保险池最好是地区层面的。区域统筹在很多方面有优势,因为和当地人相关。
NDC之外的选择 不可能用养老金解决所有的问题。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希望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差距能够缩小,因为城市化就会使人们更多地在城市生活。
NDC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的答案可能不是未来现实的答案,因此必须具有灵活性,要深思熟虑。
无论NDC还是FDC,实际上都反映了一个人在成为老年人之前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说,交养老金之前和交养老金之后,如果有极端的差距,这样极端的差距会持续存在,但是这种极端差距的原因在劳动力市场当中。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很多人都去了欧盟更加富裕的国家,因为奥地利和德国的工资水平更高。这意味着,人们可以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我们的养老金是可以携带的,各个地区之间可以通用和衔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并不会到处都是DB的体系,否则就行不通了。这是一种现状。
我们不应该通过养老金体系,或者单独通过养老金体系,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此外还有税收制度。进行再分配,税收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得到改善,比如医疗等。把所有的政策放在一起,把不同的方面结合在一起,会带来不同的成效,这需要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要把不同的方面整合在一起,解决劳动力市场的重要问题,而且应该对不同的市场进行干预。
(Edward Palmer系瑞典养老金模型的核心设计和推广者;根据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养老金改革:国际动态与中国实践”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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