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国际化真的有隐忧吗？——皮建才

    宋铮博士和两位合作者合写的论文《中国式增长》（Growing Like China）发表于世界顶级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1年第101卷第1期，该文获得了第15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在颁奖典礼上，宋铮博士以《我对中国经济学的一些担忧》为题做了一个发言，他的获奖感言经《东方早报》发表后在网上广为流传，我的学界好友聂辉华教授就在他的搜狐博客上特地转发了这篇文章，并且郑重其事地搞了一个“博主按”，“按”的大意就是“博主”非常担忧“中国经济学界的崇洋媚外”特别是“SSCI崇拜综合症”。
    宋铮博士从学术发表记录来看可以算是理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重量级新星，目前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他的论文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计量经济学报》（Econometrica）、《国际经济评论》（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经济理论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和《货币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等世界顶级和一流经济学期刊。他曾经先后在复旦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斯德哥尔摩大学求学，并且先后在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所以他能够很好把国际视野和国内视野结合在一起，比如从国际视角看国内问题。宋铮博士在他的获奖感言中直言，“中国经济学到了这个阶段，对于年轻人来说，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矛盾，就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对于现实问题的需求，和我们年轻人所面对的、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之间的矛盾。”具体展开来说就是，中国在经济学国际化的过程中逐渐按照国际标准采用了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这样的评价体系“鼓励年轻人去做一些看得见的、容易出成果的东西，而不容易鼓励大家去做一些长期的投入、有思想性和现实意义的投入。”比如，大部分人都在“研究美国经济问题或者说是以美国经济问题为内核的所谓的经济理论问题”。反过来，这样的评价体系不鼓励大家去做有现实意义的中国问题，因为这种“有现实意义的东西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出成果，而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样一来，人才资源的错配就会出现，中国大陆经济学国际化中的隐忧由此而产生。
    笔者认为，宋铮博士在感言中所提出的经济学国际化中的隐忧并不是真正的隐忧。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学界，我们不能就海归经济学博士论海归经济学博士，而是要把海归经济学博士和本土经济学博士放在一起看待问题，要把新海归经济学博士和老海归经济学博士放在一起看待问题。宋铮博士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经济学者具有不同的类别和知识背景，有的是学术型经济学者，有的是政策型经济学者，有的是对中国国情非常了解的经济学者，有的是对中国国情不太了解的经济学者，有的是对学术考评非常敏感的经济学者，有是对有的是对学术考评并不敏感的经济学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宋铮博士之所以对经济学国际化有担忧，是因为他从静态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从动态的角度看待问题，是因为他从局部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从整体的角度看待问题。下面就让笔者分两点细说一下其中的原委。
    首先，对于中国大陆大部分高校新引进的大部分海归经济学博士来说，一般来讲他们面临着比较严格的学术考核，一个聘期（比如，通常为3年）一小考，两个聘期（比如，通常为6年）一大考，两个聘期内必须在规定级别的国际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出规定数量的SSCI收录论文，否则就要“卷铺盖走人”。在这样的考核压力下，海归经济学博士自然需要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来发表在短期内可以符合要求的论文，学术市场要求他们必须这么做，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学术市场和美国的学术市场没有区别。“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海归经济学博士学习时学的就是“美国经济问题或者说是以美国经济问题为内核的所谓的经济理论问题”，发表论文时围绕自己擅长的问题进行写作也就无可厚非。这些海归经济学博士在获得常任轨以前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代表他们在获得常任轨以后也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他们在国内呆得时间比较长以后，会慢慢了解国内经济情况，从而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上逐渐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有些海归经济学博士甚至在没有获得常任轨以前就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当然，具体情况因人而异。“牵马河边易，强马饮水难”，除了学术市场以外，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强行要求海归经济学博士违背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学术探索是自由的，学术研究即使不能高喊“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但也需要强调“无用知识的有用性”（“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当时看起来跟中国经济不相关的研究所发展出来的方法将来可能正好用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上，短期“无用”不代表长期“无用”，短期“有用”也不代表长期“有用”。
    其次，中国的经济学从业者既包括本土经济学博士，也包括海归经济学博士。本土经济学博士属于存量问题，海归经济学博士属于增量问题，中国经济学界存在自身分工与协调的内在机制，不会因为增量问题导致整个机制的失灵，增量问题引起的整体研究质量的提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日千里”。不管是海归经济学博士还是本土经济学博士，他们的就业单位并不一定就是对学术考核要求比较严格的高校，还有可能是对学术考核要求并不严格的政府政策研究部门或者社会科学院系统。政府政策研究部门或者社会科学院系统偏向于研究政策性问题，高校偏向于研究学术性问题，这属于中国经济学界的分工与协调。有些经济问题属于具有紧迫性的政策性问题，但并不一定是很好的学术性问题。有些问题属于很好的学术性问题，但不一定是具有紧迫性的政策性问题。对这两种类型的问题的区分非常重要，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中国经济问题都属于同一种类型，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搞学术研究好的学者搞政策研究也一定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搞政策研究好的学者搞学术研究也一定好。中国经济问题的政策性研究有很多是由政府政策研究部门或者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经济学博士承担的，这里面几乎很少涉及到宋铮博士所说的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政策研究部门或者社会科学院系统可能会邀请高校里学术做得好并懂国情的海归经济学博士合作进行政策性研究。比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鹤主编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出版）属于政策性研究，刘鹤邀请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蔡洪滨教授领衔的以海归为主的团队参与了其中第七篇《从微观机制视角看两次危机》的研究。
    中国大陆经济学国际化真正的隐忧的并不是宋铮博士所讲的“中国日益增长的对于现实问题的需求和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之间的矛盾”，而是国内研究范式和国际研究范式如何“并轨”和“对接”的问题，是如何形成一个内在统一的学术共同体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其中的争论可能会反反复复，其中的矛盾可能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宋铮博士在他的发言中所担忧的矛盾实际上应该描述为“在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下，研究者倾向于选择更容易满足学术考核要求的小问题和次要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倾向于选择更难满足学术考核要求的大问题和重要问题的研究。”这样的矛盾几乎在所有的学科都存在，不只是经济学科；这样的矛盾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不只是中国；这样的矛盾在经济学国际化以前就存在，不只是在经济学国际化以后才有。这种普遍性的矛盾显然不能看成是中国大陆经济学国际化特有的隐忧。
                                             （选自《经济学家茶座》第6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