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微信红包遇到愚人节——寇宗来

    马年春节，微信红包一炮打响，瞬时间中国人都拿着手机，大度地发红包，紧张地抢红包。红包封顶两百元，小则不限。一笔钱，既可以是平均分配的，也可以是随机分配的。发红包，不代表很有钱；抢红包，也不代表没有钱。发红包和抢红包，更多地是一种娱乐，一种体验。在红包秒杀的过程中，谁能抢到红包，谁能抢到大红包，谁能抢到数字带8的红包，谁就能够有个好彩头，马年马到成功，马上发财。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发红包和抢红包过程所带来的效用，要比红包本身更大。
    对于厌倦了鸡肋般春晚的中国人来说，微信红包给平淡无聊的春节，注入了现代而清新的欢乐气氛。而对腾讯和马化腾来说，微信红包使他们迅速扩大了移动支付的市场份额，一时间让市场老大支付宝黯然失色。正如人们调侃的那样，在热闹喧嚣的红包盛宴中，最失意的或许就是来自外星的马云先生，那简直就是一种珍珠港被偷袭的感觉。面对微信红包的火爆，时间是马云最好的朋友，春节很快就会过去，红包快乐也会随时间而边际递减。
    但是，对于微信这种具有强烈网络外部性的社交平台，一旦用户量超过了所谓的“临界点”，其普及率就会迅速上升，最终会形成一种“赢者通吃”的市场结构。现在，微信已经成为中国人交朋友，传段子，找乐子，获信息，乃至做生意的重要平台。可以说，微信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没智能手机，那就赶紧买一个；买了智能手机，那就赶紧把微信装上；微信装上了，那就加上朋友，被朋友加上。于是乎，不同圈子的人，就组成了不同的微信群。每个微信群，都有不同的成员；而每个成员，也可以参加不同的微信群。每个微信群，实际上都是一个小型的虚拟社区。
    孔夫子讲，人无信不立。日常生活中，没人喜欢被骗，而骗人者在社会中也难以长期立足。但只要不过火，这种行为准则在愚人节可以暂时失效。这一天，骗人者很高兴，被骗者却也无法生气，反而只能嘲笑自己缺乏智慧和警惕，不幸成了受人捉弄的笨蛋。正因如此，在愚人节捉弄与反捉弄就成了人们乐此不疲的博弈。在现实世界中，因时空所限，一时间骗一个人或许容易，但一时间要骗许多人却很难。但在虚拟的微信社区中，信息可以如链式反应般快速传递，只要骗术高明，瞬间制造许多愚人却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今年某一天，和往常一样，我拿出手机，看看各微信群里大家在讨论什么，结果发现有个群友正在发红包。见到这种好事，怎么办？当然是一个字，抢！但是，当我点击红包之后，并没有出现春节期间已经熟悉的界面，而听到了玻璃碎裂的声音。哈哈，假红包！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那天是4月1日。就这样，我开始了今年的快乐愚人节。
    几分钟后，在另外一个微信群中，Y君向群友们发出了红包。冒着再次被骗的风险，我还是点击了红包链接。呵呵，这次红包居然是真的，愚人节Y君亦不余欺也。但很显然，许多人怀疑他在愚人节发红包的动机，因为红包晒了老半天好没领完，而在春节期间，任何红包都会被瞬间秒杀，两者简直是有天壤之别。此时就有人幸灾乐地嘲笑Y君，说他有RPWT。发红包没人领，出钱还招人奚落，此情何以堪哪！于是乎，Y君开始在群里面拍胸脯，表决心，说这红包绝对是真的。或许这更加加深了怀疑者的怀疑，红包的领取速度还是像蜗牛爬行一样，完全了没有网络世界快准狠的范儿。又过了许久，红包终于领完了，此时Y君终于扬眉吐气，感谢大家对他给予了充分信任，大有无债一身轻的感觉。
    在愚人节，面对红包链接，点与不点，这是个问题。但毕竟，这种选择没有哈姆雷特式的纠结。点击红包链接，真的，拿红包，碰好运；假的，不过就是听到玻璃心碎的声音而已，权当自嘲又有何妨？所以，一旦人们至少稍微修正心态，“点击”就会逐渐成为面对红包的占优战略，于是Y君的红包究竟是被逐渐领完了。
    这时我突然发现，微信红包实际上为经济实验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实验平台；同时，我萌生了一种好奇心，想看看稍微提高受骗损失之后，人们又会如何选择？尽管我从来没做过实验经济学，对如何设计和分析实验也毫无经验，但我还是想尝试一下。严谨与否倒是其次，好玩才是最重要的。
    说干就干，我立即在我们自己的师生群中发放了拼手气群红包，共有10此机会。我们这个群共有50个成员，不算大。考虑到有些人不一定在看手机，我原来猜想我可能会面临与Y君类似的遭遇。但事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红包很快就被一抢而空。有红包抢，学生们当然很高兴。我就问，你们在抢红包的时候，就不怕变成愚人节的主人？结果有几个秒杀红包的主儿回答让我很失望。与我早上开始相同的是，他们完全不记得那天是愚人节；与我早上开始不同的是，他们碰到了真红包。
    为了剔除这些不知情参与者的效应，也为了避免抢红包成为“占优战略”，我决定再做一次实验。我先是在群里申明，今天是愚人节，我们借助微信平台玩一个亦真亦假的猜谜游戏。作为出谜者，我可以发真红包，也可以发假红包；而作为猜谜者，学生可以选择点击或者不点击微信红包的链接。这样就有四种可能的组合，真红包点了，或者假红包没点，都算猜对；反之，真红包没点，或者假红包点了，都算猜错。为了让游戏为了避免点击链接成为明显的“占优战略”，我宣布，凡是猜错者，都要在不久之后的师生聚会中受罚白酒一小杯。为了确定游戏的参加人，我限定了5分钟的报名时间，结果最终有15个人参加。事后又不少学生说没有及时看到微信，很遗憾没有机会报名，这当然是后话。考虑到点击红包有先有后，为了避免先知道红包真假者给尚未获知信息者透露信息，我们禁止发送打开红包界面的手机截屏。但是，只要不散发这种硬信息，所有参加游戏者可以自由发表观点，这是典型的廉价交谈（cheap talk），就跟著名的“杀人”游戏是一样的。最后，为了尽量避免信息泄露而导致的问题，我们决定游戏在开始之后5分钟结束。
    在明确上述规则之后，我就向群里面发送了已经装好的微信红包。为了图个吉利，红包分成8个。当红包链接出现在群里时，立即就有两个人选择了点击，并开始像群里人宣称，红包是真的。于是乎，又有3个人选择了点击。接着，他们中有人说红包是假的，只好等着喝白酒了，也有人赞扬自己一贯诚实，说自己都已经拿到真金白银的红包了，赶快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但有趣的是，这些敲边鼓的话，似乎并没有改变其他人的看法。
    实际上，这时候我一直在担心我的机制设计存在问题。由于参加人数几乎是红包数量的两倍，因而只要选择点击的人数超过红包数量，我就无法确定哪些人应该点儿没有点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大可以根据这个“制度漏洞”反过来灌我白酒。当然了，我已经准备了另一套补救方案，那就是再发一轮红包，破财消灾呗。
    五分钟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最终的结果是红包还剩三个。既然没有领完，我之前担心的“制度漏洞”被没有真正变成制度失败。既然游戏已经结束，我就向学生宣布，红包是真的。但好玩的是，他们仍然不相信，认为我仍然在进行愚人节游戏。我只好说，现在游戏正式结束，红包若假，聚餐时罚酒三杯。有了这个保证，三个红包瞬间消失。看来我们的学生，都不愧是学经济学的，对于风险具有了充分的定价能力。
    红包发完，我试着对游戏结果进行了粗略的总结。第一，“迷糊”效应还是很明显的。在第一轮红包游戏中，许多抢红包的学生，根本就不记得这是愚人节的红包，所谓傻人有傻福。而在第二轮红包游戏中，所有参与者都明确知道这是愚人节红包。有了这样一个信息，他们就担心自己可能成为愚人节傻瓜，因而在点击红包链接时变得更加谨慎了。其次，不同学生对成为愚人的“成本”评价是不同的，按他们抢红包的意愿从高往低排列，大概就可以得到教科书中所谓的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第三，在抢红包时，人们并不知道红包的价值到底是多少。这里面有多重的不确定性：（1）红包可真可假；（2）给定红包是真的，学生对红包总金额以及分成几份也不得而知；（3）为了好玩，红包通常是拼手气类型的，因而每个红包具体多少钱是由微信平台随机确定的，连发红包的人都是不知道的。但不管怎样，每个参与游戏的学生可以估测自己点击的红包的“预期”收益。第四，如果预期收益高于成本，学生就会选择点击，反之则反是。最后，由于在规定的时间内红包没有送完，这表明在多数学生看来，愚人节红包陷阱大于机会。或者，自嘲一下，就像前面Y君的遭遇一样，他们都对我的发红包的动机抱有怀疑态度。
    通过这个游戏，我突然想到了《坛经》里面心动和幡动的公案。判断真与假，实际上真的是一种信念。在愚人节，人们形成了一种制度共识，此时骗者无罪，疑者有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真假假，就成了一种有趣的心理博弈。进一步，在没有硬信息的廉价交谈中，任何信念都可以自我强化和实现，就像楚人盗斧里面的讲述的一样。
    我接着在群里跟学生进行了沟通。如我预期的是，那些选择了立即点击红包链接的学生早就预料到我肯定发的是真红包。但超出我的预期的是，一些没有选择点击红包链接的学生，也早就认为我发的是真红包。他们接着解释说，目的就是讨杯酒喝。哈哈，愚人节游戏遇到酒鬼，真是没有道理了。
    看来下面需要做的，就是聚餐的时候多带几瓶酒，让该点不点的，以及那些有酒鬼潜质的学生多喝一点，共同在菁菁复旦园中“诗酒乘年华”吧。
                                                 （选自《经济学家茶座》第6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