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刘世锦：先推动与高质量发展相配套的重点领域改革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并非自然而然，而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重构地方竞争机制，优先推动与高质量发展相配套的五个领域的重点改革。
    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异乎寻常的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有哪些联系？当前面临哪些挑战？
    刘世锦：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我们只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还不能说已进入这个阶段。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挑战。
    中国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的社会共识也需要相应转变。如何把发展更多地与“质量”“效率”等概念挂钩，需要从决策者到普通民众系统地理念转变，或者说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共识。要转为追求质量效率的政绩观，需要确立新的评价考核体系，比如，把就业指标放在优先位置，或者按照五大发展理念，构造新的评价指标，把GDP更多地作为一个预测性、结果性指标。
    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超过以往。各种破除对企业家精神束缚的改革应该摆在优先位置。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应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而不能仅限于不稳定的政治承诺、政府文件或地方性、阶段性人事关系支撑，比如，有些地方就曾出现后任不理前账现象。对某些企业家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件重新审理将有助于提高产权保护法治建设的可信度。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形成“亲”“清”相容的政商关系，划清政府权力边界，纠正脱实向虚倾向，使企业家精神聚焦于实体经济、创新驱动，而不是套利和寻租。充分理解企业家精神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形成崇尚、发展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和民族文化，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把梦想变为现实的创新国度。
    地方竞争机制被认为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竞争机制仍然是有效的，不能丢，不应该丢，也丢不掉，需要与时俱进地改革、创新和提升。与高速增长期相比，地方竞争的内容将会有所调整，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形成不同类型劳动者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模式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竞争，等等。
    事实上，地方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已经起步。比如，部分二线城市开始“抢人大战”，放低门槛，拿出优惠政策，“给钱给房给户口”，吸收高校毕业生到本地就业创业。人才争夺不仅表现在所谓“高端人才”领域，也表现在普通劳动者市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招工难现象已持续多年，找一个保姆的难度往往不亚于找一个大学生的难度。可以预见，长期延续的限制城市人口、以户籍和公共服务等挡住外来人口的理念与做法，将面临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改变。又如，浙江等地提出并实践“亩产论英雄”的发展理念和政策措施，建立企业亩产效益综合评价制度，推动工业、服务业企业亩产效益评价全覆盖。
    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大都市圈、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等机遇将层出不穷，但谁能抓住并利用好这些机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竞争优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既要支持保护企业层面的企业家精神，也要倡导保护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允许地方有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允许有个性、有差别，允许试错纠错，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优先推动与高质量发展相配套的重点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能否成功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持续推进，最重要的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形成正确的目标、机制、战略和策略。应当加快哪些领域的配套改革？
    刘世锦：首先，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根据有关研究，这五大基础性成本中国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除了资源禀赋外，主要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效率不高。必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在“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应当有标志性的大动作，以彰显改革的勇气和决心，提振全社会推动改革的信心。这将是一项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至关重要。
    其次，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我国在现有税制且财政收支压力大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减的空间并不大。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以直接税为主。减税与税改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应当把房地产税、环境税等开征起来，消费税作为地方税的一部分，相应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相应降低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的负担。
    再次，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从传统的企业体制退出，从传统的实物形态中退出，从过剩的、缺少竞争力的产业退出。发挥国有资本规模大、直接体现国家和各级政府意志、对政府要求执行力强等独特优势，更多地集中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还有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
    再其次，农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的城市化，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些战略的实施，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的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流转起来。全面推动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地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扩大最具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
    最后，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差距最大的是服务业，重点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从长期看，这是发展最大的短板所在。以往开放的重点是吸引物质资本、已有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开放的重点应转向吸引聚集高水平人力资本，形成全球科学前沿的开拓能力和技术前沿的创新能力。可以考虑设立高水平教育研发特区，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汇聚全球顶尖人才，形成最有利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环境与机制，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质性地缩短中国在这方面与世界前沿水平的差距。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放宽在高水平教育研发和其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准入，把优质人力资本更多地吸引到这些领域，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
    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中国仍处在追赶期。我们在发展，别人也在发展，到本世纪中叶前，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我们在某些领域能够赶上或领先，但总体上还是处在追赶期。这个定位非常重要。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长加快，老牌发达国家也在寻求新的竞争优势。所以，需要继续开放，实质性地深化改革，才能与时俱进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记者 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