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波：国有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

    第三，国有经济改革必须依据作为辩证法核心的矛盾法则。如前所述，国有经济改革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作为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这本身就是矛盾法则的运用。此外，这里需要提出两点：一是国有经济改革包括极其复杂的矛盾。它不仅涉及国家与国有企业关系，而且涉及中央和地方以及中央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涉及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显然，只有妥善处理这些关系，国有经济改革才能得到顺利发展；否则是不可能的。二是国有经济改革的全过程必须坚持对阻碍改革的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在这方面主要是对否定改革的“左”的思潮和把改革引向私有化邪路右的思潮的批判。这两种思潮在国有经济改革的各个发展阶段，其作用是有区别的。在改革初期尽管存在私有化思潮，但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左”的思潮占了主要地位。这种“左”的思潮与改革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曾经进行过反复较量。只是在1992年年初邓小平重要讲话对此做了结论以后，这场争论才趋于平息。但伴随国内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国外资本主义思想的流入，右的思潮又上升到主要地位。其主要代表就是极力宣扬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近几年来我国学界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这是十分必要的，今后仍须坚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有经济改革已经深入人心的条件下，过去那种露骨地反对国有经济改革“左”的思潮已经难以为继了。于是采取了较为隐蔽的形式来宣扬其主张。其特点是：一方面表示赞成国有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又采取玩弄概念的手法来否定国有经济改革。但这个问题需要专文分析。这里只是简单提一下。
    第四，国有经济改革必须遵循以人为本原则，切实做到改革出发点为了人民，改革进行依靠人民，改革成果分享人民。只有这样，改革才能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能战胜改革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国有经济改革进程中切实贯彻了这些原则。前已提及，国有经济改革各项重大举措都是经过改革试点经验总结的。而这些经验归根结底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且，人民对改革成果已有了深深的获得感。在改革以前的1953—1978年，在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战略双重作用下，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为生产而生产的错误倾向。这期间经济年均增速为6.1%，而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速只有2.3%。二者之比（以后者为1，下同）为2.65∶1。改革后就根本改变了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则更为明显。其中，1979—2011年，经济年均增速和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速分别为9.1%和8.0%，二者之比缩小到1.13∶1。2012—2016年，二者年均增速分别为7.3%和7.6%，后者超过了前者0.3个百分点。2017年，经济和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6.9%和7.3%，后者超过了前者0.4个百分点。诚然，这些成果是由全部改革带来的。但国有经济改革是其中最重要方面。这样，尽管国有经济改革过去、现在和将来还会遇到各种风险和困难，但完全可以预期是能战胜的。
    第五，国有经济改革必须遵循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为此，一方面必须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不仅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必需的，而且是促进非公有制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居于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拥有完备的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和生产基础设施。显然，非公有制的发展，离不开国有经济在这些生产要素方面的支持。旨在巩固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改革，会释放数以千万计的冗员。这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所必需的劳动力来源。国有经济还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最重要的国内市场。流行的观点在论到国有经济改革重要性时，往往强调前一方面，忽略后一方面，这是不全面的。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各种所有制在市场竞争中的平等地位。这不仅是实现“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针所必需的，而且只有这样，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才是有生命力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还是推动国有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详见后述）。
    第六，国有经济改革必须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结合起来。问题在于：改革以前，国有经济不仅占据了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遍及竞争性行业；不仅拥有大量的大中企业（这在适当的范围内也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拥有数量更多、占比更大的小企业。国有经济布局的这两种状况，不仅挤占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所必要的空间，有碍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也是发展强势国有经济力所不及的，并不利于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国有经济有效地发挥主导作用。从这方面来说，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不仅是国有经济改革的两个重要方面，而且是国有经济监管和国有企业两方面改革的重要前提。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把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推进到位，才有利于国有经济监管和国有企业两方面改革的顺利推进。
    第七，国有经济改革必须在国有经济监管方面实现从主要管企业到主要管资本的转变，国有企业方面必须实现从原来作为政府附属物的生产单位到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的转变，并须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企业也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兼容，才能使国有经济真正融入中国市场经济。
    第八，要实现国有经济监管方面从主要管企业到主要管资本的转变，就必须切实大力推行已创造多年并有成效的管资本的形式。即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依法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并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其出资企业履行股东职责，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实现从主要管企业到主要管资本的转变，是从国有经济改革的总体说的。它并不排斥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某些特殊重要的国有独资公司（如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实行直接管企业。
    但要在完全意义上实现向主要管资本的转变，不仅涉及国资委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监管，而且涉及国务院对国资委在这方面的监管，还要进一步涉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在这方面的监管。只有把这三个相互联系环节的监管真正落到实处，才能彻底实现向主要管资本的转变。201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是强化全国人大对国务院国有资本监管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但这方面改革任务的完全实现还需做出艰苦努力。
    第九，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依据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推行分类改革。必须继续大力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国有企业经理层必须实行市场应聘，以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薪酬分配制度；企业员工也要实行市场化管理。［6］
    国有企业改革还必须着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其固有特点（包括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和员工持股等）和灵活性（国有资本可以依据企业重要性的差异实行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和参股等），不仅有利于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且有利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实现公有制占主要地位、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一种有效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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