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波：国有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

    第十四，必须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对国民经济改革的促进作用。对外开放包括引进外资，兴办“三资”企业。上述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促进国有经济改革的三方面作用，“三资”企业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是具有的。此外，“三资”企业在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还有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所不具有的独特作用。
    对外开放还包括进出口货物和服务以及承包对外工程等方面。这些方面对于调节国内总供求关系和经济结构以及输出劳动力等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
    还需着重提出，对外开放还包括输出资本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货物、服务和劳动力输出。列宁依据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世界情况，把资本输出确定为帝国主义的五大经济特征之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情况表明：在工业化已经发展到后期且现代化有很大发展以后，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大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中国也需要输出资本。但这两种资本输出的性质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并以此为工具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掠夺资本输入国的主权。这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后者遵循的根本原则是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不仅有利于输出国，而且有利于输入国。［10］对作为资本输出国的我国来说，这对于调节总供求关系、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的供求关系都是有益的。还需着重指出，我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要实现做大做优做强，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是必需的重要一环。对输入国来说，可以获得他们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和商品。这是一种政治平等、经济互利的关系。
    第十五，必须为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创造它所必需的经济环境（即经济的稳定发展）、营商环境（如统一的、平等的、开放的、有序的市场和便利宽松的商事制度）、法律环境（即国有经济改革必须拥有的法律保障）和社会环境（即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总的说来，我国在改革过程中是做得比较好的。但这些方面也有不少教训。比如，尽管改革以后已经改变了改革前曾经发生的五次强波周期和超强波周期，但还是发生了五次中波周期。而在每一次中波周期的波峰年，由于经济过热，不得不放慢改革步伐，以致延缓了改革进程。只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才第一次实现了向微波周期的转变，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11］
    第十六，必须适应改革的固有特点，推行渐进式改革。我国国有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又是采取自上而下有领导地进行的。作为改革领导者由于受到认识规律的制约，不可能一次就完整地把握改革的客观规律。而且国有经济改革的各个方面，其实现所需具备的条件和难易程度都是有差别的。仅此二端就足以充分说明：国有经济改革不可能采取突击的方式，而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这种方式还有很多优点。比如，有助于避免犯大的错误，出了错误也易于改正。
    第十七，必须十分重视改革理论对改革实践的指导作用。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以后的发展，对包括国有经济改革在内的经济改革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在发挥改革理论对改革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也有不足之处。仅就国有经济改革来说，鉴于国有经济分布过广和国有小企业占比过大的情况，在1978年改革开始以后，就要把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紧密结合起来。但由于当时在指导思想上实际上存在着要把全部国有企业都要搞活的思想，迟迟提不出这一点。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基于改革经验的总结，认识到要搞活全部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要有效实现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不需要这样做。只有把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与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才是搞活企业的必由之路，才能有效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又如，推行建立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是国有经济改革的一个根本环节。但这一点也是直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才明确提出。再如，在国有经济的监管方面实现从主要管企业到主要管资本的转变，是国有经济改革另一个更重要的根本环节。但这一点是直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才明确提出的。凡此种种，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改革理论研究及其对改革指导作用的滞后，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一点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有根本改变。其突出表现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包括国有经济改革在内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文件，其数量之多、频率之高、涉及面之广、切入实际之深、问题导向之明和指导力之强都是改革以来从未有过的。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理论研究以及智库建设的作用直接相联系的。
    第十八，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12］显然，这个根本性的结论，对国有经济改革也是完全适用的。据此，可以认为，国有经济改革的根本经验，就在于它实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国有经济改革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列宁.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565.
    ［2］［6］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94-96，507-511.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0，1994：2-3.
    ［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49，194-244.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8，268，370，373.
    ［7］中国经济时报.2018-02-02.
    ［8］中国经济时报.2017-09-18.
    ［9］中国经济时报.2018-01-16，01-30.
    ［10］汪海波.论对外投资的历史发展［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6（1）.
    ［11］汪海波.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新发展［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3）.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人民出版社，2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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