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负债增长模式的震荡、扩散与前景——“债务危机”、“金融过度”与“去虚拟经济过度”

内容提要：论文提出和回答了如下几个新问题：美国是如何经营世界经济的？美国经营全球模式及其传导机制是什么？次贷危机和诸多“危机后危机”如何交织作用？美国模式的震荡、扩散和前景如何？论文从次贷危机的解剖入手，透视“美国全球负债增长模式”的构架及其传导和扩散的机制，讨论了“债务危机”、“去金融过度”和“再产业化”等问题，揭示了这个模式的经济学灵魂并估测了它的生存空间。
    关键词：美国模式 次贷危机 金融过度 去虚拟经济过度
    作者简介：萧琛，男，江苏高邮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次贷危机”百年不遇，“欧债危机”、“美债危机”又接踵而至，“世界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乃至长期萧条？”“美元体系会否出现时代性退位？”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专家的高度关注与热烈争议。本文深感有必要提出并努力回答如下几个新命题：美国是如何经营世界经济的？美国的经营模式如何传导到欧洲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诸多危机的关系及其背后的经济机制是如何交织作用的？美国模式的震荡、扩散和前景是怎样的？方兴未艾的“去金融过度”和“去虚拟经济脱节化”的发达国经济产业演变趋势还能够持续和成功吗？为此，本文拟从次贷危机的解剖入手，透视“美国全球负债增长模式”的构架及其传导和扩散的机制，揭示这个模式的经济学灵魂并估测它的生存空间。
    一、危机的背景和条件：“新经济周期超长”与美国“全球需求管理”
    1990年3季度以来，美国经历了一轮“新经济周期”，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周期扩张时间超长。严格地说，“9·11”之后美国的GDP的增长仅只出现过一个季度的负增长。按长期经典定义根本就不应被视作“衰退”。当时国内外专家(包括笔者)曾提出“准衰退”(near recession)范畴。不无理由，美国的“新经济增长周期”事实上已经持续了17年之久！即使采用事后修改的衰退定义，让整个周期一分为二，则两个周期本身也都属于超长。
    周期超长的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所实施的是“全球需求管理”，与传统“国民经济需求管理”有别。由于信息化和网络化，美国的金融工具、金融创新乃至过度金融可以在超常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发挥作用。1993年网络“导览器”问世后，全球“网络经济”曾掀起过一轮空前的大牛市和持续的高增长。NASDAQ指数直冲到五千多点，“道琼斯指数”也飙升到一万多点。直到“9·11事件”之后，NASDAQ指数下降到1500点，“网络泡沫”终于破灭。为刺激经济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货币当局曾连续十多次降息，逐步吹起了全球“房地产(次贷)泡沫”。
    借助“全球需求管理”战略，美国可获得大量的国际资本以支撑其全球负债增长模式。1990年至1996年，美国引进外资约19，818亿美元，1997年至2000年，蜂拥流入美国的资金更是多达29，057亿美元；2000年美国资本市场的资产总额在全球资产市场上比重竟高达51%，而在那以前的10年中，该指标仅为28%！跨入新世纪以来，美国贸易赤字逐年增长，从2千亿美元上升到7千亿美元。与之相应，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顺差乃至外汇储备也日趋增多；为实现美元资产的保值增值，新兴经济体不得不让手中的美元回流到美国。
    “全球负债增长模式”的战略的基础是：世界上存在两大集团，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过度集团，另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储蓄过度集团。世界通货膨胀逐年上升的条件下，争当债务人(国)无疑是条宽广的致富之路。美国更是得天独厚，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其国际发行并没有硬性的制度上的约束。基于这两个条件，美国的战略思想可以是：不仅透支本国居民的储蓄和未来，而且透支别国居民的储蓄和未来。由此：
    就“让贸易逆差”这一点而言，美国人可以在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储蓄甚至在巨额负国民储蓄和巨额外债的条件下，用不断扩大贸易逆差的办法来维持国内的过度消费。一方面，大量的廉价商品流入美国，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地向境外支付美元。而这些美元又回流美国购买其国债等金融资产。从2001年到2007年，流入美国的资金竟高达95736亿美元。①
    就“让美元走低”这一点来讲，美国可以推高国际油价。一方面可以拉升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工业化成本，另一方面又可以从高油价中获得更多的控股收益。而由于美国对于原油的依赖程度已下降近半，因而同样的高油价，美国却可相对获益。而在次贷危机之前，“美元走低”本身就有利于美国。一方面可以逼高欧元、阻其出口，另一方面则可以逼低人民币，提高中国进口的成本。中国需要用双重低估的人民币去购买天价的国际原油，以及其他重要的战略资源。
    美国还可以通过“粮食战略”来扩大优势并获得多方面的收益。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粮食出口大国，国际粮食出口市场上40%的份额来自美国。“走低美元”和“推高油价”之后，美国渐将原先用于出口的粮食转化成更多的乙醇汽油。既可减少美国对国际高油价的倚赖，又可以促进本国的低碳经济(在国内已驱动300万辆汽车)。此外，由于粮食出口供应减少，国际粮价势必上升，结果是美国粮食出口减少而粮食出口总收入却并无大碍；而对于那些多年来已经倚赖美国粮食进口的国家，美国粮食战略则意味着他们需要加倍地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危机的酝酿与爆发：既被动又主动，既有微观原因也有宏观需要
    由美国上述模式及其传导机制可见，美国不仅能从美元发行、贸易赤字、美元走低、畸高油价、粮食战略等渠道从全世界获得超额利润，而且还可以从“全球房地产新战略”中获得更多收益。次贷危机，既可以说是美国在“9·11事件”后经济滑坡条件下的被动选择，也可以说是美国出于其经营全球经济的需要而主动设计出的透支国内外储蓄和资本的新渠道。
    美国“次贷”泡沫的吹起与破裂，既出于被动应付，也有积极进取成分；既有微观原因，也有宏观需要。企业家通常都需要吹起资产泡沫。经济前景看好且资金利率畸低时，房地产领域显然是酝酿泡沫的好领域。而美国的“企业制度老化”和“金融监管缺失”等因素，在此势必能够推波助澜。次贷危机发展进程中的大量事实已经表明，美国的企业制度、银行信贷、保险体制、投行杠杆、交易规则、信用评级、公司破产、CEO奖惩、会计审计、存款保险、失业救济等，几乎全都难辞其咎。
    合理利用这些制度欠缺的经济人的选择并非没有出现。雷曼破产后，其总裁竟然可依“金降落伞”等条款得到4亿多美元的补贴！既然“制度保险”如此丰厚，那么当事的高层经理为什么不能大胆地设计与交易呢？于是乎，ABS、MBS、CDO、CDS等证券化产品都纷纷出笼。“取次债”、“无追索”等大胆冒险的贷款原则，也都纷纷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吹大泡沫的得力的工具。
    宏观上讲，“9·11”之后美国经济的确特别需要扩大总需求。而房地产领域显然是个上好的选择。该产业是高度的利率敏感型的。连降十几次降低利率之后，房地产及其上下游系列产业都很快应声而起，有利于带动和支撑本已下滑的美国经济的继续高速扩张。
    理论上讲，美元的汇率和利率双双走低时，世界的通货膨胀率本应该加剧，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也肯定会下降和受挫。但在现实中，鉴于别国存有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且拥有巨额的国民储蓄余额。只要这些境外美元不同时直接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则美元的不断放量发行到境外，在一定时期内就不会(明显)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和资产膨胀。而只要美元资产还有一定的吸引力，则一般说来，美国的“全球负债增长模式”的运行就应当是平稳和安全的。
    从2001年到2007年前后5年多的时间内，美元利率由1%左右上升到5.25%高位。高利率是房地产市场和次贷产品的“杀手锏”。于是，被精心地包装化、保险化、证券化、杠杆化的“次贷”金融品，也终于逐步从“抢手山芋”变成了“烫手山芋”。而一旦这些证券化的资产出现净抛售并呈加速趋势，则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危机势必“山雨欲来”。
    2007年3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到2008年，美国的五大投行、“两房”(房地美公司和房利美公司)和AIG(美国保险集团)等金融巨人都接踵破产倒下或遇难抢救。2007年7月，外国投资者终于开始抛售美元资产，当月净售出的美国机构债高达500亿美元！
    外资一直净流入美国的局面已被打破，“全球负债增长模式”终于开始面临釜底抽薪之灾。模式动荡、泡沫破裂中的“去杠杆化”的效应应该说是非常可怕的，美国资金杠杆率有的已高达95倍！也就是说，100万本金可经营95个百万的资产，抽出1个，需要倒下或危及95个。于是，我们看到了百年不遇的海啸般的国际金融危机！
    关于次贷危机的爆发时间也一直存有争议，美国(在半年后)宣布的时间是2007年12月；而不少媒体、学者和政要都以五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的破产为标志。其实，美元资产吸引力的衰减并出现了美元资产的净抛售，才应该是更加符合逻辑的标志，才是美国全球负债增长模式开始震荡的时间拐点。
    三、危机的冲击与拯救：从美国到欧洲、中国，从经济到政治、社会
    次贷金融品多年流行，尽管美元的利率应取决于基本面，但人为作用却不可低估。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公开引咎道歉。因为，美联储的目标利率显然至关重要！债券的“抢手”还是“烫手”的关键在于美元利率的水平及其走势。2001年开始设计次贷债券时，美国的联邦利率处于1%的低位，经过几年的增长刺激，利率逐步上升到5%还多的高位。
    如果说，在利率低、次贷品赚钱之时，较多握有的人是(美国的)富者和强者，那么，在利率高、次贷品赔钱之际，较多持有的人则势必是(他国的)贫者和弱者。一般说来，境外债权人的反应和抛债的速度恐怕很难比得上美国境内的券商。因此，欧洲遭遇沉重打击应在意料之中。事实是，危机爆发时，英国的银行是最先出现挤兑风潮的。危机中欧洲许多银行都纷纷出现“资金失血”，并纷纷从东欧国家的银行调回资金，导致东欧国家“资金失血”。
    城门失火，不再是“殃及”而是“(直接)烧及”池鱼！经营全球设计理念在此显示了意外的优越性：房子的受益落在作为债务人的美国，而经营债权者的债券缩水的损失却分布在全球。美国的房价尽管相当长的时间内会出现跌落，但未来的价值却肯定有机会走上去。因为，市场终归要(强制)“出清”，而通货膨胀又是不会止步的。
    中国经济高增长多依仗外需，包括美国等发达国的市场。危机冲击中国的渠道首先是：危机中外需急剧收缩之后，中国势必首当其冲，尤其是中国的广东一带。东莞等地大量的“两头在外”的加工型企业受伤尤其严重。其次，去金融过度和杠杆过度，势必导致流动性凝固，拯救市场的唯一办法只能是“让输血的速度大于失血的速度”，美国扩大债务、量化宽松的结果，都只能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严重缩水。
    一种说法是危机冲击的结果是：“美国轻伤、欧洲重伤、中国东欧内伤”，也许不无道理。
    2009年2月以来，“金融海啸第二波”又从境外传来并流行于内地，引发了不小的恐慌。结果是有惊无险。还有一说，认为危机将经历四个阶段：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后来德国财长还断言说有可能出现“危机后的危机”。现在看来，后几个说法都已经得到应验。有的甚至比预计的还要严重。
    近年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从冰岛，到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并开始向意大利等大国扩散。2011年9月以来，经济危机又进一步扩散到政治社会层面。在美国50多个城市中，“占领华尔街”等“民生运动”已经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在欧洲，葡萄牙等国的数以十万计的民众也走上了街头，抗议金融腐败和呼吁关心民生。在希腊已出现了暴力冲突的险象。
    全球拯救危机的力度也是空前及时和有力的。因为危机一开始就是全球的，各国都不再有隔岸观火的机会。两次G20会后，很多国家的印钞机都在争先恐后地超负荷运转。到目前为止，数以几万亿美元计的“救市”资金都已经到位：清毒、注资、控股、国有化、减税、扩大财政开支，等等。在国际救援方面，IMF增资、SDR重建等重大举措也都被提上议事日程，甚至已经被付诸实践。
    中国的确创造了GDP增速和巨额外汇储备累积的奇迹。但这些增长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又有多少能留在中国？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及其缩水程度难道不都继续控制在美国的手中吗？在救市过程中，欧洲原本可作“壁上观”，但由于美国在设计上的精心和长远，欧洲所受的冲击比美国还要沉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有意让“欧元资产”贬值，降低欧洲货币的国际地位，以利于美国维持其美元的相对强势。就微观层面看，高盛公司之与希腊，就曾是美国到处煽风点火的突出一例。难道这不反映始作俑者的谋略？社会事件的设计往往是多个参与方按某个方向下意识协同运动的综合结果。
    四、危机的治标与治本：金融“输血”只是权宜，供给层面康复才能长远
    可见，次贷泡沫破裂，引发“美国全球负债增长模式”动荡和调整，进而导致全球的金融、贸易和经济的整体下行和世界经济秩序的混乱。换言之，信息化、全球化，或合称网络化了的“凯恩斯主义”，在不断透支全球储蓄以扩大需求和实现超常增长的进程中，所吹起的次贷资产泡沫出现了炸裂，从而导致整个模式的金融模块在短期内几乎濒于瘫痪。
    拯救危机和救市战略中过大规模的增发货币和扩大信贷，势必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导致一系列的“危机后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债务(评级)危机都是突出的例证。欧债危机的根源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以及力不从心的救市负担；其二是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各种制度摩擦。而这两大方面都与“金融创新”和“金融过度”密切相关。
    美国的债务危机不同，它实质是美国两党对经由负债增长而经营全球经济的模式的可持续性产生了争议。与欧洲不同，美国的问题不在于其资产与负债的数量关系，也不在于债务存在违约的近忧，而在于两党对“金融过度”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过度脱节”的远虑。美国的负债早就大大地多于资产，但是它不仅没有破产，而且还可以在国际上继续发行美元或举债。美国当前的社会动荡不仅会影响两党势力的消长和新一任总统的选举，而且有可能产生一系列新的“去金融过度”和“去过度脱节”的制度品、一系列“实体经济倾向”和“民生倾向”的新法规。
    美国新型负债增长模式得以平稳运转的关键，在于美元资产能否保持一定的吸引力。现在看来，各国对美元资产的信心基本上还是稳定的。“去杠杆化”所导致的流动性的骤减，不仅会直接危及虚体经济，而且也会间接地危及实体经济。尽管如此，只要上述的“注血速度大于失血速度”原则继续存在，则美元资产价格的下跌趋势在一定时期内就还是可以支撑得住的。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就危机的治标而言，奥巴马一上任，美联储即异常动用三千亿巨资自买国债。注脚是，当月美元资产被净抛44亿美元！到目前为止，美元基础货币已经扩大了近1倍以上，这还不包括QE1、QE2和即将推出的QE3乃至QEn。但至少在近期内，人们还是很难看到全球恶性通货膨胀。可见，增发通货、稀释债务、转嫁分担、全球埋单，还仍然不失为实现软着陆的一条仍然可行的途径。
    这次美国国会“国债限额封顶”之争，不仅反映了美国有识之士的明智与担忧，而且也体现了对于治标这剂“止疼片”的后怕。一方面，美国要能不断地从全球借得到债；另一方面，又要适当地增加美元的发行。如果说还有“硬约束”的话，那么它一定是：当局不敢贸然显著推高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否则，不仅有制度约束，而且势必给美国的民生运动火上浇油。多年来，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一般都保持在不超过3%的水平，说明在紧急情况下，美国还是比一般的国家要有更多的救市余地的。
    就治本而言，既然增发货币和不断举债都有一定的困难，唯一可靠的办法只能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中长期经济的供应层面上奋发努力。理论上讲，只有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能“增加的经济剩余”，能够超过“国债的利息负担”，美国经营世界的增长模式才有可能持续下去。可见，看美国的衰落与复兴，必须要在这个供应层面上投入更多的关注。
    五、治标任务的条件与困难：三大挑战会随经济艰难复苏而逐步被克服
    从国际竞争角度看，维持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点目前还不十分困难。美国模式的基础，不仅在于美元是国际性核心货币，而且也在于它的综合实力。美国早已资不抵债，可它不会像冰岛、希腊那样地面临破产。因为它事实上一直“绑架”着整个世界经济。美国债务在次贷危机期间曾高达73万亿美元，而其资产当时只有50万亿！
    就欧元资产而言，其吸引力显然一直处于下风，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又一直处于走弱和贬值的通道中。当然这也是美国所需要的状态，前文已述。至于日元和人民币，恐怕目前更难对美元形成真正有力的挑战。也许中国可以将巨额外汇储备的2/3从美国资产中转出，但那样却明显有一系列的问题和副作用。美国“重返亚洲”，中国周边(如近年的南海)纷争不断，都是美国让其军事、政治和外交为其经济服务而进行的努力。
    就治标困难而言，第一个挑战是如何维持和提振美元资产的信心，这一直是当务之急。格林斯潘的才能之一，就是在“美元货币更多供应”和“保持美元资产吸引力”这二者之间“走钢丝”：及时地寻找到恰当的“利率”。次贷危机酝酿前期，他走得很好，创下了奇迹；但在次贷债券销售的后期，当美国经济前景看弱，美元利率上升并居高不下之时，伯南克显然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替前任格林斯潘在钢丝上继续地走下去。
    另一个挑战在于，旨在加大美元货币供应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n)不仅已经遭到了各国的强烈批评和抵制，而且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担忧。国会争议国债限额过程中，除了考虑降低开支、增加税收等具体问题之外，QEn也是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大问题，一个共识是这个“止疼片”不能再轻易地服用。
    第三个挑战在于债务规模登顶和结构恶化。次贷危机爆发后当局先后推出了五轮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累计规模接近3万亿美元。大规模财政刺激固然对美国经济触底反弹功不可没，但同时也造成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规模的增长和结构的恶化。美国国债规模已高达14.29万亿，在GDP中的比重也上升到了100%。而就其债务结构而言，调整其长短期利率，避免“流动性陷阱”，也无疑是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动向。
    此外，美国的利息开支、福利开支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和刚性问题也很严重。其后果是，当债务继续滚下去的时候，美国所借的新债越来越多地需要用于偿还旧债，能投到实体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去的资本的比重越来越少。也即，必须更大幅度增加债务，才能增加同等的产出。
    就目前美国国内财政条件的动向来说，应该说不算继续在恶化，毋宁说是在改善。随着未来经济进一步复苏，短期的反周期措施势必逐步减少，加上政府削减预算计划的执行，未来几年内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显著下降。政府预计财政赤字在GDP中的份额将由2011年的10.9%降至2013年的4.6%，至2015年的3.2%。②由此，可以相信，上述各项挑战都可以随经济艰难复苏而逐步被克服。
    六、治本任务的条件与困难：提升劳动生产率，更多“服务创造”与“服务世界”
    长期累积下来的美国债务恶化问题，对于美国新模式显然是一种阴影！按经典理论演绎，美国全球负债增长模式应当崩塌，但前提必须是：其一，美国劳动生产率(包括“服务世界”的收益)不能出现飞跃。其二，美国不能影响和支配境外的资源。
    前提一表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美国全球负债增长模式的生命线。自从“新经济周期”以来，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是以快于那以前近1倍的速度在增长。1973—1979年，劳动生产率平均年增1.1%。1979—1990年，劳动生产率平均年增1.4%。90年代以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呈明显的加速趋势。90年后15年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速度，是那以前15年的1倍，分别为1.4%和2.8%。③
    经济统计学家门斯克的关于科技创新与经济危机的关系的曲线已经表明，历史上，当经济处于低潮时，往往都伴有科技创新的高潮。上世纪的70年代和30年代，乃至上上世纪的70年代都曾是如此。2000年，也即新经济周期出现“准衰退”的时候，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仍然是2.2%，而当年GDP的增长速度仅为1%。④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物联网”产业和ICE(智能文化教育)产业都在加速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⑤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潜在的GDP增长水平在提高。只要“制度创新”跟进，则实现GDP潜在水平的远景就是可以期待的。美国的制度创新能力，在世界上比，应当说是具有领先优势的。其市场的成熟和规范程度，更加有利于知识产权和发明创造的保护，其良好的投资环境，也是新投资和新产业崛起的摇篮。目前美国的智能文化教育(ICE)，俗称“冰产业”所吸收的就业已经达到38.05%，而正在倒下去的金融保险不动产(FIRE，俗称火产业)仅占到整体就业市场的5.72%。⑥
    就美国实体经济的好转态势而言，短期内，经济复苏的步伐可谓蹒跚不定、相当艰难，不过还是很有韧劲的。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美国经济一直是在增长的。2009年的第三、第四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是1.7%和3.8%；2010年四个季度分别是3.9%、3.8%、2.5%和2.3%；2011年前两个季度仍然分别是0.4%和1.3%。
    值得烦恼的大问题是失业率，近年一直高达9%左右，的确是严峻的挑战，民生运动已经体现了这一点。3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曾高达1/4。当时的“汤仙运动”曾经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不过中长期结果还是非常之好的。大萧条结束后，世界经济迎来了1/4个世纪的黄金增长年代。
    前提二表明：治本的出路应在于：“美国化”和“美元化”的速度必须加快，所覆盖的范围必须拓广。未来世界的“美国化”和“美元化”的发展趋势应该在可期之列。当越来越多的(储蓄过度的)经济体都更多地以美元作外汇储备，并选择购买美国债券等资产，美国全球负债透支增长模式的支撑基础就会更加广阔和稳固。
    不难推知，中东、北非乃至其他许多国家的战火，不仅是世界的政治军事问题，而且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中东、北非的“颜色革命”，一定意义上是美国拓展其全球透支领地的新边疆。
    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尤其距离西方文明较远的国度，“金融压抑”和“金融滞后”情况也比较严重，缺少保险等公共机制，私人消费低下、私人储蓄执著、投资机会缺乏，购买美元债券往往都是他们的稳健选择，尽管非常地无奈。存在这个还没有枯竭的世界性的“储蓄池”，一直是美国“金融创新”、“金融过度”和“杠杆过度”的现实前提条件。
    如果说，治本的出路在国内主要是靠劳动生产率，那么在国外则主要靠更多地经由“服务世界”而获取更多的财富。头脑肢体战略必将进一步展开，美国的贸易条件和金融条件也将进一步优化。必须有更多的“人血馒头”，才能让美国从危机平原上的白骨堆中较快站立起来。
    七、复苏增长前景：三大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美国的“再产业化”
    随着科技创新的加速，新的产业也正在美国悄然崛起。新能源、“物联网”和ICE(智能文化教育)三大产业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首先是新能源，它包括三大方面的产业，其一是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新源种；其二是带起各种节能产业，家电、建筑、汽车等；其三是传统能源的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管道、电网、加油站等道路服务设施。可见，新能源势必可以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进投资，同时间接影响相关的产业，上游产业包括机电设备制造业、能源基础设施产业、技术科研产业等，中游产业包括发电产业、交通与能源运输产业等，下游产业包括终端电站电力配送产业、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金融业等。未来5—10年内一系列新的产业群和新型企业势必都在可预之列。
    其次是物联网，通过RFID、M2M等相关核心技术，它最终能借助互联网实现全世界范围内的物物互联，实现智能化的识别和管理。这样就实现了人类社会和物理世界的整合。在智能交通、能源、城市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安全防卫、工业制造、医疗卫生、环保、智能农业等诸多领域，都能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运转效率。出现互联网之后，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20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很多都是仰仗这项网络技术。过去需要签上百张票据、打上百个电话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只要1个电子信号！今天，当互联网开始逐步转变成物联网的时候，所能创造的新型效率恐怕是很难予以足够估价的。因为那很可能是几何级数而不仅是算术级数。
    再就是“冰产业”(ICE产业，智能文化教育)，它正在替代“过度了的”、正在倒下去的所谓的“火产业”(FIRE)，也即金融(保险、不动产)产业。ICE产业的核心是实现文化教育产业的智能化，将IT网络革命的成果发扬光大，并与“物联网”相辅相成，为美国“创新服务业”的兴起奠定基础。传统服务业主要服务于“制造”，而新型服务业将主要服务于“创造”。
    目前ICE产业的发展速度和经济规模已经举足轻重。从就业上看，2009年信息部门、专业和商务服务部门、教育部门以及艺术、娱乐和休闲部门的就业人数分别达到282万、1673.8万、1940万和1318万人次，整个ICE产业的就业人数达到5213.8万人次，占到整体就业市场的38.05%。⑦而FIRE产业的就业人数在2009年只有784万人次，仅占到整体就业市场的5.72%，远低于ICE产业。
    三大产业振兴经济的角度各不相同但又相辅相成。三者共同构成了美国的“再产业化”⑧。新能源主要是改造和更新实体经济和传统的服务业，“高碳经济”转变成“低碳经济”，让资源环境消耗型社会变成清洁环保的生活质量型的社会。新能源也会创造一系列新的服务工作岗位，从科研开发到新设施的维护等服务。物联网和ICE产业则更多是振兴和更新美国的新型的服务业。其一是服务手段的更新，从互联网到物联网；其二是服务对象的更新，从偏重服务于“生活”和“制造”，到偏重于“智能品”的“创造”；其三是服务地域的扩张，从“服务美国”到“服务世界”。
    毫无疑问，三大新增长点都势必加快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而这将是美国摆脱金融危机、振兴经济的根本出路和光明之所在。根据联邦政府的预测，在2017年之前，实际GDP的增速将高于其潜在值，从而使实际GDP和潜在GDP之间的缺口逐渐缩小。目前谨慎的展望未来的预测是：2011年的GDP增速为1.7%的中等水平，2012年为2.6%。此后几年，GDP的平均增速乐观的预测可上升到4.1%。⑨
    八、去虚拟经济脱节化：“低碳时代”势必强化美国“市场制度优势”
    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低碳经济主题，与上述美国三大新产业的崛起可谓异曲同工。为了进一步发挥本国在新产业上的比较优势，美国高举起低碳经济的大旗。了解美国环境保护进展成就和新产业崛起态势的人士一眼就能看出，这势将为美国赢得新一轮国际竞争的胜利创造极其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
    首先，美国经济已经极大地降低了对高碳经济的倚赖，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却正处于工业化的前中期，同样的国际技术标准无疑会严重加大美国潜在对手们的经济发展成本。其次，国际减排节能和环保控污的技术设备乃至美国长期所积累的经验，都可以为美国带来巨额的技术贸易利润。最后，通过“碳税”、“碳币”等新型规则，美国在“服务世界”的各大领域中的地位都势必进一步上升。
    不夸张地说，当我们同美国“打乒乓球”的时候，美国人已经在同我们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打地球”。乒乓球的重要特征是扬长避短，不仅要让自己发挥，而且还要让对手不好发挥。这一点美国人应该说学得很不错。美国的知识经济已初具规模，《纯净空气法》(Clean Air Act)已近半个世纪，而强调环保这一点在一个世纪之前的老罗斯福时代就已有成文法规。按新的环保标准进行国际比赛，对于美国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可见，美国长期以来在国际上的制度优势正在强化。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力主“美国复兴”的时候曾经强调，美国的竞争体制、开放精神和大规模移民，是美国长盛不衰的源泉。今天看来，美国的这个优势并没有消失。美国市场制度是全世界最成熟和最规范的，一直是全球资本的相对安稳可靠的去处。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更是全世界之最，而这一点在强调发明创造和低碳环保的新时代又特别关键。
    美国的政法制度对其经济效率的相容能力也是全世界最强的。2011年美国国会两党关于国债限额的冗长激烈的争论，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这样的国家在战略上很难“不明智”地一直走下去。美国“民生运动”的风起云涌，也应该意味着美国制度变革新时期的到来。目前美国出台的新法规已经很多，新的制度选择正在酝酿，势必产生深远的影响。一般说来，美国战略决策的“决策成本”是高的，但“服从成本”却是比较低的，也可以理解成立法较难而执法较易。
    市场制度的成熟规范也是美国相对领先的要素。举例来说，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就相对完备和领先。这也是美国软件业长期绝对领先于全球的制度基础。日本在千万美元以上的软件产业方面几乎没有立足与抗衡之地。日本发明在美国申请专利的数量，个别年份竟能超过美国。这也意味着，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可以赢得“服务世界”的丰厚利润。
    美国在全球的“头脑肢体战略”事实上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应该说基本上是朝着不断地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在发展。展望新的时代，不仅大量的“传统服务”(如金融、贸易、安全等)会保持下来，而且新兴的“创新型服务”(如软件、创意、智能的保护等)将会后来居上。而在这些新的领域，语言、观念、网络、金融、法规上均居领先地位的美国，无疑更容易获得无与伦比的经济机会。
    九、前景应审慎乐观：美国模式和“全球凯恩斯主义”仍有生存空间
    美债危机连篇累牍、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民生运动”星火燎原之际，出现很多的关于经济增长前景暗淡的悲观论点，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事。短期看，静态看，从需求方看，美欧的债务危机的确难以看好。但若从长期看，动态看，从供给方去看，则这一系列危机都不过是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历史长河中的几朵浪花。
    全世界“救市”、各国都在争先恐后地开动钞票印刷机，已经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必将进一步导致许多长期内难以消化的问题。目前看到的一系列“危机后危机”，都是消化这些后遗症的伴随物。但对于美国模式来说，一个简单的法则仍是，美元资产的吸引力是否动摇？未来美国的经济增长中的剩余能否足够偿还所负担的债务？目前看来，美国的相对优势至少还没有消失。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2/3仍留在美国资产上，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注脚。
    借助全球负债增长模式和美元核心地位，美国经营全球经济的能力在经历一系列危机之后并没有明显削弱。无论是从货币、经济、政治、军事等实力对比角度看，美国的霸主地位仍然都比较稳固。美国继续绑架着世界经济，其“服务世界”的功能还在全球进一步拓展和加深。可供美国透支的储蓄的来源地并没有因为危机而缩减，而美国经营全球经济的技术却无疑已经有所提高。
    摒弃美国的全球负债透支增长模式，彻底埋葬“全球凯恩斯主义”，“让美元退出核心货币的位置”，现在看来还有点为时过早。泛滥的流动性仍然在流向美国。低碳经济正在带来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国际资本的流向也势必更加有利于美国。“低碳品(技术设备等)”现阶段在全球相对稀缺，而美国又拥有较大的市场垄断能力。国际资本，包括石油美元和新型市场经济体的巨额外汇储备等，也都势必更多地流向美国。就美国国内因素看，后危机时期美国的储蓄和出口已有所上升，而消费和进口已有所下降。这也许不是很重要的，但却表明美国已经在反思。
    总之，中长期悲观是不必要的。历史地看，从马尔萨斯“人口论”到肯尼迪的“美国衰落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关于环境保护的“世纪之赌”、到“谁来养活中国”等关于粮食危机的论断，尽管当时都几乎险象环生，但事后却都能逐步化险为夷。因为，危机在带来问题的同时也正在创造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人类科技进步和人类合作能力的增进总是能够找到自己的新路。
    *本文初稿在中国美国经济学会2011年年会上曾作主旨演讲，题目是：美国经营全球经济的成就、困难与前景。会议于2011年11月14日在河北大学召开，时值该校建校90周年校庆。
    注释：
    ①肖逊、李梦遥、石艾：《低碳“虚拟经济品”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广义虚拟经济研究》(季刊)2010年第4期，第71—72页。
    ②参见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10。
    ③④萧琛：《世界经济转型与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⑤⑥萧琛、刘丁华：《物联网对美国产业格局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广义虚拟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第30页。
    ⑦资料来源：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10。
    ⑧此前许多说法是“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e)，已经不能反映新时代服务业举足轻重的内容。
    ⑨参见：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