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趋势及内在机理：1961-2010年

内容提要：国际粮食价格波动是影响我国粮食价格和物价总水平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1961-2010年的长时期数据分析表明：1961年以来国际粮价波动经历了6个周期，且呈现出从极其平稳到剧烈波动、再到相对平稳、最后到剧烈波动的变动轨迹。国际粮价波动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已发生了结构性变化，1961-1999年供给、需求和库存对粮价波动的解释程度为89.50%，但2000-2010年金融和能源成为影响粮价波动的主要方面，其解释程度达到98.08%。2000年以来，国际粮食的消费品属性逐渐弱化，而投资品和能源品属性显著增强，以金融因素为主导、金融化和能源化相交织已成为当下影响国际粮价的核心因素，这种格局与美元发行缺乏实体经济吸纳和外部制衡机制紧密相关。从上述研究结论出发可引申出稳定国内粮食价格、实现粮食安全目标的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国际粮食价格波动 金融化 能源化 粮食属性转换
    作者简介：高帆，龚芳，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一、引言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战略物资，粮食价格是影响食品价格、进而影响整体物价水平的关键性因素。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时期，我国正面临着消减通货膨胀压力、保持物价总水平相对稳定的严峻挑战，而回应这一挑战的基点是促使国内粮食供求相对平衡、规避国内粮食价格急速飙升。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很容易通过贸易、资本、预期等因素影响国内粮食价格，已有研究表明：国际粮价波动对我国粮食价格确实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卢锋、谢亚，2008；罗锋、牛宝俊，2009；顾国达、方晨靓，2010)。丁守海(2009)利用VEC模型发现国际粮价波动会在相当程度上输入到国内，大豆、大米、玉米和小麦的输入程度分别为80%、50%、50%和25%。可见，探究我国粮价波动问题不能仅局限于国内粮食市场，而应从国际粮价形成的视角对中国粮价走势进行系统性认知。
    国际粮价波动是认识中国粮价问题、进而实现粮食安全和物价稳定目标的重要切入点，然而现有相关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均存在改进空间。本文试图在文献评述的基础上，利用1961-2010年的长时期数据，探究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粮价的波动趋势及内在机理。国际粮价波动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但随着经济社会格局的转变，粮价波动也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时代特征，因此，本文还将在认清长时期波动规律的基础上解析近年来国际粮价波动的新趋势，进而为我国构建粮价波动预警机制、最终实现粮食安全目标提供政策依据。除引言部分之外，本文在第二部分将对已有文献进行评述；第三部分描述1961-2010年国际粮价波动的基本趋势，并按照波谷—波谷法对国际粮价的波动周期进行解析；第四部分利用回归模型揭示1961-2010年国际粮价波动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第五部分以2000-2010年的周数据为分析样本，深入探究金融和能源因素对粮价波动的影响机制和传导效应；第六部分概括本文主要结论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际粮价是影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探究国际粮价变动的趋势和规律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课题，特别是在2007-2008年全球农产品价格高企的背景下，讨论国际粮价问题俨然成为学术界的集体行动。当前学术界主要是从三条线索来探究国际粮价问题：
    第一条线索：解析国际粮价波动的趋势和基本特征。国际粮价存在着持续变动态势，且变动方向和程度在不同阶段存在着明显差异。蒂莫尔(Timmer, P.，2010)和佩西(Piesse和Thirtle, 2009)认为国际粮价在1972/1974、1983/1985和2007/2008达到峰值，并从供求角度出发指出不同阶段粮价的波动程度和成因存在差异。傅晓、牛宝俊(2009)分析了1980-2008年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变动趋势，指出其经历了下跌及低位徘徊、稳步回升、下降、震荡上涨、迅速攀升、微跌与快速下跌共6个变动阶段，且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原油价格走势一致，但与美元指数走势相反。何启志(2010)基于GED分布和GARCH类模型，研究了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对数收益率的波动性，结果表明：2005年以来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性风险有明显增大趋势。
    第二条线索：探究国际粮价波动的长期或短期成因。影响国际粮价的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萨登(Sugden，C.，2009)、黑迪和范(Headey, D.和Fan，S.，2008)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耕地面积缩减、粮食单产下降和气候因素导致的供给减少以及经济增长、人口攀升和生物能源发展导致的需求上升是影响国际粮价波动的主要原因。在针对2007/2008年的短周期研究中，塞拉(Serra，T.，2011)和米切尔(Mitchell，D.，2008)认为原油价格以及生物能源需求是导致国际粮价波动的主要原因，且能源价格与粮食价格之间存在正相关性(Nazlioglu, S.，2011；Ciaian, P.，2010)。黄季焜、杨军等(2009)则利用GTAPE模型指出：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国际粮价上涨主要是石油价格上涨和生物质液体燃料的迅速发展以及贸易政策和投机行为引致的，这一结论得到了其他研究的支持(程国强、胡冰川等，2008；胡冰川、徐枫等，2009；Masters，W.，2008)。
    第三条线索：讨论国际粮价变动对不同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传导效应。国际粮价波动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发展中国家通常在国际贸易中粮食进口占比较高、在消费结构中食品支出占比较高，因此国际粮价急剧波动对其负面影响尤为突出(Rosegrant，M.，2008)。金三林(2010)以2006-2008年为例，阐述了国际粮价波动对中国粮价以及物价总水平的影响路径：国际粮价走高通过进口和期货市场传导引致国内大豆和玉米价格走高，通过信息和期货市场路径对中国其它粮食产品形成涨价压力，国内粮食品种借助功能替代和比价调整带动整体粮食价格走高，同时引致肉禽蛋奶等间接粮食价格攀升，最终呈现出食品价格和物价总水平持续走高态势。罗锋、牛宝俊(2009)则根据2003年1月至2008年6月的月度数据，利用VAR模型分析指出：与进口价格传递相比，国际期货价格的信息反应机制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更为突出。
    现有文献对国际粮价波动的态势、成因及效应已经展开了较多研究，但依然具有改进的空间。首先，已有研究往往采用短期(特别是2005-2008年)数据，考虑到粮价变动的“路径依赖”特征，要精确揭示粮价波动特征就必须坚持长时期分析范式，从半个世纪以来的长程运动中找寻波动规律；其次，现有研究抓住了短期内影响国际粮价的某些因素，但对影响因素的强弱程度、时空演变及其演变机理缺少系统性解释，而只有明晰国际粮价波动的内在成因才能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最后，现有文献围绕国际粮价对中国粮价的传导问题进行了探究，但探究这种传导方式和程度首先应对国际粮价本身进行解析，这样才能更好地说明国际粮价是如何影响国内粮价的。基于此，本文试图以现有文献为基点，运用回归分析法和格兰杰因果分析法等计量工具，探究1961-2010年国际粮价波动的趋势以及影响因素演变的内在成因，特别是对近期粮价变动的金融化和能源化趋势进行解析，进而为我国构建粮食安全预警体系等提供政策建议。
    三、1961-2010年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周期性考察
    与石油、钢铁等大宗商品相类似，世界范围内粮食的价格波动是一个特征事实，如果将考察时段拉长，国际粮价的波动性就显得更为突出。为了把握国际粮价的长期变动趋势，本文选取1961-2010年的年度数据为分析样本，之所以这样确定考察期是因为：一方面，上世纪6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且早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普遍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些均为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提供了强劲动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粮价波动的成因及影响均具有广泛性；另一方面，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机构运作日益顺畅，对世界粮食市场的数据收集和整理渐趋完善，这也为分析国际粮价的长程运动规律提供了有利条件。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GEM commodities)提供的资料，可以从名义和实际两个维度对国际粮价波动轨迹进行“初步描述”，名义粮价指用当期美元标度的国际粮价，而实际粮价指用2000年美元折算的国际粮价，两者均采用2000年=100的方法进行指数化处理。如图1所示，1961年以来国际粮价呈现出显著的波动特征，且实际粮价与名义粮价在变动方向高度一致。其中，1974年、1981年、1996年和2008年是国际粮价的四个峰点，其对应的实际粮价分别为385.8美元/吨、211.0美元/吨、156.1美元/吨和225.4美元/吨。为了考察波动幅度，我们令1961年国际粮价=100，分别计算名义粮价和实际粮价的定基指数，如图2所示，20世纪60年代粮价较为平稳，20世纪70年代之后波动程度趋于提高，2000年以来波幅显著增加。如果将考察期划分为五个阶段：1961-1970年、1971-1980年、1981-1990年、1991-2000年和2001-2010年，则实际粮价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0725、0.2920、0.2362、0.1358和0.2798。可见，国际粮价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平稳，70-80年代波幅明显上升，90年代波动程度有所下降，但2000年后又呈现出极具波动的趋势。
    
    图11961-2010年国际粮价波动趋势
    
    图21961-2010年国际粮价的定基指数
    国际粮价波动不仅在整体意义上非常突出，而且在分品种意义上也极其显著。从玉米、大米、小麦和大豆等品种来看①，这四种粮食的价格变动方向相同，但波动幅度却存在明显差异。与整体粮价变动类似，1974年、1981年、1996年和2008年，四种粮食价格均达到峰值。从波动幅度分析，在1961-1970年、1971-1980年、1981-1990年、1991-2000年和2001-2010年五个阶段中，四种粮食价格波动均经历了平稳—急剧—缓和—剧烈的演变过程。然而，在20世纪60、70年代，大米是价格波幅最显著的品种，其变异系数分别高达0.18和0.40，其他三种粮食(尤其是大豆)的波幅相对较小；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玉米品种波动程度显著增强；2000年后各品种粮食的价格波幅都急剧增加，大米的变异系数更是增至0.41，而玉米和大豆的变异系数都升至0.25。导致不同阶段粮食品种价格波幅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米作为基础性粮食作物，其在粮食消费品功能上对价格波动最为敏感。20世纪80年代之后生物能源的发展、粮食库存下降、全球经济增长和资本流动等因素导致多品种的价格频繁波动，这在玉米和大豆等品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综合整体和分品种的波动趋势，并按照波谷—波谷方法，可以将1961-2010年国际粮价波动划分为6个周期，在不同周期内粮价波动的持续时间、幅度和主要品种均存在着明显差异。如表1所示：第一个周期为1961-1971年，持续时间为11年，粮价在1967年达到峰值。此周期内粮价非常平稳，但大米价格波动显著，峰谷值比值为1.98倍。第二个周期为1972-1978年，持续时间为7年，粮价在1974年达到峰值。此周期出现了1961年以来的第一次急剧波动，粮价整体增幅超过2倍，大米价格的峰谷值比值更是高达2.83倍。第三个周期为1979-1986年，持续时间为8年，粮价在1981年达到峰值。此周期粮价峰谷值比值为1.88倍，相对第二个周期有所缓解，但大米价格峰谷值比值仍超过2.50倍。第四个周期为1987-1992年，持续时间为6年，粮价在1989年达到峰值。该周期持续时间较短，波动幅度趋缓，峰谷值比值仅为1.37倍，波幅最大的品种从大米转为大豆。第五个周期为1993-1998年，持续时间为7年，粮价在1996年达到峰值。此周期波幅开始加大，峰谷值比值达到了1.49，且波幅最大的品种为玉米。第六个周期为1999-2010年，粮价在2008年达到峰值。与其他5个周期相比，该周期持续时间更长、波动幅度更大、波动品种更广，此周期已持续了12年，峰谷值比值高达2.92倍，是6个周期中波动最大的时段，且所有品种价格均表现出快速走高的态势，波幅最大的大米峰谷值比值为2.92倍，而小麦、玉米和大豆的峰谷值比值也分别达到2.38倍、2.02倍和2.19倍。
    
    国际粮价在1961-2010年的长时期中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波动趋势。从波动趋势中可以看出：1961年以来，国际粮价经历了从极其平稳(第一个周期或1961-1970年)到剧烈波动(第二个和第三个周期或1971-1990年)、再到相对平稳(第四个和第五个周期或1991-2000年)、最后再到急剧波动(第六个周期或2001-2010年)的显著转变，特定国家不能在国际粮价平稳的假设下去制定粮食安全政策。与此同时，在不同时段或周期中，国际粮价波动不仅存在着持续时间和震荡程度的差异，而且还存在着品种结构的顺次转变和演化，除了大米这个引致整体粮价波动的传统品种之外，玉米和大豆在上世纪90年代后粮价波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显著，这暗示着在不同阶段引致国际粮价变动的因素很可能已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四、1961-2010年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内在机理探究
    1961-2010年的国际粮价波动的周期性特征促使人们追问：导致国际粮价变动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在不同时期这些因素的作用方式和程度是否相同？国际粮价形成是一个系统事件，诸多因素均会对国际粮价变动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粮食供给、需求、库存、能源市场状况以及国际金融市场格局等。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和可得性，本文以世界银行实际国际粮价为价格指标，以全球谷物类作物的生产总量、消费需求总量以及库存消费比例分别作为国际粮食供给、需求和库存的测度指标。此外，本文选取国际能源平均价格作为能源因素指标；以美国3个月期国债的收益率(联邦基准利率)作为金融因素测度指标。上述指标均以2000年=100进行指数化处理，其中国际粮价和能源价格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粮食供需库存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联邦基准利率来自美联储数据库。
    在计量模型的选择和数据处理上，由于2000年后国际粮价波动的持续时间、震荡幅度和品种结构等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本文将考察期分为1961-1999年和2000-2010年两个阶段。考虑到样本的有效性及解释力，1961-1999年阶段以各指标的年度数据为样本；2000-2010年阶段以各指标的月度数据为样本，此阶段粮食供需和库存无月度数据，本文将粮食供给、需求的年度数据进行月平均处理，将粮食库销比数据进行年度内统一化处理，以期实现数据频度的一致性，这些数据均进行了季调处理。在计量模型的选取上，本文选取对数线性模型作为基本的回归模型，借助自相关和偏相关系数的判断发现国际粮价存在残差序列的二阶自相关，因此本文基于残差序列的二阶自相关性构建的对数线性模型具体如下：
    
    其中，price、supply、demand、stock、energy和monetary分别代表国际粮价、粮食产量、消费需求量、库销比、能源价格以及联邦利率。据此，本文分别对不同时段的国际粮价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表2汇总了计量结果。
    
    从回归结果可知：三个方程的判定系数均接近或超过0.90，且D. W.值处在(1.8，2.1)的合理区间内消除了残差自相关现象，回归方程有较好的解释力。在整个阶段中，供给、需求、库存和能源因素均是导致国际粮价波动的主要因素，但金融因素影响不显著。分阶段来看，在1961-1999年，影响国际粮价波动的因素基本与整体阶段中相同，只是需求和能源因素的显著程度下降，其仅在10%的水平下显著，金融因素影响仍然不显著。但是在2000-2010年，影响国际粮价波动的因素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尽管供给、需求和库存对粮价的影响在1%水平下显著且其影响系数分别为4.608、-0.773和0.326，但是从影响系数的正负可知在影响机理上粮价变动已经脱离了供求基本面。同时，与前一阶段相比，金融因素成为影响国际粮价波动的主要因素，其影响系数高达-1.247且在1%水平下显著，而能源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水平均有提高。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影响粮价波动的主要原因，本文以上述计量模型为基础，通过逐步引入变量分析法对各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排序研究，结果见表3。在1961-2010年，供求库存等基本面因素是影响国际粮价波动的主要因素，其解释程度为87.49%，而能源因素对其解释力较弱，仅为2.09%，金融因素对其影响不显著。1961-1999年相对于1961-2010年，供需库存等因素对粮价的解释度更高，约为89.50%，能源因素对其影响仍然较小，约为2.19%，金融因素仍不显著。2000-2010年供需库存等已不是影响粮价的主要因素，其解释力仅为0.27%，而能源和金融成为核心影响因素，这两者的解释力超过98%。基于各因素的显著性和系数变动，可以认为2000年前后，影响国际粮价波动的机理已发生结构性转变。
    
    为了进一步明晰国际粮价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在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ADF单位根检验表明数据均存在一阶单整，借助E-G两步法检验证实同阶单整数据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在滞后期的选择上，依据信息准则本文选取2期滞后期对整体和分阶段样本分别进行检验，结果整理如表4。在1961-1999年和2000-2010年，有两组关系是恒定的：供给是导致粮价变动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是导致能源价格波动的格兰杰原因。然而，有三组因果关系发生了转向：其一，需求与粮价，在1961-1999年需求是影响粮价的格兰杰原因，但在2000-2010年价格与需求之间互为因果。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可能是：2000年之前国际粮价主要是受供求基本面影响的，但2000年之后急剧上升的粮价开始对需求呈现抑制作用。其二，能源与粮价，在1961-1999年能源是导致粮价波动的格兰杰原因，但在2000-2010年两者发生转向。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2000年之前粮食主要作为消费品，能源价格上涨引致的粮食生产成本和物流成本上升将拉升粮价上涨；但2000年后，随着粮食能源属性的增强以及生物能源发展，粮价借助预期等因素开始影响能源价格尤其是原油价格。其三，需求与库存。1961-1999年需求是库存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但2000年后库存是需求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可能是：2000年以前库存作为消费品指标是“朝后看”的，即当期需求会在同方向上影响粮食库存，但2000年之后，库存作为投资品指标是“向前看”的，即库存会通过期货市场等在反方向上影响粮食需求。
    
    五、金融化和能源化：2000年之后国际粮价波动的新特征及其解释
    回归分析和因果检验的结果均显示：2000年前后影响国际粮价波动的因素机理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其突出表现为在2000年前供需等基本面因素是影响国际粮价的主导因素；2000年后供需基本面因素影响弱化，能源、金融成为主导型的影响因素。从相关系数分析可知国际粮价与以原油价格代表的能源因素和以美元指数代表的金融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7和-0.86，但对于三者之间作用方式现今仍存在分歧(Zhang, Q.和Reed, M.，2008；Gilbert, C.，2010；Zhang, Z.，2010；IMF，2010)。为了深入探究2000年后国际粮价波动的新特征，本文选取2000-2010年的周度高频数据进行分析，与月度和年度等低频数据相比，周度高频数据能够增加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可信度；同时考虑到不同品种对能源、金融因素的反应存在品种差异，因此本文选取大米、大豆、小麦和玉米四个品种进行典型分析。在数据样本上，分别以WTI原油价格和美元指数作为能源和金融因素指标，其中原油价格来自EIA数据库，美元指数来自美联储数据库，分品种的粮食价格来自FAO商品价格网。在计量模型的选取上，考虑到分品种粮价存在残差自相关性，选取与前述相同的包含残差自相关的对数线性模型为基本模型，具体如下：
    
    其中price、energy和monetary分别表示价格、能源和金融因素；同时，大米、大豆价格存在残差序列二阶自相关，玉米、小麦价格存在一阶自相关，最终的回归结果整理为表5。从判定系数还是D. W.值来看，回归方程均具有很强的解释力。2000年以来，金融和能源是影响大豆、小麦、玉米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但对大米品种影响不显著，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能源因素首先作用于投资性和能源性较强的粮食品种②，如大豆、玉米和小麦，其后借助粮食品种之间的比价复归和替代效应传导至大米等其它品种。从影响强弱看，金融因素是2000年后影响粮价波动的最主要因素，其对大豆、小麦和玉米的作用系数分别为-1.69、-0.76和-0.90，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能源因素的影响系数均在0.1左右。整体而言，能源金融因素对大豆品种的作用最显著，玉米次之，小麦相对较弱，对大米基本无影响，导致这种差异性的原因在于大豆、玉米是现今交易最活跃且能源属性最强的粮食品种，而大米和小麦仍然以商品属性为主。
    
    为了进一步探究能源、金融与粮价的因果关系，本文按照与前文相同的方法对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6。从粮价与能源的因果关系来看，大米、大豆、小麦和玉米价格都是原油价格波动的格兰杰原因，其中大米、小麦价格与原油价格波动互为因果。导致这种关系的原因在于2000年后粮食能源属性的凸显使其成为原油市场上重要的价格信号，同时原油价格波动导致的种粮和流通成本上升将直接影响大米、小麦的供给，而对大豆和玉米供给的影响有限，这种格局的成因是：大米和小麦主要产地在亚洲，而玉米和大豆主要产地在美国，亚洲国家在国际市场中较低的议价能力使得原油成本更多传导到本国；而美国较高的议价能力使得原油成本对本国玉米和大豆生产影响较小。同时，亚洲和美国农业补贴的差异也使得前者对外界冲击的抵御能力较弱后者较强。从粮价与金融的因果关系来看，美元指数波动是大豆、小麦和玉米价格波动的格兰杰原因，其中大豆价格与美元指数互为因果，同时美元指数也是导致原油价格波动的格兰杰原因。导致这一关系的原因在于美元作为全球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载体，其指数水平波动一方面直接影响农产品和原油的定价，另一方面借助国际资本的流动间接影响投机性较强的粮食品种，如大豆和玉米。
    
    分品种的周数据研究显示：2000年以来，国际粮价变动具有金融和能源因素主导的基本特征，金融化和能源化是当前理解国际粮价波动的两个支柱。就影响机理而言，金融因素不仅通过改变流动性、投机性以及市场预期等直接影响国际粮价，而且会通过国际能源价格间接影响国际粮食价格(这种间接效应在玉米、小麦、大豆等产品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而粮价变动又会通过大宗商品之间的比价复归或市场预期而催生能源价格变动。容易看出，以金融因素为主导、金融和能源因素相互交织为基本特征的国际粮价新机制正在形成并不断强化，而粮食也成为兼具消费品、能源品和资产品三重属性的综合性商品。可以说，2002年以后的美元贬值导致了国际粮价直线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元走强又促使粮价短期下滑，2009年之后由于美国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刺激计划，导致国际流动性充裕但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其结果必然是近期国际粮价重新步入新的上升通道。问题在于：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何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市场很难保持相对稳态，以致国际粮价变动呈现出显著的金融化和能源化态势？我们认为：美元作为最主要的世界货币和结算货币，其供给能否平稳或被实体经济所吸纳是决定粮价形成机理的核心要素。1961-1970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发行由于与黄金挂钩而具有内在稳定性，这为此阶段国际粮价的相对平稳提供了货币基础。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发行由于“脱锚”而存在着“美元潮”或“美元荒”风险，但此阶段美国快速完成了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化，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成为国际流动性的“吸纳池”，因此2000年之前国际流动性对粮食产品属性的“改造”尚不显著。但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和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尚未出现重大集群式创新以形成对互联网经济的有效接替，世界范围内也尚未出现对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竞争性货币，据此美国就倾向于通过货币政策选择(尤其是量化宽松政策)以在金融虚拟背景下实现经济发展，这种政策选择导致国际流动性被急速扩大或突然紧缩，其结果必然是粮食等大宗商品属性日益从消费品转向投资品和能源品。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1961-2010年的长时期数据分析表明：1961年以来，国际粮价变动经历了6个周期，且呈现从极其平稳、到剧烈波动、再到相对平稳、最后到剧烈波动的变动轨迹，2000年以来国际粮价波动具有时段拉长、波幅拉大、品种增多的显著特征。在2000年前后影响国际粮价波动的内在机理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其中在1961-1999年阶段中，供需库存等基本面因素是主导因素，其对粮价波动的解释程度达到89.50%；但在2000年后金融和能源因素成为影响粮价波动的主要方面，其解释程度高达98.08%，2000年以来，国际粮食商品属性、能源属性和投资属性“三位一体”的特征以及生物能源和全球量化宽松是引致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现今，以金融因素为主导、且金融化和能源化相交织已成为影响国际粮价的核心因素，而这种格局是与当前美元发行缺乏实体经济吸纳和外部制衡机制紧密相关的。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中国制定和完善粮食安全政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必须从全球化、多层次视角去看待国内粮食价格，单纯基于国内市场(尤其是基于国内粮食增产)来确保粮食市场稳定是有局限的，而应从国际国内粮价的互动机制中认识中国粮价问题。其次，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粮食产品的消费品特征逐步淡化，而投资品和能源品属性不断增强，据此，我国不能仅仅从供求和库存的传统角度去构建国际粮价预警体系，而必须充分考虑金融化和能源化等新特征，将国际流动性和能源价格走势引入到国际粮价走势把握之中。第三，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全球重大集群式创新以及国际能源价格变动日益显著地影响着国际粮价，因此，中国有必要在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基础上为流动性吸纳提供有效途径，同时更应依托双边或多边共同治理机制，与其他经济体共同努力对美国货币政策和能源政策施加外部影响，减缓因金融冲击和能源价格调整而引致国际粮价急剧震荡。最后，应通过多元化措施组合来形成对国际粮价剧烈波动的“防火墙”，加大对国内粮食生产和流通的公共品投资，通过生产组织化来提高粮农的产出能力和议价能力，在粮食进口中(尤其是大豆进口中)扩宽贸易伙伴国范围，依托海外库存体系和国内库存体系的双重保障来维持粮食市场，切实改善实体经济营商环境来减弱货币对粮食的投机动向。只有从上述多维度进行努力，中国才能成为稳定国际粮价中的重要因素并在国际粮价变动大环境下更好地实现国内粮食市场的相对稳定。
    注释：
    ①此处分品种的国际粮食价格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GEM commodities)，国际粮食价格以2000年=100进行指数化处理。其中玉米以美国黄玉米价格为基准，大米以泰国5%特级大米价格为基准，小麦以美国NO.1 HRW价格为基准，大豆以美国黄大豆价格为基准。
    ②在列举的四种粮食作物中，除大米以外，其它三种粮食(尤其是玉米和小麦)都是生物能源发展所需的重要原料。例如：在乙醇提炼中，美国97%来源于玉米，欧洲70%来源于小麦；在生物柴油提炼中，美国82%来源于大豆，欧洲12%来源于大豆，70%来源于其它植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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