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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3、有助于贸易、投资合理化。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物质财富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贸易、投资等跨国经济活动创造的。影响经济活动的有软件和硬件两大要素。通常情况下，人们多重视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而软件中常强调法律、税收等营商环境，文化、习俗、宗教等要素常被忽视。但大量案例表明，哪怕是给企业、产品起个名字，都需要考虑当地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消费习惯、社会禁忌等，否则就可能遭到惨败。中国铁建在沙特承建的轻轨项目中出现巨亏，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文化差异。沙特人生活富足，生活节奏慢，有独特的穆斯林文化，如要求部分路段非穆斯林不得参与施工，导致施工方穆斯林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捉襟见肘。按“理”出牌不仅仅是根据经济规律、法律规范，还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考虑当地特点。民心相通不仅是增进友谊，还可以修正企业的经营行为，避免盲目投资。
4、有助于传递一个真实的中国，消除不实言论。“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公共产品，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各国对中国的信任度。民心相通有助于各国了解中国，减少误读。外部对中国有两个主要论调：一是“中国经济崩溃论”；二是“中国威胁论”。前者不断唱衰中国经济，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最近的就是金融大鳄索罗斯公开声称中国经济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硬着陆”。如果不能予以坚决回击，传递中国经济真实状况，“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双边贸易本币结算以及人民币国际化都会受到严重冲击。没有人会将一个即将崩溃的货币列为储备货币。后者则是不断“制造”中国威胁，挑拨地区争端，使邻国对中国产生疑惧，从而对“一带一路”产生质疑。民心沟通有助于消除对中国的各种误读，传递一个真实的中国。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人才会对中国经济有信心、对人民币有信心、对“一带一路”有信心。2015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产能合作进展迅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哈近年的频繁交往，高层精英有包括曾留学中国的总理马西莫夫等知华派。
二、“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属发展中国家，都曾受益于古丝绸之路，有浓浓的丝路情结，对“丝路精神”也比较认同。但同时，欧亚地区国家关系复杂，“热点”问题多，历史积怨多。另外，中国及沿线国家的国际话语权都不强，各类人才储备不足，民心沟通的载体欠缺。
（一）推进民心相通的有利因素
1、中国初步形成了有诺必践的良好信誉。“无信不立”，诚信是民心相通的基石。经过多年的努力，至少在国家层面，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确立了有诺必践的良好信誉。多数沿线国家对倡导者中国有信心：一，中国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一直是地区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二，在多年的经济合作实践中，中国的承诺从未落空，能够使倡议变成现实。三，中国贷款从不附加政治条件。在双边合作上中国一直是这样做的。“亚投行”在筹备之时就表示，在项目评估、环境影响、当地文化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将遵循高标准，但一定不会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2、沿线国家都有很强烈的丝路情结。丝绸之路是中国与沿线各国共同的财富，各国都曾从中获益，现在也有复兴丝路的想法。“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7] 。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不少国家就提出过类似倡议。如，哈萨克斯坦提出了“哈萨克斯坦—新丝绸之路”计划，土耳其领导人曾提出“现代丝绸之路计划”，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提出了“复兴古丝绸之路国际倡议”等。各国都珍视古丝路这一历史纽带，都有浓浓的丝路情结，对“丝路精神”容易理解和接受。
3、中国与多数国家有良好的政治和人文交流基础。民众的情感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关系的影响，如果国家关系长期不睦，就难有民心相通。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且交往密切。双方民心相通的基础较好。在双边的交往中，民心相通一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内容。如中俄间先后举办了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2016-2017年还将举办“中俄媒体交流年”。另外，中国与各国有众多的合作平台，如中阿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俄博览会等，还有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等专题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特别是中国与各国的民心相通基础好、障碍少、平台多。
4、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吸引力。中国已经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GDP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超千亿美元，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8]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直接投资额合计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9] 。未来5年，还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直接投资超5000亿美元，出境游客超过5亿人次[10] 。随着经济影响力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各国民众渴望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世界各地，特别是沿线国家出现的“汉语热”就是例证。被关注的中国有更多机会宣扬“丝路精神”，引导国际关系向合作共赢方向发展。
（二）推进民心相通的不利因素
1、国际话语权欠缺。话语权是另类的霸权，可引导舆论，甚至左右经济合作项目的成败。当前国际话语权仍掌握在西方手中，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处于弱势地位。主要表现为：一，西方媒体实力强，分支机构多，影响力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息多来自西方各大媒体。二，国际上的主要论调是西方国家推出的，如“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主权论”、“保护的责任”、“失败国家论”、“邪恶轴心”等。三，西方更善于包装。他们 长于“科学”量化，如进行世界各国自由度、全球幸福指数、世界和平指数、腐败指数、失败国家（脆弱国家）排名等，以此给他国定位。如，澳大利亚世界经济与和平研究所自2007年起每年都发布了所谓“全球和平指数排行榜”，日本一直高居前十，可笑地成为亚洲“最和平”的国家。四，中国等媒体还较弱，国际化水平低，在沿线国家尚未本地化。通过话语权，西方可以时不时给中国“扣帽子”，如称中非经济合作为“新殖民主义”，借南海问题炒作“中国威胁论”等，再通过貌似科学的排名，强化公众认识。由于沿线国家获取信息来源不对称，中国发出的声音很难传递到普通民众，民心沟通渠道不畅。
2、欧亚地区的复杂性。“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人口约44亿，是各种文明的汇聚之地，也是各种矛盾的交织之地。沿线国家集中了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各国的传统各异、国情悬殊、制度多样、发展水平差异大，彼此间有友好交往的历史，也有长期累积的矛盾和恩怨。这里有“火药桶”之称的中东，有长期处于战乱的阿富汗，有搅动世界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还有新的地缘政治焦点乌克兰。不用说不同宗教之间，仅仅伊斯兰教不同教派之争就已持续千年。而中国所属的东方文化圈与伊斯兰文化、斯拉夫文化等有明显的差别。即使同属一个文化圈的国家关系也未必融洽，有时恰恰相反，因相距太近摩擦反而更多。要在历史悠久且关系复杂的欧亚大陆实现民心相通难度很大。
3、“国强必霸”等陈旧逻辑。民心相通面临一个有待破解的命题就是“国强必霸”、“零和博弈”思想。中方提出的合作共赢国际关系理论是新事物，需要颠覆“零和博弈”和“国强必霸”等历史逻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中国有三个“不确定性”：一是中国在近代史上是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甚至30年前还只是一个贫穷的大国，而现在的中国是世界强国，它们没有与强大中国打交道的经验，有的只是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逻辑定式。而西方列强给他们带来就是“国强必霸”的痛苦回忆。中国能否走出另一条道路有待观察。二是近现代史上中国没有带领过周边国家实现共同繁荣。能否通过“一带一路”带动周边和沿线国家发展值得期待，但并不确定。三是，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 ”[11]，但个别国家并不认同，甚至在教科书中认定中国历史上曾侵略过他们，如越南、蒙古。它们对强大的中国会否威胁其主权有顾虑。
4、语言方面的劣势。语言是沟通的主要工具，是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有50多种通用语和200多种民族语言[12] 。语言方面的挑战表现为：一，汉语虽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但主要集中在中国，沿线国家中懂汉语的人才寥寥无几，较之英语，甚至俄语，汉语的影响力差距甚大。没有语言桥梁，了解中国文化就会非常吃力。二，除汉语、英语、俄语、阿拉伯语、突厥语等几大语种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小语种，掌握这些小语种的人才极其匮乏。甚至一些大语种，如印度的印地语是世界第二大语言，但中国掌握印地语的人也屈指可数。没有语言工具，就很难深入了解这些国家的风俗习惯、消费习惯等生活细节，民心相通难言准确、到位。 5、中国尚缺乏影响世界的文化产品。美国影响世界有三大武器：美元霸权、军事实力和“好莱坞”。施加文化影响、传播主流文化、塑造国家形象需要载体，其中最重要、最具持续性的是文化产品。2013年，全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26%，其中，美国最高，达11.3%，中国超过6%[13] ，其规模约为中国的3.5倍。美国影片产量不到全球总量的10%，但却占全球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票房的约75%。美国的价值观随同其强大的文化产业产品迅速覆盖全球，并造就了多个“文化巨无霸”。中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缺少“好莱坞”式风靡全球的文化产品。文化产品不仅是商品，更是民心沟通的载体，这一点中国及沿线国家与西方的差距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