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一带一路大战略

    今天就“一路一带”话题和大家交流，我希望我少讲一点，有问题可以交流。“一路一带”是习主席访问中亚“一带”，传统的丝绸之路，“一路”，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今天当然提出来，是不同的时空背景。今天我讲四点看法，第一，“一路一带”中国必须搞。第二，中国有能力搞。第三，这个不好搞。最后，我有信心中国能搞好。
    一、“一路一带”必须搞
    “一带一路”战略，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世界外部经济失衡的环境要求。
    1.中国的内在需求。丝绸之路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机部分。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改革是指对内，开放是指对外。开放，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重要的一部分。早期的开放，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引进技术，还是出口中国钢铁等，80年代“大进大出”主要是面向发达国家。而现在，需要新形式的开放，因为我觉得中国缺乏新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现在是人均GDP为7500美金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提升为高等收入经济体。世界银行根据二战以后一百多个国家的情况来看，只有十几个国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险境，成为了高收入国家。
    2.外部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失衡，中国作为一个最广泛的发达国家能为世界做些什么？中国现在的国际环境不好，西方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怎么办？13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否从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的水平，这个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
    中国对世界的担当。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做什么？这个问题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三个世界”这个是世界上的大工程。这不是经济学，而是国际战略意义的表述。无论是国际的经济战略，还是中国自己本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认为中国必须走“一路一带”。
    “两条腿一个圈”。习近平中国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外交格局基本形成了。我把它称为“两条腿一个圈”。第一条腿，是和美国；第二条腿，是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一路一带”；核心就是周边国家，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复杂的地缘环境。美国的地缘环境非常简单，北边加拿大南边墨西哥，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非常依赖美国。而中国周边几十个国家，非常难，不好走。所以中国周边的这些东西，怎么做，做好，这对中国来说是艰难的路子。那么这就是中国丝绸之路整个的国际大背景。
    二、“一路一带”中国有能力搞
    中国有能力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原因有三：一是中国资本过剩，二是中国产能过剩，三是中国技术过关。
    我说美国有三大负担：一大负担就是美国要做世界警察，是要放钱的。第二就是美国搞联盟，和日本和菲律宾，都有负担。第三个负担，就是民主。中东的秩序，例如埃及和伊拉克。美国建立起来的不是美国想要的民主秩序。以色列政府基本上不相信美国了。美国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美国要重返亚洲，它以什么样的东西回报亚洲？二战以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是世界最强。但今天的美国除了军事上还是最强大的以外，其他方面就没有。
    黎巴嫩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资本走向哪里？美国政府没有影响力。资本还是走向自己归去的地方。美国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就是美国政府TPP，当然中国不用怕。
    美国的资本还是资本说了算，华尔街是不会听白宫的，这一点大家要清楚。以前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是资本主义的代理人。现在我觉得跨国公司实际上是全球公司，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所以美国没有能力做，欧洲更没有能力做。
    1.资本过剩。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想最成功的一点，就是从八十年代高度资本短缺的国家，到现在资本过剩，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资本过剩怎么办？肯定要走出去。现在西方总是怀疑的态度，看着说“中国政府”怎样怎样。资本走出去是根本，政府只是支持力量，起到顺水推舟的作用，资本才是最伟大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也是资本推动的。
    2.产能过剩。第二个，就是中国overcapacity，产能过剩。国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建立完备了，东部和中部，都建立的差不多了，西部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建。例如钢铁、水泥，这些过剩的产能去哪里？必须找到出路，这和西方以前一样，过剩的产能需要开辟新的市场，资本需要投资的空间。
    3.技术过关。丝绸之路除了传统的贸易投资以外，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最高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中国自己知道，经济发展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路一带”，除了像新加坡这样少数的富裕起来的国家，其他都是发展中甚至贫困的。看看东南亚和中亚的国家，他们这些经济体都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过剩的产能、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技术都是这些国家所需要的。所以中国成立的亚投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互联互通的建设，光这一项就几千亿的缺口。西方没钱、欧洲没钱，中国有钱。中国老百姓的银行里有很多钱。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部分的钱不叫资本，叫现金。你想，存在银行里。美国搞量化宽松，欧洲和日本也在搞。所以中国的人民币，价值的不取决于中国本身。美国都搞QE的话，中国人民币价值又低了，欧洲日本也搞，你怎么办。所以中国要把那么庞大的现金，转化为资本，要走出去。这是必须的，中国有能力。
    三、“一带一路”不好搞：诸多挑战
    这个项目不好做，有很多挑战。三类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表现出不同态度，有支持的（发展中国家）、有反对的（既得利益国家）、持怀疑态度的（如澳大利亚、韩国、印尼）。
    1.反对派。既得利益国家是反对中国的：美国，日本这样的既得利益。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利益，对既得利益国家造成了威胁。中国改革开放基本上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请进来，中国开放国门，和外面的世界基本上不冲突，把自己的市场开放给国际资本。第二阶段，90年代，中国讲接轨，加入WTO。接轨意味着中国改变自己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这也不会发生冲突。从本世纪初开始，走出去，就要发生冲突。非洲也好拉丁美洲也好，东南也也好，美国西方也好。所以你进去肯定要发生冲突，丝绸之路和亚投行。所以我想这个反对派，是很容易理解的。
    2.支持派。和反对相反的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支持，因为他们需要发展。尤其是那些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很低的国家，他们大力需要发展。西方不给他们钱。现在西方的一个问题是，西方的资本也不少，但是为什么不能去呢？我是觉得西方的政治阻碍了资本的流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有很多条件，民主、自由、人权、宗教，西方本身在早期发展的时候，从来不讲这些，但是等他们发展后，开始讲这些东西。这就是鸡和蛋的关系，我没发展，如何讲人权和自由？西方说，这些附加条件，这使得很多的资本到不了这些所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些国家特别希望。中国并不是毫无条件，中国有条件，但不像西方那样过分政治化的条件。所以这些国家是非常支持中国的。
    3.怀疑派。那么中间呢，是对抱怀疑态度的。一种是受到美国的压力，像韩国，它本身其经济体与中国非常整合，但它也不好公开表态，因为美国是它的战略同盟。澳大利亚也是，受美国的压力。而另一种，有些国家，像印尼，对中国到底要做什么，大家不清楚，抱有怀疑态度。当然这和中国做的不够也有关系，“丝绸之路”说到现在也有一年多了，具体方案却没说清楚，但是究竟是怎么。我们的知识储备不足，人家不了解我们。
    所以，这是三个类型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
    国家安全问题。另外我觉得，中国的丝绸之路，有很多考量，现在决策就是细节不够。“丝绸之路”做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对很多国家来说是比较麻烦的。当时我们和越南人说，修云南到新加坡的高铁，越南人说为什么要在我的国土上修？这个不是一个经济规划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像菲律宾、越南，和中国有领土主权纠纷问题，所以你修基础设施，他们会怀疑中国是不是对其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包括斯里兰卡也是，科伦坡的港口让新加坡管理，那没问题，因为新加坡国家小不会对其产生国家安全的问题，印度也不担心。但是中国一接手，情况就不同了。缅甸也是一样，大规模的项目，但是都用环保不合格来评估，所以和晓西教授建议发展green economy。
    支持派国家的限制性因素。还有，一路一带的国家，尽管很穷，但是他们的政治比较不复杂。这些发展中国家，赢求不到政治上的支持力量。只有两种力量是国家性的力量，一种是宗教性力量，一种就是军队。但是宗教力量统治国家没有合法性，所以埃及失败了。但是对这些国家来说，最有效的统治就是军人假装贫民。泰国也是一样。好多政党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西方的整合力量，但现在也不行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面临分化国家的威胁。也有发达国家在讲civic society，非政府组织NGO。但NGO比政党更分化，但我们根本找不到哪一个国家的NGO能主导国家的政治。
    尽管这些经济不发达，也不民主。但很多国家NGO很发达，即使反对党没有公开，但实际上也是存在的。既然如此，西方就很容易影响这些国家，包括柬埔寨，洪森还是很专制很集权的，它的反对力量也在。
    下一次颜色革命；越南？越南也是一样，越南也是共产党统治，中国方面要借鉴越南的党内民主。但是我跟越南朋友交流，下一次亚洲如果要发生颜色革命，是不是就是越南？越南是很麻烦的一个国家。因为它的高层的话，四驾马车，总书记、总理、国会、国家主席，（我们习大大是三合一的体制），四驾马车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寡头，有些是亲美的，有些是亲中国的，这很麻烦。越南海外的反对派力量很强，国内反对派的力量也强，就像领导人不团结。
    所以中国，即使总体上，发展中的社会希望关联中国的丝绸之路，但是真正落实下去，也是很麻烦。西方制度比较健全，是透明的体制，西方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不让中国出去。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制度化程度非常低，也不透明，国家腐败，做生意的人就比较麻烦，我和这一个总统签个协议，下个总统上来了就不承认了，这就不好做。
    四、我有信心“一带一路”能搞好
    即使面临诸多问题，我对“一带一路”战略还是有信心的。为什么有信心呢？一个是我刚才说的客观需要，世界还是要发展的，发展还是主题，尤其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不用说非洲这样的国家，东南亚国家也是很穷。我们的新加坡是个富裕国家，我们总感觉到很不安全，因为旁边都是穷国家。”现在只有中国能帮助他们。我们是最强大的金砖国家，其他四块砖加起来，没有中国这一块砖重。所以，发展中国家中，只用中国才能这样做。
    1.自由贸易的“朝贡体系”。对于中国来说，对中国来说，怎样探索新型的国际合作的路子？中国提出了很多漂亮的口号，例如睦邻共同体。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怎么样，我觉得看中国的未来就是看中国的历史。中国以前比较成功或失败的也好，就是朝贡体系，应该给它平反。从梁启超先生开始，对它开始批评过多。但是我觉得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一个自由贸易体系。和英国人开玩笑，英国打开中国大门是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而朝贡经济之下，小国家要打开中国的大门，要扣头的。那么大个国家，你扣几个头就好了。英国人来了以后，主权国家觉得有失身份，其他国家都没有感觉扣几个头丢脸。只是中国自己做的太吃亏。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那么短时期内能做好，就是类似朝贡体系的，对东盟带来很大好处的。比如新加坡本身富裕起来了，
    如果旁边的国家不富裕呢，也没有安全感。中国做到可持续发展的话，“富邻”是很重要的。你富裕起来了，其他国家没富裕，那谁买你的商品呢？只有当其他国家也起来了，可以大量买你的商品了，你才可持续发展了。
    2.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中国的文化精神是包容性的，这一点我更加自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非常开放，这很好。中国是主体，是开放的，inclusive，丝绸之路也可以成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而且要比它做得更好。实际上，“马歇尔计划”对复苏欧洲经济非常重要，没有马歇尔计划，西欧经济不会那么快复苏。但它是排他性的，不向东欧国家开放，才形成了后来的美苏冷战。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丝绸之路”要做得非常开放，越开放越好。技术上如何安排，又要主导，又要人家来参与，我想不难。因为这是中国所需要的，开放性，并且开放性还可以减少成本。
    3.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像英国学习，它有很多经验。中国改革开放走出去也就是十几年。中国要少交学费，就要学习大国的经验。中国这方面大大欠缺，要谦虚，要开放。有些东西政府资本为主，不仅仅向国外的企业开放，也向中国的民营企业开放。中国的民营经济走出去非常快，很成规模。所以，政府如何搭台，让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走出去，这个非常重要。资本的构成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中国要学习西方失败的教训。西方老殖民地主义，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应当把“丝绸之路”做得不仅仅作为经济项目，更应当做成一个国际治理的项目，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区域治理的项目。我们现在的国际秩序，前两天基辛格先生也在这边，现在我们看到的秩序，都是现代西方发展的结果嘛。但我们东亚的秩序，尤其是东南亚的秩序，完全美国地缘政治延伸的产物，西方的秩序延伸到东亚。但是随着美国的衰落，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就下降了。但中国的崛起，影响力更大了。
    秩序建立者。上次台湾方面找我们探讨国际空间的问题，想找除中国之外的国际空间。那我说，这个世界上哪能找到除中国之外的国际空间啊，到处都有中国。所以我说台湾的生存发展，一定要看中国的地缘政治。以前台湾看美国，那是冷战的地缘政治延伸的结果。现在中国崛起了，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的一部分。新加坡就很聪明，把中国的国际空间看做是自己的国际空间，就共赢。在中国，地缘政治的扩张，主要是资本为前提。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中国的区域秩序、甚至国际秩序，这个很重要，不是说我们要搞帝国主义。你成长起来以后，自然而然会成为秩序。首先是资本秩序，政治、战略的秩序紧随其后。这不是中国要搞帝国主义，而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如果自己走出去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其他的利益就建立不起来。中国实际上很聪明，我不反对这个秩序，我加入这个秩序，但是顺着这个秩序往上爬，遇到瓶颈了。但中国也不是说要从现在的秩序中退出来，中国还是要和西方交往的。新型的大国关系，中国对世界银行的贡献会越来越大。同时也不要忽视自己的秩序。
    国际关系里面，有一个定律，如果你不去追求就自己的利益，不把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最后要受到惩罚。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中国要追求这样的道理。在中国，区域秩序做好了，昨天王毅部长也说，中国应当对世界的国际秩序有很大贡献。怎么贡献？两条腿，发展中国家区域秩序的腿，另一条腿，对发达国家也会硬起来。
    硬力量才是硬道理。我是非常敬佩李光耀先生，他说过，这个世界，你不要管人家怎么看，只有你成功了，人家才向你扣头。世界才认可你。从某些方面来讲，我不相信软力量。硬力量的软用，就叫软力量。美国的航空母舰是软力量吗？所以软力量必须建立在硬力量之上。中国已经到了大量的资本过剩，要走出去，要建立资本秩序，国家必须有所作为。所以昨天《金融时报》采访我说：“中国最近政策太aggressive。”我说不是，中国政府做什么，什么都没做，那为什么是aggressive。
    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威胁。中国如果真正对这些国家有威胁了，反而没有威胁了。美国到处去威胁人家，人家说美国有威胁吗？中国还是要看看现实主义一些。为什么大家不相信中国而相信美国？美国这个国家是行动主义导向的，有时候做错事有时候做正确的事，有时候大胜仗有时候打败仗，美国是敢说敢做的，这个大国是经过多次考试的。而中国却一次考试还没参加过。例如和越南的冲突，小冲突没问题，邓小平先生早就说了，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为什么没人理你呢？如果中国早30年开发，就什么威胁都没有了，就是没开发嘛。
    行动胜于言辞。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共产党不要成为一个话语党，光说话不干事，而是应该成为行动党。因为有时候我们说的太多而做的太少。即便口号非常漂亮，但实际上找不到这些东西。要实事求是，随着资本出去了，国家也必须走出去。现在我们的结构搞得不好，既借给人家钱，人家还不高兴，我就觉得很奇怪。这是有问题的，中国的资本和美国的资本和日本的资本，有什么区别呢？资本就是资本嘛。这就是为什么亚洲基础设施银行。英国就加入了，道理很简单嘛：对什么都可以生气，但是不要对“钱”生气嘛。只有自己有信心，就是可以做好的。中国总是不自信，钱就用的不好。
    建立统一的领导架构。柬埔寨等周边国家的人抱怨，日本韩国比较礼貌，中国的话，哪怕广西云南（出访），要人家总理接见、部长接见，人家很烦，拿中国人的钱，喂狗去了，这个就不好，是吧。所以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我希望它马上能启动起来，因为中国的外交角色太多，国防部、外交部、商务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行政级别都差不多，谁也不听谁，是吧，就稀里糊涂地出去了。所以我建议，丝绸之路，国务院必须有一个领导架构。美国有一个国际发展署，中国必须有一个国内的领导架构来来整合这些东西，不然的话，国家利益出去就回不来。真的要学。
    而且中国的资本，一方面要开拓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在海外赚的钱，如何让中国人民获益呢？这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出去的国有企业，但是现在国有企业里面很复杂，国企老总跑到另外一个国家设立个自己的公司，赚了钱就放在我自己的国家，亏了钱就放到国有企业。企业走出去，要学习国外企业的税收制度，但这个没人想。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一路一带”要做起来。
    4.呼吁有“智”的智库。我们国内的智库在做什么啊？现在智库都还没有超过习大大的“五通”，大家都在论证习大大的五通有多么高明，但丝绸之路是远远超于五通的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知识储备远远不足。例如中国研究土耳其的文章只搜到两篇，还是写19世纪土耳其现代化构成的文章。以前我在北大的话，西语系是国家小语种人群。现在完全市场化了，没有人学小语种了，85%的人都大量研究中美关系，因为觉得有利可图啊。这个说不过去啊。那么大的国家，我希望大学里面培养一些人才。现在市场经济，那些小语种的学生，对东南亚了解吗？根本不，光靠几个外交官是不够的，好多外交官都是屁股指挥脑袋的，尤其是中国的外交官，我很不喜欢，整天躲在大使馆里，总也不出去。
    美国不一样，美国尽管甚至没有那么多智库，但美国各个大学都在研究这些小国家，美国的企业都在研究这些小国家。美国的企业整天向我们新加坡跑，就了解情况。中国的企业刚刚开始，国有企业反正国家的钱输了就输了无所谓，民营企业还处在土豪金的建设，它也不关心。企业不研究，大学不研究，政府官员不行，那怎么研究？做研究非洲的，但一辈子去两三次非洲就不错了。英国研究非洲的学者，至少一年三个月在非洲泡着。
    习大大说，为什么要成立智库？因为中国的政策知识啊，远远赶不上中国的客观需要。中国30多年实践发展太快了，我们的制度建设远远跟不上实际的变化。但制度建设的前提就是，我们的知识首先跟得上。所以我希望：年轻一代，大家不要只盯着那几个欧美大国家，以后是亚太的世纪，要从中国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出发，来选择以后你们做什么。知识先行，知行合一，知识最重要的。我们所学的东西远远达不到现实的要求。上次一个领导找我谈说现在我们已有2500多个智库了，但我认为现在是有“库”没“智”。搞个“库”很容易，一百万两百万马上搞一个“库”，但“智”太难的。要让“智”来引导“库”。媒体上都在大肆吹嘘中国智库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很不好。
    国际政治是现实的，你要了解这个世界。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很大，资本扩张很厉害，中国现在无论是国家资本还是民间资本都扩散的很厉害，这是我们需要的。我希望晓西教授、北师大多做这方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