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大湾区成为亚太经济中心的前提是融合

    今天我想从开放与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角度来展望未来。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湾区的前途在哪里？国家的前途在哪里？甚至整个世界的前途在哪里？每天看新闻，有的时候想这个世界实在太乱了。在国际层面，我们的确进入了一个“乱世”阶段。但是光抱怨世界乱也没用，我们应当思考我们能做些什么？无论是大湾区的发展，国家的发展，甚至世界的发展，所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有机统一起来才可以回答。
    一方面，国际局势的变化在深刻影响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影响着大湾区的发展。在过去的40多年里，大湾区是全面参与全球化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但这些年，我们面对的是逆全球化，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西方接受我们和我们自己积极主动融合世界的时候跟现在西方不接受甚至拒绝我们的情况很不一样。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回答，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湾区能够做什么，能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中国能做什么，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我们很骄傲，中国终于崛起了，我们走向了世界舞台中心，也有人说我们已经站在世界舞台中心了。但是，我想站在舞台中心并不仅仅是表明你的强大，更是表明你的责任，你在舞台中心做什么，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什么？现在世界很不稳定。我们一直主张，一定要坚持邓小平先生对国际和平与发展的判断与追求，即使其他国家放弃了，我们也不要放弃。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即通过内地9个城市跟香港、澳门的融合以实现共同的发展。这些年，大湾区9+2城市融合发展取得了一些成效，像广州深圳等城市做了很多探索，我们所在的黄埔区也做了很多，南沙也做了很多。这些我们需要肯定。但大湾区的融合发展离我们的期待还是很远。大湾区迄今还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
    从世界范围内看，欧盟由多个主权国家组成，形成了欧盟统一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是一个统一市场，东盟也在形成一个统一市场。中国本身也参与了许多多边、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加入WTO、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区域层面的，中国市场的开放性质大家都是认同的。
    我从90年代初一直关注广东的发展，发现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早就发现中国的各个省都喜欢和外国的国家地区做贸易，而不喜欢跟邻居的省份做贸易；中国的企业都喜欢和外国的企业做生意，而不和其他的中国企业做生意。这种现象我是觉得可以理解，但也暴露了一个弱点——我们国家到今天还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市场。今年4月，中央颁布了很重要的一个文件《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这次新冠疫情也凸显了这个问题，验核酸一个省内都统一不了，一省一个核酸码都还在努力，国务院要统一的核酸码就更难。统一市场建立不起来，经济交易成本高居不下，内循环变得很困难。
    大湾区还没有形成统一市场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原因在没有达到高水平的相互开放。融合的本质是开放，只有互相开放的条件下，才能互相融合；如果香港向我们开放，我们向香港开放，大家就互相融合；如果互相不开放就不可能互相融合。就是说，如果大家抱着互相开放的心态总能找到解决办法的，最终实现融合发展。
    这里，我们需要科学和现实地理解“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提法。不变是不可能的，只要有发展就会有变化。因为在实践层面，所有方面都在变化；如果实践发生变化了，我们的制度不变化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的问题确实是这样。我们在实践层面实际上已经发生变化了，但我们的意识上还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跟不上。形势比人强。
    客观形势的变化迫切要求大湾区的融合发展。美国已经把中国界定成为唯一有能力和意志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挑战的竞争者，并且美国也表明了放弃改变中国的企图，而转向了塑造中国的外部环境。所以美国在花大量的精力塑造东南亚。大家不要光盯着南海问题，美国、日本等正在着力塑造越南，如果越南变成继日本、新加坡之后的另外一个非西方的“西方国家”，那么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不仅是经济上的，经济还好说，更重要的是地缘政治和政治体制上的，越南的变革对我们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很多人对这个还没有深刻的理解。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所有方面的成就都和西方接受我们有关系，尤其是大湾区。如果中国没有加入WTO的话，大湾区会怎么样？从深圳到广州的城市带如何崛起？现在美国把我们当成冷战时期的苏联，并且美国也是努力地想把中国当成苏联，搞世界“两极化”，搞“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一个世界两个中心”，如果美国的计划成功了，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国际压力？
    这些年我们对“东升西降”没有正确的理解。东升西降总体是对的，中国崛起得非常快，但东升西降并不是说西真的衰落了。有些学者对西方估计过低，对西方的实际情况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东升西降表明东升得快一点，西升得慢一点，但西并没有走下坡，所以东升西降只是相对而言的。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中美之间关系友好，美国大体上没有给我们很大的麻烦。但如果从现在开始美国真的要给中国找麻烦，成为中国的trouble maker（麻烦制造者），我们就会面临无穷的麻烦。尤其在我们的周边,美国都可以给我们找麻烦。实际上，在经济上的“卡脖子”和脱钩，地缘政治上的南海和台湾问题，意识形态上的香港、新疆等问题，美国已经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
    自然，我们不能无动于衷，而是要主动出击。大湾区便是一个很重要甚至是一个关键的抓手。美国为什么强大？原因就在开放。美国以前有四大开放系统，一个是开放的企业制度和创新体系，第二个是开放的教育和人才体系，第三个是开放的金融系统，第四个是开放的政治体系，这四大体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和互相强化。
    但美国现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前面三大系统还在，第四个开放系统出现问题了。以前美国是精英民主，同时中产阶级庞大，所以美国的政治开放实际上保证了前面三大系统的开放，但今天美国的民主已经变质，已经从精英民主变成民粹民主，所以美国的政治系统越来越为三大开放系统带来很多的问题，甚至阻力。
    中国如果不能建立这三大开放系统的话就很难跟美国竞争。中国可以用政治上的优势去促成前面三大开放系统的发展。
    首先是要建立开放的企业与创新系统。美国是全球最发达的国家，从企业创新来说，好的资本都往美国跑，好的技术都往美国跑，好的人才都往美国跑。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企业和创新系统，尤其是以民营企业、制造业为重点的创新系统，这一点大湾区做得不错。
    第二，还要有开放的教育人才系统。国际上人才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美国在所有方面都讲对等开放，“你不向我开放我也不向你开放”，但在人才方面，美国永远是单边开放的。美国是移民国家，一战二战后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科学家。冷战期间，美国吸引了大量的苏联东欧国家的科学家。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也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人才。经验地看，冷战期间美国是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苏联东欧的人才把苏联给打败了；今天美国又在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中国的人才跟中国竞争。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两个东西很重要，即财富和人才。北大清华出国的尤其去美国的很多。因此，我们不要光是想着培养人才，还要想着建立怎么留住人才的机制。如果财富留不住人才也留不住，还能谈什么未来呢？
    第三，要有开放的金融体系。中国崛起，如果金融上没有国际竞争力的话就很难。所以能不能搞双金融中心？上海的金融中心可以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国内金融稳定服务；在大湾区依靠香港打造一个能与华尔街竞争的金融中心。“双金融中心”从机制上设计并不难，主要是政治判断和政治决心。
    我一直建议大湾区要打造“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其重点就是三大开放系统的建设。首先，需要一大批能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和研究院；其次，需要一大批具有转化能力的企业；三是需要有专业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服务。如果大湾区9+2城市单打独斗，这些就很难实现，但如果大湾区真正融合起来，未来10年20年就很可能成为亚太乃至世界的经济中心。这便是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意义之所在。
    ★本文原载于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微信公众号，系郑永年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三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