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对外开放的国策

    今天，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剧变，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全球化快速地转型成为逆全球化，并且搞逆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西方也正是往日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在过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两种互为依赖、互为强化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中国在短短的四十年间走完了西方主要国家大概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进程。但是，这个局面今天不再存在。西方不仅搞逆全球化，而且花大力气和中国搞脱钩，借此来围堵中国的继续崛起，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
    西方的逆全球化对深度嵌入世界经济的中国经济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面对西方的压力，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也高涨起来，对西方进行以牙还牙式的反击。也有人开始怀疑中国的开放政策，对“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政策进行错误的理解，认为外循环不重要了，国家应当尽快转向“内循环”。甚至也有人开始从学术上为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正名。
    尽管这样那样的情绪是对西方的反应，很容易理解。但如果对外在世界变化的反应过于激烈，非理性情绪过度高涨，必然加速中国和西方的脱钩进程。一旦“闭关锁国”被视为是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那么从历史经验看，中国有可能再次关上大门。历史没有必然性。认为开放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就会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大错特错的。
    我们认为，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改革进程是开放所塑造的，过去数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开放造就的，过去数十年的历史是开放所引领的。今天当我们面对国际环境大变局的时候，不仅没有任何理由改变我们对开放的信仰，在西方搞逆全球化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坚定开放的信仰，让开放继续推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让开放继续塑造国家经济的未来，让开放引领我们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近代以来，因为工业化、技术的扩散和思想的传播等因素，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关联度越来愈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全在封闭状态下发展起来的经济体。经验地看，越是开放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实现可持续发展。1980年代，我们总结了血的历史教训，得出了“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结论。这个结论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一些人经常引用重商主义来论证封闭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但这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尽管除了最先发生工业化的英国，大多数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重商主义，但重商主义的目的不是“不开放”，而是为了更好的开放。重商主义的实践在于本土企业的培养。必须指出，在实行重商主义的阶段，各国也是努力向更为先进国家学习的。例如，较之英国，欧洲大陆国家和北美国家都属于后发展国家，因此后者一方面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努力向英国学习。通过学习扶植了本土企业，等本土企业有了一定的竞争能力，再向发达国家开放。同时，在重商主义阶段，这些国家也是向较不发达国家开放的，即对那些拥有较少竞争力的国家开放的。
    开放促进发展，不开放导致落后，这一点比较一下冷战时期的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便不难理解。苏联集团实行计划经济，关起门来自己创新。尽管在冷战早期，苏联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最终仍败给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更应当指出的是，早期苏联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和来自西方的技术也是分不开的。近代以来俄罗斯一直是努力想和西方融合的，其精英统治集团很少排斥西方。苏联集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开放。在不开放的状态下，无法形成一个自由流通的思想市场，没有思想的交流，就没有思想的创新，久而久之造成了僵化。同时，没有开放就没有商品市场，无法实现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包括人才）的流动。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最大特点就是开放。开放的状态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市场，不同思想互相碰撞，促进了创新。同时，开放意味着形成商品市场。这个市场不仅存在于西方国家之间，随着资本、技术和人才向非西方国家流通，这一市场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就是在冷战期间被吸纳进西方市场，从而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开放条件下，我们成为了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全球化和开放互相促进，互相强化。可以说，是全球化和开放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具体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1980年代初，中国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正是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才能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封闭市场发展成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从“无产阶级”社会发展成拥有4亿中产规模的全面小康社会。过去的40年，我们消灭了绝对贫困这一困扰中国几个世纪的现象，中国8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对世界扶贫的贡献达到80%以上。无论是第二大经济体、4亿中产、8亿人口脱贫，还是人均GDP从不到300美元增长到1.2万（2021年底）美元，任何一个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成就都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如果没有开放、没有全球化，我们很难取得这些成就。
    第二，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四十年前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而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约2000万人口的一线城市。东莞在80年代也只是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县级城市，而今常住人口超过一千万。之所以说全球化推动了城市化，是因为城市化不仅仅是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城市化必须与工业化相辅相成，是以产业为支撑的。没有产业的城市化只是空洞的城市化，即所谓的“有城无市”。深圳、东莞、广州等大城市的城市化与全球化密切相关。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全球化也有负面效应。珠江三角洲城市带的崛起，正好与美国80年代起的以底特律为核心的“铁锈带”的衰退同步，而在此之前，美国五大湖地区的汽车工业非常辉煌。全球化会在全球范围产生了一个拉平现象，由此可能导致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到较不发达国家，而当一个城市的产业流失了，那么这个城市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这既是美国的教训，也应当是我们在继续全球化过程中需警惕的。
    第三，全球化促进了西方技术在中国的广泛扩散与应用。全球化的意义就是资本、技术、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流动。我们应当承认，全球化使得我们可以大量应用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技术。珠江三角洲仅仅在几十年内便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基地，这和西方技术的扩散是分不开的。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国的产业发展主要来源于对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技术应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80年代以来的“中国制造”与80年代以前的“德国制造”、“美国制造”、“日本制造”是不同的概念。80年代以前，“德国制造”等指的整产品的制造。而80年代以后的“中国制造”并非是指整产品在中国制造，而是“中国组装”——一个产品的不同零部件在不同的经济体生产后运到中国，再在中国进行组装，然后出口销往全球。全球化细分了产业分工，导致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形成，这对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四，全球化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崛起。中国的民营企业有几大来源。第一个来源是1980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渡到市场经济时产生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当时被称为“万元户”。第二个来源是1990年代从国企改制过来的民营企业。当时中国为了加入WTO，在时任总理朱镕基的推动下，国家把大量生产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从而成为民营企业的第二大来源。第三大来源与外资有关。邓小平先生“南巡”后外资开始大量进入内地。由于国有企业制度上的限制，大部分进入中国的外资更愿意与中国民营企业合作，这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五，全球化释放了中国的人口红利。经济学家经常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应主要归功于中国的人口红利。但这种看法并不确切。经验地看，并不是每一个有人口红利的国家都能取得经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人口红利可能更多，然而人口红利无法释放，便无法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正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发展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后，全球化带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人口红利才真正得到了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