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服务贸易：趋势与战略

    摘要：服务可贸易性提升以及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导致服务贸易地位上升。由于经济总量扩大有利于形成“本地市场效应”新优势，服务贸易结构也将由传统服务像向现代服务过渡。我国应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服务外包发展，促进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良性互动发展，推动服务贸易新优势逐渐形成。
    关键词：新时代 服务贸易 趋势 战略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说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也将进入新阶段。
    一、服务本身性质以及中国经济基本面变化导致服务贸易在中国地位上升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2005年至2016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从1625.39亿美元增长到6615.01亿美元，占中国国际贸易总额的比重则从11.42%上升到15.59%。而同期，世界服务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63%提高到23.71%，提高了3个百分点。所有这些数据都表明，服务贸易在中国和世界的增长速度都高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在贸易中的比重和重要性在逐渐提升。
    1.服务可贸易性提升使得服务贸易比重提升。服务贸易比重的提升根本原因在于服务的国际贸易成本下降使其可贸易性提升，用江小涓（2008）所提出的服务贸易相对优势指数[1]来测度：2005年到2015年这一指标从0.32提高到0.36，这说明在服务贸易比重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服务业产出比重的增长速度。首先是法律壁垒的降低。多边和双边的自由贸易谈判、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都在降低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壁垒。目前，我国已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服务贸易往来，与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8个国家建立了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机制。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包国家或地区达201个，比2012年增加12个。未来，随着“一带一路”、上河组织等多边合作平台的不断推进，我国服务贸易网络将进一步拓展（迟福林，2017）。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一些创新也使服务业内部分工、专业化及贸易的可能性提升。比如始于本世纪初的电视节目模式的国际贸易，就是在电视节目模式版权保护制度不断完善之后出现的新现象，使得电视节目模式这一原本内置于电视节目成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可以进行国际贸易的单独产品（罗立彬，2016）；其次是技术壁垒的降低，尤其是因特网和通信技术的突破性进步和广泛普及极大地降低了服务贸易所需的沟通成本，使得服务业所需要的生产要素高度互联互通甚至重新组合，产生了大量的贸易行为。当这种贸易行为跨越国界，就成为国际服务贸易；比如正是因为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促使服务贸易成本降低到低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服务价格的差异，才促使离岸服务外包迅速增长并成为服务贸易当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2006年到2015年，中国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从13.84亿美元激增至966.9亿美元，其中离岸外包规模为646.4亿美元。尤其是2011-2015年间，离岸执行金额年均增幅高达36%，分别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幅28.16和28.21个百分点，推动离岸服务外包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3.1%提高到22.4%。[2]
    2.新业态导致服务贸易新现象和新功能，服务贸易拉动货物贸易的现象开始出现。比如互联网在中国服务业中的应用使一些服务业逐渐摆脱传统低效率特征（江小涓，2017），产生大量全新的服务提供模式，使中国在某些服务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形成优势并带来出口。比如共享单车模式在中国发展繁荣并走向国际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目前，摩拜和OFO已经在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等国家出现。服务模式输出还带动了“中国设计”以及“中国制造”的自行车出口。作为“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的典型案例，这是中国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新现象。
    3.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要求我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为服务贸易结构变化提供产业基础。2012?2016年中国新兴服务贸易保持快速增长。2016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额达到381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76%（迟福林，2017）。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强调，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我们认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过程仍蕴藏着重要的经济发展机遇和空间，只不过与之前相比，我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的需求重点将从“可获得性”向“品质、多样性、精神愉悦”过渡。在这个过程中，供给侧要提供的产出增量大多与服务业有关，产品品质提高以及多样性需求的满足需要研发、设计以及品牌等相关服务，精神愉悦需求的满足则需要旅游、娱乐、文化、体育等服务。自从2015年开始，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中国GDP比重已经超过50%，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江小涓，2017）。可以预见的是，今后中国经济中服务业的比重将继续不断提升。而研发、设计、品牌、文娱体育、旅游，这些服务的供给几乎都是具备较为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的特点，这就会导致两个变化：一是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背景下，中国国内服务市场的扩大将吸引国外服务提供商进入，从而带来服务贸易进口；二是中国国内的广阔市场会为国内外服务提供商提供在竞争中提高质量的机会，也可以为他们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供足够的需求支撑，进而形成“本地市场效应”，促进服务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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