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摘要：当今之世界，正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调整、大变革、大发展的前夜。贫富差距鸿沟，是世界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发展缺乏普惠平衡、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的经济基础，也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根本原因。今天全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带来明天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抗，这是全球范围内的大变革大调整的根本动力；全球人类社会大变革大调整的结果，必然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大发展。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全面危机，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即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被极少数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一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内根本无法摆脱。随着这一矛盾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可以断言，更大的金融灾难必将紧随其后一些年内接连爆发。从根本上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国际机遇，也是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今后一些年乃至21世纪整个上半个世纪，是资本主义世界和价值观开始撕裂和分裂的时代，是社会主义运动和价值观开始聚合的时代。这也是我们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好时机，是进一步赢得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的大好时机，是建立世界公平、公正秩序的大好时机，是世界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复兴和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大好时机，同时也是有力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好时机。可以预言，到21世纪中叶，必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个艳阳天。
    关键词：世界经济 贫富差距 国际金融危机 世界社会主义 21世纪马克思主义
        2017年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1]这一判断十分重要，完全正确。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2]
    习近平同志是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小组的组长。在报告起草过程中，他力主把“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写入大会报告。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毛泽东主席所说的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从国际上看，1962+50大约等于2008。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是资本主义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从根本上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国际机遇，也是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最为显著的特点。1962+100=2062。完全可以预言，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到毛泽东所说的100年内外即21世纪中叶之时，必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个艳阳天。
    为什么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出这一判断之后，随即十分明确地指出：“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3]
    贫富差距鸿沟，这是世界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发展缺乏普惠平衡、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的经济基础，也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根本原因。
    让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总书记所一直思考的贫富差距鸿沟在当今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状况吧。
    从全球看，2017年1月17日，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之际，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发布报告：2016年“全球贫富悬殊已达历史最严重的地步，八大富豪身家竟等同于36亿贫穷人口的总财产，占全球总人口一半。”[4]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从全球看，2007—2009年金融危机之前，薪资增长率为2.4%，而2017年的前5年，这一数字则减为2.1%。[5]2017年9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从2005年开始，全球饥饿人口开始呈现减少趋势。但2016年却同比增加了3800万人。饥饿人口在全球总人口当中所占比例也同比增长0.4个百分点，达到了11%。”[6]
    从美国看，2017年1月20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就职典礼上就坦承撕裂美国无情的社会现实：“长久以来，我们国家首都的一小群人收获了执政的好处，却要人民来承受代价”。[7]2016年8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说：“底层90%的人口收入停滞长达1/3世纪。全职男性劳动者的中位数收入其实比42年前有所减少。就底部而言，实际工资与60年前的水平相当”。[8]美国《外交》杂志2016年1/2月号刊登的《不平等与现代化》一文中说：“1915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8%左右，而2011则掌握全国40%的财富”。“1965年，美国350强从业的CEO的薪金，是普通工人的20倍，现在则是273倍”。2017年11月8日英国《卫报》报道，福布斯上月发布的财富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的三个人——比尔·盖茨、杰夫·贝佐斯和沃伦·巴菲特三人加起来拥有248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479亿元），相当于半数美国人口（即1.6亿人）的财富。报告称，美国最富有的400人，身家合计达2.68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3万亿元），超过了美国64%人口2.04亿人拥有的财富总和。这是10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
    从发展中国家看，以印尼为例，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的研究报告说：“2016年，印尼最富有的4个人的财富总和为250亿美元”，“这一财富数字比最贫穷的1亿人的财富总和还多。印尼总人口为2.55亿”。[9]
    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总根源，就是东欧剧变和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全球范围内贫富两极的急遽分化。国际金融危机自爆发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九个年头。笔者认为，再有八年、十年，国际金融危机也走不出去。因为以互联网+智能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新的高科技革命和新的生产工具的诞生和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生产力，但同时也加剧着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贫富两极分化。这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10]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从总体和本质上说，资本与劳动的各自致富，是一个跷跷板的两头，绝不可能是共富。资本愈是富有，广大劳动群众则必然愈是贫穷。广大劳动群众愈是贫穷，社会的有效需求则必然会愈加减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得全球范围内广大民众愈加贫穷，社会的相对需求急遽减少。我们还可以作出这样的预言，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在全球范围内，大量的智能机器人会更多地挤占现有的人工工作岗位，无人工厂会雨后春笋般地在世界各地涌现。这一进程，可能要比我们常人所想象的还要快得多；其覆盖面，可能比我们常人想象的还要更为广阔。但资本都不雇佣工人了，普通百姓都没有工资了，谁来购买这些物美价廉的产品呢？各垄断资本集团之间追寻高额利润的残酷竞争——引发新的高新科技发展特别[]是智能机器人的普及——导致新的工人大量失业——社会相对需求减少——引发更多工厂破产和工人失业——加剧减少新的社会相对需求——进一步触发新的工厂的破产。以上铁的逻辑必然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不断加剧着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全面危机，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即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被极少数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一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内根本无法摆脱。随着这一矛盾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可以断言，更大的金融灾难必将紧随其后一些年内接连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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