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时间不在资本主义一边——高新科技在革资本主义的命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且在深化，而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与科技革命也一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深入发展。世界上有不少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为，世界范围内新的科技革命正在推动着生产力的大发展，这必将有力引导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呈现强劲复苏之势。但是，当人们为世界科技革命欢呼之时，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观察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现状及发展之大势，我们有理由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担忧”。
    2012年8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发表的题为《巧手机器人应用浪潮正在改变全球工业》一文中说，在荷兰德拉赫滕的一家工厂中，128架机器臂以十分灵巧和飞快的速度装配着电动剃须刀。这些机器臂一天工作3个班次，一年工作365天。这个工厂每个班次只有几十个工人，而中国同样产量的珠海工厂的工人却是它的10倍。
    2012年11月，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发表一篇《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中指出，19世纪末，大约一半的美国人从事农业。到2000年，这个比例降到2%以下。
    以上两则消息均证明，以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技术相结合带来生产力巨大提高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这也充分彰显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威力。
    苏东剧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着经济全球化，推动着新的高科技革命，似乎不可一世。有的人往往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拥有并渗透其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诸多领域里的高新科技叹为观止，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复兴信心不足。上述想法在一定的空间和时段，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任何真理都是有条件的。如果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点放入当前全球占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放入历史的长河，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特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基本观点来考量，我们就有可能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让我们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拥有的高新技术作简要分析，来看看高新科技霸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运行，将如何最终削弱甚至给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带来终结。
    第一，在当今世界，以美国领衔的高新信息技术革命，使资本所雇佣的人数愈来愈少，而产品价格和质量却愈具竞争力，因而产品的市场便愈具全球性。从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计算机软件等高科技产品到牙膏、洗衣粉等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在全球处于垄断地位的大都是那几家国际知名品牌。高新科技的不断发展，物美价廉产品的层出不穷，使得国际垄断资本通过超额垄断利润或薄利多销积聚着大量财富。资本的非正常积聚，又有雄厚的实力在一定范围内推动着新的科技进步。如此循环，使得资本主义的竞争必然产生垄断的经济规律充分得以充分体现。
    第二，因特网的广泛使用，使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以几何级数加快。国际资本可以脱离实物经济和生产环节，在金融及大量的金融衍生品领域，通过小小的鼠标轻轻地一点，在瞬间就能掠夺别国和他人的大量财富，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成几何级数的增长。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的情况下，当今世界上所有股市、期货、汇率、种种大宗商品等金融衍生品都是世界统一大赌场的有机构成，都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坐庄”。
    产品市场的全球化和国际金融的高度垄断，是吮吸穷国、穷人的“双管齐下”，使得穷人愈来愈多、愈来愈穷，富人愈来愈少、愈来愈富，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愈来愈穷的根本标志，就是各国主权债务都在急剧增多。为了维持全球GDP较高的增长率和一定的就业率，世界各国的货币发行量几乎都在实行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但这些宽松的货币的绝大多数最终又都打进了极少数人的账户。根据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提供的数据，2010年，美国国民收入的93%流入了占人口1%的最富有的美国人的手中，同时自1988年以来，美国家庭平均收入一直停滞不前。换句通俗的话讲，日益贫穷的绝大多数普通群众已经没有多少钱可供富人再来榨取。这是生产的全球化其中包括金融产品的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矛盾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党多次判断，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应该说，全球范围内的绝大多数人相对与绝对的贫困和极少数人暴富的两极分化，是国际局势深刻变化中最深刻、最基础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其他所有变化的基础和根源，其他所有变化都是这一根本变化的派生。
    从一定意义上讲，石器时代决定原始社会形态，青铜器时代决定奴隶社会形态，铁器时代决定封建社会形态，蒸汽机和电力时代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即信息经济时代的迅猛发展，极有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新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大发展的最新生产工具。它的产生和迅猛发展，一方面为新的社会形态积累丰厚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这一基本的经济现象的产生和加剧，必然使得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一铁的历史法则表现得愈加充分，必然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思想理论得以极大的创新与发展。
    第三，因特网作为高新技术革命的主要标志，还会使先进的革命理论的传播变得更便捷和迅疾，使得全球各地零散的“社会主义复兴的幽灵”长上在全球迅速传播和集聚的翅膀，这无疑有助于极大地推动全球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反抗与斗争由自在转为自为，并进一步更加紧密地团结和联合起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对苏联的演变中，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技术和办法。其中，运用广播电台以及电视、报刊发挥了独特、重要的作用，比如，用许多虚假信息和错误东西对苏联人民反复灌输，并使许多人深信不疑。但因特网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新式媒体，它的最大特点不是速度快、容量大，而是发布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信息发布者发布了虚假信息和错误东西，知情者就有可能对此立即进行揭露和反驳。这种互动，恰恰是广播、电视和报刊等其他媒体所缺乏的。当然，对于这些揭露和反驳，世界文化霸权主义的发布者固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控制，但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段时日内取得成效。当然，因特网上各种观点都有，可以说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辟了坦途。人们在争鸣中可以比较、鉴别、提高，这对提高世界各国全社会的理论水平有极大的好处。从长远、根本上讲，它有可能会使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距离我们越来越近。
    在任何时候，社会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框架之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疑有着永恒的魅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在一定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保护和促进高新科技这种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造成广大人民群众的相对甚至绝对贫困，必然容纳不下新科技带来的生产力的急剧增长，必然抑制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是永恒的真理。由此可见，以信息革命领衔的高新科技革命和以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而言，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在一段时日内，可以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另一方面，我们在充分估计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同时，更须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新科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不但不可能消弭反而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随着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等世界性难题，也将进一步趋向激化。这些矛盾与难题，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强化，只会使这些矛盾与难题进一步加剧。
    上述分析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更替规律的认识。这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必然造成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这一状况的加剧，必然会造就一批又一批对于国际垄断资本来说是“比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等，并进而发展壮大成由先进理论武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队伍。随着资产阶级掘墓者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则是可想而知的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说，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但不是距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越来越远，而恰恰相反，应是日趋接近。当然，谁也不否认，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其中还可能有较大甚至更大的曲折。
    资产阶级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和战略家中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美国《外交政策》首席执行官戴维·罗特科普在2012年11月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曾几何时，美国经济与美国工人的生产力同时增长，带来就业和社会各层面的财富增长。然而，本世纪第一个十年，这种关系不再适用。GDP增长，生产力提高，而就业速度放缓，收入中值下降，富人变得更富。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技术的幸福结合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将在创造就业方面产生前所未有的可怕效应。换句话说，律师和会计师很可能要感受到流水线工人几十年来感受到的痛苦。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把西方世界社会的稳定寄托在所谓中产阶级即中等收入阶层的不断壮大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对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依据建立在资产阶级国家中等收入阶层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而必然不断出现的一次比一次更大的阶级分化，即其中必将有更多的人陷入绝对贫困的事实之上。据美联储统计，由于房价、股市等暴跌，2007—2010年间，美国家庭中位数净值就缩水39%；有50%的“中产阶级”在经济衰退期间与原有的经济地位相比有所下降甚至明显下降。随着贫富两极分化的不断逐渐加深，随着各国广大普通民众购买力逐渐下降到一定程度，大量企业逐渐破产到一定程度，当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大量被抛入绝对贫困行列，当各国主权债务突破无法承受的极限之时，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动乱就不可避免了，工人阶级队伍也必将会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更何况，这里所说的中等收入阶层绝大部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这些人年纪轻、学历高，掌握着各种高科技技术，当这些人被抛入贫困行列之时，他们与本来就处于贫困行列的“蓝领工人”阶层相结合，其斗争的反抗形式和效果便与以往经济危机有很大的不同。2011年9月17日，上千人在纽约游行示威,开展“占领华尔街”行动，群情激昂的人们喊出“现在就革命！”、“美国99%是穷人，1%是富人”、“政府应当由人民管理，而不是富人”等口号，其根源就是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导致，其斗争形式亦可窥见一些端倪。可以断言，假若世界上其他大国都能正确应对目前仍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话，美国国内外债务将会进一步加重，其国内贫富两极分化仍会进一步加剧，各种深层次矛盾在今后一些年内必然还会大规模爆发。从一定意义上讲，“占领华尔街”行动才刚刚开始。2010年以来，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以色列等资本主义心脏地区这样的经济社会比较稳定的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和骚乱，这一现象很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我们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仅应看到历史提供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应充分发挥我们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要我们坚定信心，思想政治路线正确，战略策略正确，我们就一定能渡过各种难关，取得足以让历史值得骄傲和记载的各种辉煌胜利。对目前集各种霸权于一身的美国，我们当然要学习它的种种长处，绝不能一概排斥，但也没有任何理由恐惧。战略上藐视美国，战术上重视美国，科学技术上学习美国，我们才可能与其和平共处。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因为毛泽东不仅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他同时也看到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自身存在且最终不可克服的自我灭亡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决定其“纸老虎”本质的哲学基础。正基于此，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在战略上没有任何惧怕美国的理由。殊不见，很少有人料到，美国如此巍巍然的庞大的霸权竟会陷入小小的伊拉克这一战争泥潭。我们中华民族，历经多少劫难，
    但总是绝处逢生，甚至凤凰涅槃，浴火新生，最终创造中华民族甚至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又一个辉煌。西方的古典哲学中有二律背反，我国的古代哲学中有物极必反，真正共产党人有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充分认识和掌握这一规律，就会产生大信心、大智慧和大战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全球范围内极大加强的同时，也加剧着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效需求之间这一根本矛盾。这一根本矛盾的加剧，也必然呼唤着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复兴。金融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科技霸权的尽头是社会主义复兴，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完全可以作出这样预言，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远没有结束，并仍在演进之中，甚至可能是刚刚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的更深刻更全面的经济社会危机及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所面临的更严峻的挑战极可能还在后头。毫无疑问，道路必然是曲折和艰险的，但前途也必然是光明和辉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布的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与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都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负责人约翰·费弗最近指出：“我们在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他可以拿出对现有经济正统观念的尖锐批评意见和变革计划”，“如果下一位马克思正在某个地方奋笔疾书，未来可能会出现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有学者指出，无须等待一位现代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笔者深以为是。只是在当今世界上，已经有无数位大大中中小小的马克思，正在继承着当年马克思的事业，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正在奋笔疾书。随着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危机的演进，代表人类绝大多数根本利益并最终代表全人类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必然在全球重新得到新生。
    我们翻阅硝烟弥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史，可见诸多彪炳千古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可以预言，随着波澜壮阔的世界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复兴的到来，随着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成熟与壮大，也必然成长起一批又一批这样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智慧和奋斗呼唤和造就着世界级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和军事家，他们将带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共同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事业而奋斗。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同时也承认那些时代阶级的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和一段时日内往往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学说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有着永恒的力量。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