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中美贸易战根源及釜底抽薪之道

    中美两大经济巨人体量庞大，相互高度依存，却有不同政治理念和制度。美国和欧日认为，中国至今仍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经济有太多干预，人为扭曲价格，又用开放市场作为条件迫使外商交换知识产权，以这种不对等手段保护本国产业，获取高科技信息，旨在用非市场手段取得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优势。
    美国以提高关税施压，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减少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反唇相讥，指责美国开全球化倒车，对中国单边封锁高科技，怀疑美国想阻遏中国和平崛起。在指责美国单边提高关税的同时，中国也提出自己的加税清单，还以颜色。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是否会不断升级，引发诸多疑虑，使全球化面临新的艰难选择，也使人们不禁联想到“修昔底德陷阱”是否为人类的宿命？
    为此，似有简短回顾全球化历程及教训的必要。
    全球化的经济学基础
    全球化涉及人类活动一切领域，但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始于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生产力如此强大，已无法为其国界所容，全球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必然的逻辑结果。
    出于对中国文明的敬意，英国曾于1793年派出各界精英代表，由马嘎尔尼伯爵领衔的特使团，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恳请允许自由贸易。迷信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乾隆并未征求民意，却独断乾坤，俨然拒绝。显然，乾隆并没有意识到犯下了何种时代错误。
    半个世纪后的鸦片战争表明，以中国人口之众，经济体量之大，物产之丰，兵源之厚，仍然无法抗拒经济全球化的浩荡潮流。虽然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对这股历史潮流的内在逻辑并不清楚。对究竟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不但费尽心思，也经历多次反复。从一开始认为败在兵器低劣，匆匆成立以江南制造局为代表的兵工厂，进而认识到兵器后面非有科技做支撑，开始重视科技、教育，进而认识到最重要的是理念和制度，却又因为缺乏对市场体制的透彻理解，错误引进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再次陷入自我封闭体系。
    世界并没有因中国的犹豫和抵制，停下全球化步伐。在英国和美国先后引领下，不但本国经济突飞猛进，全球经济体量也迅速膨胀。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一向视为边陲之地而加以鄙视的许多亚洲邻国也呈现一片繁荣。对照之下，刚从“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文革”梦魇中惊醒过来的中国，不但百物凭票供应，生活水准低下，而且长期闭关自守的结果，民众孤陋寡闻，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反而拉大。曾经傲居世界首位的巨大经济体，此时除了人口，已变得无足轻重。
    令人高兴的是，40年前中国幡然觉醒，奋起直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世界经济，连续超过英、法、德、日，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但成为全球化近年来最大受益者，而且正力求成为全球化新的旗手。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增益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坚实的经济学根据。其一，基于比较优势之上的分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因全球化而得以超越各国边界，使专业化带来的效率不断提高。其二，规模报酬递增使具有这种特性的产业可以全球为自己的舞台，以穷尽降低平均成本的潜力。这两大原因使基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之上的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源源不断的增益和红利。国际分工越发达，分工序列越长，越是超越国界，国家之间的依赖越深，也越能分享全球化的红利。这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涵义。
    全球化的潜在增益如此丰厚，各国应珍惜得来不易的国际分工体系。但面对中美可能爆发贸易战的前景，近日有不少不顾国力、国情，不以民众福祉为最终考虑的对策和建议，对改革、开放提出质疑，主张对美贸易战要“奉陪到底”，对核心技术的获得要不惜一切代价等等。笔者深以为虑。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已超越国家的边界，核心技术层出不穷。任何民族想要拥有每一种核心技术，以便万事不求人，违反了经济全球化的真谛。坚持这种看法，则意味着对时代基本特征的误读。
    防止恶性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教训
    经济全球化发轫于英国。由于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径，并无规范各国行为的现成守则。全球化的巨大利益，使国家和民族间常常发生对抗和冲突，可谓血流成河，教训重重。由于不同制度、不同理念，参差不齐的发展水平，加上参与其中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难免的自私、短见、贪婪，缺乏互信，经济全球化经常使各国走上恶性竞争的道路。
    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旨在直接掠夺领土和人口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争夺国际霸权制造借口的所谓幼生工业论、进口替代论等等，和坚持闭关自守，拒绝一切自由贸易的守旧思想，都曾轮番浮现，至今阴魂不散，迷惑不少国家，或被奉为圭臬，身体力行，直至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的血腥使人们认识到在经济层面上，经济全球化固然有巨大的潜在好处，但本身又有良性和恶性之分。可持续性的经济全球化必须有一些规则前提。
    上世纪50年代起，前苏联曾组织过一个经济互助委员会，由信奉共产主义并施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经互会针对美国及其盟国坚持的市场原则，宣称自己奉行无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时基于分工合作的经济学原理，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促进国家层面上的分工和贸易，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
    经互会十分高调，合作层面又直接定位于国家一级，似乎很有希望成为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表率，却至少遇到三大致命问题：1）如何确定成员国在分工体系中的特定角色；2）如何看待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转移；3）如何在成员国之间公平分配国际贸易带来的增益。
    由于成员国均已废除自由市场，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只能由老大哥苏联根据历史格局，单边指定每个成员的分工角色。这就引起某些成员国的不满。因为角色不同，实际上决定了贸易收入的不同，也决定了别国所愿意转移的知识和科技产权的层次。知识产权的拥有国常常以政治理由，或超越分工角色所需为理由，拒绝向索取方无偿提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因此成为一句空话。
    难怪有些国家，例如中国，以观察员国身份进去不久就因不满被指定的角色，不满别国在知识和科技产权转移中的吝啬和缓慢，愤而退出。苏联也从对中国援助的恩人变成企图称霸世界的“社会帝国主义”。如今经互会早已人去楼空。但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试验，经互会给今日的全球化留下沉重而苦涩的教训。成鲜明对比的是，由美国主导，带有临时性质的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经历了经互会集体抵制带来的震荡，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吸引更多经济体踊跃参与，1995年更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涵盖包括原经互会所有成员在内的真正的全球性贸易组织。
    究其原因，WTO及其前身GATT都由市场经济国家组成，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运转。中国在进入WTO时，也庄严承诺，用15年的时间改成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GATT，还是WTO，都开宗明义地在序言中强调各国对等而互利，开放各自市场，促进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收入。
    这几个字看似平淡无奇，却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GATT以及后来的WTO，像联合国、世行和IMF一样，针对的都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前车之鉴。WTO及其前身GATT则重在国际贸易中杜绝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错误，提倡市场开放，降低关税，平等竞争，促进所有国家的平等发展，旨在防止任何国家通过片面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会，用不对等的手段，损害他国利益，取得不正当的单边崛起 。
    这些规定虽非十全十美，却并不妨碍任何国家通过不懈的努力，沿着国际分工链逐步攀升，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无论在GATT期间，还是WTO成立后，都有成功例子。例如，在GATT下，战败国日本和德国竟从废墟中重新崛起，通过彻底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而不是分庭抗礼，分别成为当时世界的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作为世界战争的两次发源地的西欧也远离战火，一片繁荣，并没有因德国的再度崛起感受到威胁。在WTO之下，中国也通过融入这一体系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显然，与调子美妙动听、目标却虚无飘渺的经互会相比，WTO及其前身GATT的运转踏实得多，也成功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在攀登过程中，一国的企业并非个个非要登上价值链的顶端才算成功。以美国为例，尽管农业位于国际分工链的最低端，却在美国经久不衰。即使其高科技和军工占据国际分工链的顶端，其火箭、卫星、飞机、军舰等也大量采用进口部件，为其他国家分享分工链的顶端预留空间。
    各国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越是犬牙交错，水乳交融，经济全球化就能变得越是良性化，也越能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谛。在这种基于市场原则的秩序下，不同制度的国家都有和平发展的空间。德、日和中国尽管制度不同，却都先后和平崛起，便是明证。在这个分工体系下，相对于中国，俄国这个曾被中国仰望，觉得高不可攀的强国，由于至今和这个分工体系格格不入，其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和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中国仅广东一省的产值，便已超越俄国。
    经互会的负面教训之一是，由于消灭了民营企业和市场，只能以国家的名义直接组织分工。于是，国家的威望、民族的自尊心便凌驾于所有的企业利益。例如，苏联曾经通过经互会指定中国担任的角色，并非没有经济学根据。即使过了几十年，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国际分工链中的角色，一开始仍不过是农业和轻工业。踊跃接受这类外国订单的，正是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或改制后的原国营企业。
    改革开放带来的所有制的多元化，使中国在国际分工链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和角色时，有了极大的机动性和多样性。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只需考虑能否获利，而不必首先担心国家的尊严、民族的荣耀。如果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没有发生，民营企业和单干的农民对苏联指派的分工角色未尝会一口拒绝，反倒因符合比较优势而予以欢迎也未可知。当然，国家的尊严、民族的骄傲在当时压倒了民众自主的商业机会。
    同样在GATT时期，一心要赶超欧美的拉美国家，由政府大力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为此由国家直接出面，扭曲要素价格，压低资本利息，抬高本国币值，提高关税壁垒，高筑外债，不惜用财力和物力保护自己中意、其实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这种战略使一般企业和民众因高物价、高通胀、高外债、低生活水平而叫苦连天。而民众的巨大牺牲并未换来进口替代的赶超战略的成功。原因在于这种战略的目的，不在充分融入和充分利用已有的国际分工体系，而在追求最终能自外于这个国际分工体系，以便万事不求人。这自然是对全球化时代每个民族的生存、繁荣之道的根本性的误读。
    相比之下，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经济体坚持出口导向战略，给企业充分的自主权，让它们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下，积极寻找在这个庞大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最适合自己的分工角色。这些经济体寻求的是积极融入，而不是旨在排斥这个体系。几十年后，它们不但消化了自己的农业人口，而且攀登到国际分工链的较高位置。
    两者对比可以看出，良性的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让各国的企业而不是国家，在全球市场上按照比较优势平等竞争。如果这种分工由国家出面主导，分工合作就脱离市场的价格信号，而蜕变为国家力量和威望的直接比拼。由于国家有暴力和国库可做后盾，必要时既可动用国库对自己中意的企业大肆补贴，又可动用暴力直接力挺。这就使经济全球化由良性蜕变为恶性的可能大增。这也是为何GATT及WTO一贯强烈反对用政府的力量干预市场，强行推行产业政策的原因。
    这一条对潜在的大国特别有针对性。像中国、印度、巴西、俄国、南非等金砖五国，
    理论上可以用不对等的手段，在保护民族工业、掌握核心技术的崇高名义下，高筑关税壁垒，让本国产业独占巨大的国内市场，让本国企业首先穷尽本国市场上的规模报酬递增。等到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降到国际价格之下时，再开放本国市场。
    此时，世界只能目睹该国企业用低价通吃他国同类企业，独霸全球市场。照此办理，该国可依次击败所有具备规模报酬递增特点的别国同类企业，获得对世界经济的事实上的霸权。
    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但是，若要实行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势必与此目的背道而驰，多以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为号召，民众不断作出牺牲，购买价高质劣，但受保护的本国产品。在牺牲该国老百姓的福祉、损害非保护对象的其他产业利益的同时，还往往不一定真能扶植起自己想要的产业。
    如果WTO允许某个大国这样做，别的大国必然援例，要求跟进。全球化必然再次蜕变为大国之间在关税和配额上的恶性竞争。如此，大国间必然加深误解，引发各种冲突。二次大战之前那种各国对峙、剑拔弩张的局面也许会再度来临。这自然不是追求和平崛起的中国所希望见到的局面。
    在追求单边利益的时候，各国都会宣称无意追求霸权，无意取得对别国的支配。但是，历史一再告戒我们，各国的这类声明苍白无力。国际社会只看一国是否通过政府的不当干预，是否违反GATT和WTO坚持的对等原则，是否一边享有进出别国市场的自由，一边事实上关闭或半关闭本国市场，牺牲别国经济利益，片面取得经济霸权,而不会轻信该国的对天发誓。
    中国国内的经济摩擦也在与日俱增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五年前便向世界庄严承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事实上，这也是正式承认，中国尚未发育出由市场机制决定性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而这种机制正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要实现这一条，首先就要允许所有要素自由交易，不然何来真正的要素价格？没有真正的要素价格，又如何避免其他一切价格的扭曲？由政府定价的要素市场一定是伪要素市场，其扭曲的价格所引导的要素组合效率一定低下，供求一定失衡，收入分配格局一定恶化。
    由于要素市场没有发育完善，生产力与严重落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各类经济摩擦与日俱增。在改革开放已长达40年的今天，要素的使用效率下降，要素带来的收入分配格局仍有违反社会正义和公平之处，贫富鸿沟和城乡鸿沟难以化解，改革的动力有所衰退，改革的红利难以普惠大众，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及其后代。可见，要素市场发育的滞后已经带来严重的后果。
    中国的人均资源，例如耕地、草原、森林、淡水、石油、天然气，除稀土元素和煤之外，几乎每一样都显著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数。不借助改革开放，不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国要以这样的人均资源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是无法想象的。更无法想象，不继续改革开放，不更彻底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在环境日益恶化、资源贫乏的压力达到空前程度的今天，中国还能顺利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更严峻的是，所有发达国家在农业产值下降到GDP的零头的同时，农业人口也能同步下降到总人口的零头，才能维持城乡收入差不致恶化，并使人口全体稳定迈入高收入行列。
    恰恰在这方面，中国将面临三大长期而棘手的经济-社会挑战：农业产值已经下降到GDP的不到10%，农业人口却仍占总人口的30%以上，农村人口更高达44%。官方的城市化率据报已达56%，但拥有城市户口的城市人口只达到36%。两者之差的20%是未能获得城市户口，因而只能保留农村户口的2.8亿农民工。他们流动性大，一般远离配偶，远离子女。同时，农村留下高达数千万的留守儿童。农村人口以老弱病残妇和留守儿童为主，老龄化甚于城市。
    假设18亿亩耕地面积维持不变，每户耕种15公顷土地（和欧美比已是十分小的农场规模），则农村仅需800万农户。以一家4口人计，不过3200万。由此可见，中国仍需移出大量的农业人口和农村人口。加上城市中将近3亿农民工，中国需要妥为安置的农村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60%以上。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也是中国梦的最主要、最动人的内容。巨量的农村人口要向城市转移，涉及资本、土地和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本来，这是应该主要由要素市场来完成的。由于要素市场发育得严重滞后，政府配置又存在误配和低效，迄今为止，只能靠不正规的劳动市场和土地市场完成。
    非正规的劳动市场：高达2.8亿农民工大军浩浩荡荡进城。他们不用政府动员，不用任何人的强制，不请自来，自掏路费，自找住宿，承担城里最脏最累的工作。失业了，或动用自己的积蓄坚守下去，直到找到新的工作，或者悄悄地自动返乡，或者另去他处觅职。这是劳动要素市场上的一股强大而有序的自发动力，代表了一股强大而能持续的消费需求。可是，有的地方政府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视为累赘，有机会就将他们清理，不承认他们在打工所在地有定居的权利。若问进城多年的农民工，他们会有什么中国梦？难道不是希望在打工所在地落户，实现家庭团圆，进而使自己以及子女享受当地市民的同等政治和经济权利？
    非正规的土地市场：亿万农民工进了城，很难找政府要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他们不是悄悄住进了工棚、老城区的阁楼和地下室，就是找到城中村，在所谓的小产权房里落脚。各地城中村都有大量的小产权房，也是郊区农民继大包干和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首创。他们敏感地看到外地农民工对本地住房的巨大需求，急市场之所急，急政府之所急，冒着巨大的法律和财务风险，用自己的钱，自己找了建筑队，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起外地农民工急需而又租得起的住房，使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可以不受阻拦地进行下去，使外来打工者可以有遮蔽风雨的暂栖之处。
    郊区农民替各地政府的住房部门分忧。可是，他们兴建的楼盘被判为非法。各地政府之所以对城中村及其小产权房采取蛮横态度，其根据就是现行土地制度的相关规定。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城中村和小产权房都属不合法。政府据此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强拆。成为对比的是，各地政府对外地的农民工所需的廉租房和廉价房，却推动不力。
    无论是亿万农民工进城，还是小产权房和城中村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其实代表的是市场的自发配置力量。农民工的到来，并不是各地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的计划安排；他们的离去，也和各地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毫无关系。小产权房在城中村的大量出现，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事实上置身事外，以便摆脱干系。小产权房和城中村是改革的自发动力，却越来越游离于政府的视野之外，甚至成为有的地方政府想要加以消灭的目标。在合法范围内，改革的动力日见消退，尽管在现行的法律范围之外，改革的动力十分强劲。
    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把资源配置的决策权还给民间，让民众，包括他们中的企业家，在包括要素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上自由竞争。如果要素市场能发育起来，亿万民众的能动性就能被释放出来，形成永恒的创新力。
    上面以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为例，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尽管现行制度在顽固束缚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在非正式的劳动市场上，以及在非正式的土地市场上，呈现的是一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景象。
    小结
    中国最核心的改革任务就是要解决以下的历史性任务：由官僚行政机制主要决定要素配置，转到由市场机制主要决定要素配置的轨道上来。这才是改革的底线，也是中国政府对人民的一再许诺，对国际社会的一再承诺。唯有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才算正式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彻底走了出来，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这样，目前处于不正规的劳动市场和土地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就可以合法化，因而可以名正言顺地配置资源，加快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农民问题和农民工问题的消解。
    在国际上，如果继续延迟要素市场的发育，继续以扭曲的价格到世界上去和别的国家竞争，自然容易被人歧视，或被人怀疑，为了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而不顾市场原则，因而引起国际社会对不公正竞争的担心和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
    换言之，以政府为主的配置机制不但增加中国融入世界的阻力，也使民间企业难以融入全球化，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国家在经济事物中的角色越来越直接。可以预言，这种体制下，本来是企业间的经济摩擦很容易就上升到国家的层面。
    如果完成要素市场的发育，并将资源配置主要留给市场决定，则国际社会不再有理由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所以，为了减少国内的各类经济摩擦，减少与世界各国的潜在经济摩擦，真正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模范旗手，中国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才是对国内外日增的经济摩擦釜底抽薪之举，也是根本改变国内收入分配之举。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编辑：王延春）
    （本文首刊于2018年5月7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