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能否奏响欢乐颂

    2015年12月，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四位经济学家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网站上发布了一篇工作论文，作者包括国际贸易领域公认的经验研究第一人——罗伯特?芬斯特拉。这篇工作论文从理论和经验角度研究了过去20余年关税下降带来的福利。该论文的理论模型建立在国际贸易最前沿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上，而且还考虑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经验上则使用了目前能搜集到的最广泛的样本，利用了1990-2010年189个经济体15个产业的关税数据。总之，该论文从理论和经验角度均尽力做到了“完美”，其结果具有较大的可信性。
    上述论文结果表明，在过去20年，对于贸易自由化而言，全球福利增长主要得益于多边层面的降关税，区域贸易协定的降关税对福利增长的影响则极为有限。具体而言，乌拉圭回合带来了5.6%的全球福利增长，区域贸易协定带来的福利增长仅为0.3%。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均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受益匪浅。该论文还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拟，即如果目前各经济体的关税均降为零，则福利增长如何？结果显示，发达国家很难从中受益，反而是发展中经济体将会受益。
    很显然，该论文得出了多边相比区域更能促进全球福利增长的结论，而且致力于降关税为零的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并不能为发达经济体带来实质性的福利改善。但与此相反，目前的事实是，多边受阻、区域兴盛。继而引出如下系列问题：为何多边受阻、区域兴盛？二十国集团（G20）是否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优势？G20又面临何种挑战？如何解决这些挑战？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笔者想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曼瑟尔?奥尔森，及其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及其代表作因最近话题度很高的电视剧《欢乐颂》而引起人们的追捧。《欢乐颂》中，女主角安迪说她最喜欢的作者是奥尔森，喜欢其强大的逻辑。下面，笔者准备用奥尔森的思想分析上述问题，希望读者朋友们能感受到奥尔森强大的逻辑。
    奥尔森认为集团成员越多，越不容易达成集体行动。
    奥尔森认为在大集团中，理性的个体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个体行动付出成本，获得集体利益，但是集体利益要用来分配，个体获得的只是一部分，因此，只有当分得的利益大于付出的成本，理性个体才有动力去做。总结起来，无非是说集团成员越多，越不容易达成集体行动。1994年年底，即乌拉圭回合谈判完成时，当时的关贸总协定（GATT）包括128个成员。2015年年底，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扩容到162个，增加了34个成员，包括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成员扩容后，会稀释已有成员中发达经济体将要获得的贸易自由化的收益，继而使得发达经济体降低推进多哈回合谈判的动力。而对于新加入的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则尚没有能力承担推进多哈回合谈判的成本。与此相对比，区域贸易协定则是少数经济体将要进行的贸易自由化，相当于小集团的行动，更容易完成谈判，尽管区域贸易协定带来的收益可能是以集团外经济体的受损为基础（贸易转移）。
    G20成员具有代表性，其集团规模相比WTO也明显缩小，更容易在多边贸易自由化方面达成一致意见。G20成员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能享受到多边贸易自由化好处的份额也会很大，这是G20成员在多边层面有所作为的动力。更为关键的是，G20成员的差异性肯定要远小于WTO众多成员之间的差异性，从而更容易具有相容性利益。根据奥尔森的理论，相容性集团更容易达成集体行动。因此，20个成员达成一致行动的概率大大高于162个成员的概率。
    但是，G20依然面临诸多挑战。首要的问题是，奥尔森认为，集团利益的相容性仅仅为实现集体行动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还需要选择性激励作支撑。所谓选择性激励，即“赏罚分明”，也即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胡萝卜加大棒”。对于行动者，予以奖励；对于阻碍行动或不行动者，给予惩罚。很显然，G20并没有提供这种赏罚机制。即便支持多边，如果无法实现多边自由化，暂时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如果不支持多边，由于G20的非约束性，也不会给自身带来什么坏处。事实上，这也是WTO框架内无法完成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原因，即阻碍多哈回合的成员并不会因此遭受惩罚，不会给自身带来损失。完成谈判带来的好处需要瓜分，即胡萝卜如此遥远；而大棒则不存在，没有惩罚机制；多哈回合停滞也就不奇怪了。
    更为重要的是，G20如果在支持多边贸易自由化方面付出行动，要付出较高的成本。我们可以将G20看成一个集团，也可以在WTO框架内，将G20看做一个巨大的个体。即便G20自身协调完毕，拧成一股绳，可以当做一个整体，这一个体在协调WTO多哈回合谈判时也需要付出较大的协调成本。除G20成员外，要协调其余120个左右WTO成员的利益何其难也。G20能否承担这一成本，成本如何在成员之间进行分担，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难题。
    为解决G20内部实现集体行动的问题，需要建立某种选择性激励机制，同时也可以在G20平台思考如何在WTO框架内建立某种选择性激励机制。即便WTO不能提供某种赏罚机制，也可以改革达成集体行动的条件。目前WTO主要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所谓协商一致，就是只要没有成员反对某项议题，就可以通过；换言之，只要有成员反对，则议题不能通过。如果改变协商一致原则，则WTO更容易达成一致行动。比如，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根据经济体量赋予投票权等。
    为解决负担成本问题，G20成员可考虑就说服其他WTO成员进行分工，根据影响力大小和国家之间的亲疏等分配给G20成员不同的WTO成员，就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开展协调工作。
    患难之中见真情，如果能让G20成员集体感受到某种危机感，则也会比寻常时候更容易达成一致行动。在《欢乐颂》第二集，五位各怀心思、不太熟悉的女主角，因为电梯事故而增加了彼此的感情。同样，G20正是因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才升格，并共同应对危机。现如今，危机大浪已退，仅有涟漪浮面。如果讲清楚G20面临的新的危机，则也容易使G20成员更加团结。比如，将全球贸易持续低迷作为引领性议题，使得G20成员更容易在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进而促进贸易增长方面做出行动。
    很显然，尽管上文提供了某种解决思路，G20面临的挑战并不容易解决。G20既为我们解决多边贸易谈判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又带来推进的烦恼。理想与现实交织，又总是存在某种差距。G20的前景如何，能否奏响欢乐颂、带来欢乐结局，我们很难提供答案。但幸运的是，《欢乐颂》不止一季，G20也不止一季。经过一季又一季G20主席国的努力，总能使得G20在全球经济治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今年的这一季在中国上演，“收视率”很高，结局也值得期待。
    参阅文献：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
    Caliendo L., Feenstra R. C., Romalis J. and Taylor A. M. "Tariff Reductions, Entry, and Welfare: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the Last Two Decades", NBER Working Paper No.21768, December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