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螺旋类型、形成机理及治理对策

【内容提要】 所谓通货膨胀螺旋是指通货膨胀产生或推动通货膨胀，并形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螺旋式上升的现象。通胀螺旋主要有货币供应超量型、成本推动型、利润推进型、结构失衡型等类型，当今中国的通胀螺旋是上述诸种类型通胀螺旋的综合体与混合物，亦称混合型通胀螺旋，其形成基础是追求数量扩张的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必须依据通胀螺旋类型及其形成机理进行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目前中国综合治理总体方略应是：控货币、降成本、逐正利、涨工资、防“外输”、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抓改革、促发展。
    【关 键 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螺旋经济增长
    何谓通货膨胀螺旋？在已有的通货膨胀理论研究中很少涉及。赫尔穆特·弗里希的《通货膨胀理论》一书中只有“工资——物价螺旋上升”[1]的提法，未有关于通货膨胀螺旋的明确定义。帕尔伯格在《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中指出：德国于1922年进入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阶段”[2]72，仍未对通货膨胀螺旋范畴给出确切的界定。李拉亚指出：“企业按预期通货膨胀率预先提高产品销售价格，居民按预期通货膨胀率努力争取更高的名义货币收入，甚至政府也不得不预先增发货币，以应付物价上涨带来的货币需求量增加。此时，出现通货膨胀，产生通货膨胀现象。”[3]笔者把这种通货膨胀产生或推动通货膨胀，形成居民物价水平螺旋上升的现象定义为通货膨胀螺旋。其基本内涵有二：一是通货膨胀螺旋在通货膨胀基础上产生或形成的，二是物价水平是呈螺旋状持续上升的。
    依据上述通货膨胀螺旋范畴及其内涵界定，可以确定当今中国确已发生通货膨胀螺旋。2010年5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达3.1%，已发生了通货膨胀。此后，虽然6月降至2.9%，但7月升至3.3%，8月达3.5%，9月为3.6%，10月升至4.4%，11月高达5.1%。2010年底至2011年初，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进行强力打压，但到2011年3—5月仍跃上高位，分别达到5.4%、5.3%、5.5%，进入6—7月，再创新高，分别为6.4%、6.5%。从上述物价走势不难看出，2010-2011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已发展成为通货膨胀螺旋，尽管其处于初始阶段，但上升势头依然强劲，不可小觑与低估。由于通货膨胀螺旋是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表现为CPI水平逐渐提升，尽管它与通货膨胀存在着范围、水平上的差异，但却有着本质与基础的同一性。因此，通货膨胀有什么类型特征，通货膨胀螺旋大体上就具有什么类型特征，通货膨胀的生成机理，基本上就是通货膨胀螺旋的生成机理。通货膨胀因其生成机理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类型，针对不同的通货膨胀类型及其形成机理，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对策，是本文的主旨与任务。
    一、货币供应超量型通货膨胀的生成机理及其适度调控
    
    任何通货膨胀都与货币供应超量或纸币发行过度有关。弗里德曼有句名言，“通货膨胀总归是一种货币现象”，探寻通货膨胀及通货膨胀螺旋的生成原因，如果离开了货币供应或投放问题，是不可能阐释清楚的。所谓通货膨胀也就是流通中的货币膨胀，亦即货币发行过度。帕尔伯格指出：“所有案例都呈现出通货膨胀的共同特征——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它们的起因都是太多的货币。”[2]10他还指出：“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就操作层面而论则只有一个，即纸币过度发行。”[2]170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所有的通货膨胀都起因于货币供应量过多，都是由于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操作”失误使货币过量或过度发行造成的。当今中国也不例外，本轮通货膨胀正是由于财政货币政策操作失误，致使货币过度发行而造成的，因此这种通货膨胀或通货膨胀螺旋也可以称作“政策失误型”，即从操作层面上由政府货币当局的财政货币政策操作失误造成的。
    首先，财政政策过度扩张。2008年，中国为应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中央政府果断推出4万亿投资基金，以刺激就业与经济增长。这在当时被称为“下手快，出重拳，下狠招，收奇效”，为遏制世界金融—经济危机，阻止失业增长与经济增速下滑，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但这一举措却使中国的财政政策成为当时世界最为扩张性的，占GDP的比重高达13.3%，而经济危机发源地的美国，其财政扩张的规模仅占GDP的6.8%。更为严重的是中央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示范带动效应颇为巨大，各省市地方财政性投资几倍乃至十几倍地增加，形成了财政投资扩张热潮。这数以几十万亿计的财政投资资金最终都要从银行流出来，进入市场流通。
    其次，货币政策“超宽松”。2008-2010年，中国名义上推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实际执行的却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此前的正常年份，每年新增贷款一般控制在2万亿元以下，基本上能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在2006年，新增贷款3万亿元，已是略有扩张，2007年猛增到4万亿元，已是明显扩张了。2008年各项贷款规模已达30.34万亿，2009年新增贷款9.6万亿，贷款总额高达39.96万亿元之多，已超过当年GDP总量。2010年预增贷款7.5万亿，年中开始严加调控，但到年底仍实际增贷7.96万亿[4]。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07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已达403 442.2亿元，仅隔一年，2009年即猛增至606 225亿元，到2010年底，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已高达72万亿之多，是2010年GDP的200%左右[5]。如此急速大剂量供给货币，不能不谓之“过度宽松”或“超宽松”。
    既然通货膨胀是由财政货币政策双扩张或双过度宽松所引发，所以治理通货膨胀，防止通货膨胀螺旋发生，必须实行财政与货币的“双紧”政策。首先，针对货币供应超量，紧缩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是必要的。其次，财政政策必须与货币政策相配合，同步紧缩，才有可能控制通货膨胀，防止通货膨胀螺旋发生。最后，“双紧”也要适度，切不可过度。凡事都有界限或“度”，过犹不及。财政货币政策的“双紧”也是如此。当今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主要问题是货币政策“紧缩过度”，而财政政策依然扩张过度，这就不能不导致通货膨胀加剧与通货膨胀螺旋产生。
    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生成机理与控制
    
    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螺旋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加剧发展的结果，成本推动是它们形成的共同机理与类型特征，因此必须深入分析成本要素以及成本要素是如何推动价格刚性上升的。
    1.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推动。能源、原材料是企业生产的必备要素，它们构成企业生产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电力、石油、煤炭是当今中国企业生产的主要能源。由于电力紧张，并且要优先保障民用(尤其是炎热的夏季)，企业生产用电价格一涨再涨；国内石油供应50%以上要依赖进口，尤其是国际市场油价不断攀升，迫使国内市场油价节节走高，企业生产用油必然加大成本；煤炭供应因保护资源与环境，降低生产安全事故，大量强行关闭小煤窑，致使煤炭供应明显减少，企业需求紧张，煤炭价格大幅上涨，无疑加大了企业成本压力。原材料作为企业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格上涨直接加大了企业成本。铁矿石是钢铁厂的基本原材料，中国钢铁厂对铁矿石进口的依存度超过70%，绝大部分要从澳大利亚、巴西等国进口。铁矿石价格在以前的高位上2008年又上升65%[6]。铁矿石的价格上涨，必然推动钢铁产品成本上升，从而推动钢铁产品及相关产业产品价格上升。
    2.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推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每一次通货膨胀几乎都是从农产品价格上涨开始的，而每一次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又都是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所推动的。这次通货膨胀及其在较短时间就演进为通货膨胀螺旋，仍主要是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所推动的。据农业部的测算，2004-2006年，粮价年均上涨2%，总生产成本年均上升6.6%，其中，人工、土地、物质与服务费用分别增长3.5%、12.4%、2.8%；2007-2009年，粮价年均上涨7.1%，总生产成本年均上升11.7%，其中人工、土地、物质与服务费用分别增长11.3%、29.2%、15.0%。近些年来，农业生产资料总体呈现不断上涨趋势，化肥、农药、种子、农机等价格上涨使农业生产成本加大，必然推高农产品价格，而农产品价格升高，又必然推动相关产品成本升高，从而推动相关产业产品价格上涨。比如，作为饲料工业生产用的玉米、大麦和豆粕，2007年平均价格分别比2006年上涨17.9%、102.4%、91.7%，直接引起2008年年初混合饲料平均价格上涨到2.6元公斤，比2007年年初上涨41.3%，比2006年初上涨62.5%[7]。而饲料价格的上涨，又必然加大养殖业的生产成本，2011年猪肉、鸡蛋价格几乎成倍上涨，无疑与饲料价格大幅度上涨有直接关系，基本上是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推动的结果。
    3.“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持续相互推动。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形式，是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工的工资收入是呈快速增长趋势的，工资上涨具有明显的刚性，但应该承认，工资的上涨总是在物价上涨之后，不仅其上涨刚性弱于物价上涨刚性，而且其上涨幅度总是小于或低于物价上涨幅度。凯恩斯指出：“虽然工资和其他社会成本会追赶物价上升，但(根据以上假设)物价会始终不断地提前20%，不论工资提高多少，花费这些工资的行动会始终把物价在前面推进许多。”由于工资上涨相对于物价上涨存在一定的时滞，因而在追求“充分就业”目标的形势下，必然产生“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局面。赫尔穆特·弗里希指出：“在原有的充分就业假设下，商品市场上的超额需求会造成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压力。这种情况连同企业主有利可图的前景，会导致货币工资在一般物价水准以前上涨的范围内充分提高。一旦实际工资恢复到它们原来的水准，它们就会在商品市场上创造出新的通货膨胀缺口，这新的通货膨胀缺口会导致物价再次上升。如果货币工资在下一轮中相应地跟着提高，这种情况就会导致物价进一步上升。结果形成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局面。”[1]220在这里，通货膨胀缺口的产生与存在是“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关键与枢纽。所谓通货膨胀缺口就是消费品和劳务市场的超额需求，它是“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重大推动力量。这个缺口的产生是货币工资提高到原来实际工资水平的结果，同时它的存在又使货币工资上升，从而推动物价上升，而物价上升又推动工资再上升，工资上升再进一步推动物价上升，如此循环往复，工资与物价不断互相促进、互相推动，形成“工资—物价螺旋上升”。正是在工资追赶物价的螺旋式上升进程中，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应当看到，中国工资成本上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与趋势，并非是坏事。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各地政府普遍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企业为了解决用工难，尤其是劳动者提高了协议工资的自主能力，工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这对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无疑是件大好事，从国家来讲也符合改善民生的经济发展根本目标。但工资的提高确实使企业工资成本加大，推动了企业成本的上升，给企业生存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压力更大。这迫使企业为了生存往往通过抬高产品销售价格或通过种种变相涨价手段来转移或释放成本加大的压力，这就推动了通货膨胀的加剧，促进通货膨胀螺旋的形成。
    由上可见，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及其发展形态通货膨胀螺旋的生成机理具有二重性：既具有符合规律的合理性，又有背离规律的非合理因素，因此治理起来较为复杂与困难。首先，在资源稀缺或短缺的条件下，资源及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具有客观的必然趋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无价，使用无偿，给中国的资源保护与合理使用造成巨大的浪费与损失。实行市场经济后，中国开始推行资源有价、有偿使用的制度，必然使资源价格向合理化方向运动与提升。这种符合资源价值规律的价格提升而形成的企业成本提高，是合理的，不仅不能人为地强行限制，反而要积极主动促进资源价格合理化。其次，利用控制稀缺资源的优势地位，操纵生产资料的供给价格，或进行囤积居奇、投机炒作、哄抬物价，这都是违背市场规律的非合理推进成本提高因素，一定要严肃查处及纠正，因为它是当今中国生成通货膨胀及其发展形态通货膨胀螺旋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对于职工，工资上升，只要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加的条件下均应视为合理行为，不仅不要限制，而且应予以大力支持。但对于一些企业和单位滥发奖金、实物，大搞“隐性工资”、“高额分红”，实行差距过分悬殊的“职务薪金”等，都是不合理的加大企业工资成本的行为，应当予以限制和治理。所以，控制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防止通货膨胀螺旋发生，不能笼统地控制成本，更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对C+V的构成部分一概加以控制，而应重点防止与反对乱摊成本，借通货膨胀之机搭车涨价等现象。这或许是抑制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防止通货膨胀螺旋产生的一个理性选择。
    三、利润推进型通货膨胀的生成机理及对策选择
    
    利润型通货膨胀持续一定时间、发展到一定阶段便演进为利润推进型通货膨胀螺旋。其显著标志是利润通货膨胀形成后半年时间市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上升，它并不排斥由于国家调控政策打压个别月份略有下降，而表现为总体趋势上呈现上升态势。
    据笔者所知，国内外对利润型通货膨胀螺旋的生成机理分析几乎是一个空白。《宏观经济分析》一书指出：“在一个大量存在所谓‘操纵价格’的经济中，至少有可能可以操纵这些价格以大于成本增长的速度上涨，以便赚取更多的利润。如果这一过程得以推广，于是就会产生利润推进型通货膨胀。”[8]
    利润是商品价值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商品价值构成C+V+M中，C+V表现为产品成本价格，相应M就表现为利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或在现代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对利润的追求是无止境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生产经营成本上升的条件下，他们也绝不会放弃这个目标，而必然要在C+V基础上附加上最大限度的利润。如果M或其转化形态利润最小化或为零，那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堪忍受的，因为那意味着他们仅仅保本，无利可图。谁心甘情愿白忙乎呢？赚钱发财，追求利润最大化，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也是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绝对规律。
    夏皮罗先生把利润推进通货膨胀生成限于“操纵价格”的经济中，有一定合理性，但仅限于此，似过于狭窄和简单。垄断组织操纵价格，获取垄断利润，无疑会产生利润推进通货膨胀，这在中国垄断行业如电力、铁路、邮政、电信、保险、金融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并有加重之趋势。尤其在石油、烟草、盐业、煤气、自来水等部门，不靠技术进步、劳动效率提高、服务质量的改善而靠提高价格来保证自身有足够的利润和利益。这些部门的人由于靠垄断地位从价格上涨中获取更多的收益，因而他们不断提高对利润的追求，必然促进利润推进型通货膨胀演进为通货膨胀螺旋。必须看到，上述由于垄断而“操纵价格”所产生的利润推进型通货膨胀还是属于合法行为，是国家政策许可范围之内的。实际上，除了国家垄断行业“操纵价格”行为之外，市场经济中尚存在大量的非“操纵价格”而疯狂逐利行为。美国金融危机爆出华尔街金融资本大鳄以所谓各种“对冲基金”、“创新基金”等名目制造各种花样的“资本运作”，疯狂地追逐利润，聚敛财富。前纳斯达克主席麦道夫就是一个典型。为了追逐100%～300%的高额利润，他伙同其儿子马克，以高利息回报的许诺，疯狂地将客户的钱揽入其父子控制的“庞氏基金”，总额高达600多亿美元。艾伦·斯坦福自1995年以来，玩弄与麦道夫相同的手法，号称其手下的“斯坦福银行”一年期存单收益率可达摩根大通银行的3倍，年投资回报率固定在10.3%～15.1%，以此攫取上百亿美元的利润。在中国，以“资本运作”之名，炒卖黄金，倒卖房地产、稀土资源，以至进行假融资真圈钱、金融诈骗等，不都是一幅幅贪婪地追逐利润的血腥图画吗？这些非“操纵价格”的疯狂逐利行为，汇合为一股涌动的社会明流或暗流，无疑对利润推进型通货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有必要采取如下对策：(1)对由于国家垄断而“操纵价格”的逐利行为还不能彻底否定和取消，但要进行改革，尽可能引入竞争机制，对其进行限制，并通过竞争机制的作用，使利润平均化；(2)对违法逐利行为要坚决打击，尤其对那些为了100%～300%的利润“敢犯任何罪行”、“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的人坚决绳之以法，不然的话，还谈什么“市场即法制经济”？
    四、结构失衡型通货膨胀及其控制
    
    将经济结构变化对市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纳入通货膨胀理论研究，是通货膨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结构型通货膨胀的提出，突破了货币主义的狭义通货膨胀成因说，开始从更深层次即经济体内在结构运行层面上阐释通货膨胀及其螺旋的生成，不仅仅有货币方面的原因，还有经济结构发展变化方面的深层原因。
    结构型通货膨胀是查理·舒尔茨在详尽考察美国经济结构变动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关系后提出的一种通货膨胀成因及类型说。他认为，造成结构型通货膨胀的因素有三个：(1)工资与价格缺乏下降弹性；(2)资源缺乏流动性；(3)短期中出现需求在部门之间大规模转移。在舒尔茨之后，P.斯特里坦(P. Streeten，1962)和W.鲍莫尔(W. Baumol，1967)以及G.梅纳德和W. V.里克格姆(Maynard和W. V. Ryckeghen，1976)等一批经济学家详尽地论证了结构型通货膨胀说，并把结构型通货膨胀的成因归纳为以下四个因素的交互作用：(1)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生产率差别；(2)这两个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保持一致；(3)这两个部门产出的价格弹性及收入弹性的差别；(4)价格和工资有限的伸缩性。奥地利经济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赫尔穆特·弗里希对此评价后指出：“结构性通货膨胀隐含着这两个部门供给价格的相对变化。相对于工业部门的供给价格来说，服务部门的供给价格是上升的。用简明的言词表达，决定性的是，这种形式的通货膨胀假定服务部门的产品需求具有高收入弹性和低价格弹性。”[1]147
    上述“三因素说”也好，“四因素说”也罢，无非是讲工业与服务的两个部门由于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服务部门供给价格相对于工业部门是“上升的”，因此为保持这两个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的一致性，工业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就要攀比上升。他们讲的是“两部门结构”，我们认为完全可以拓展为“多(各)部门结构”，就是说：在社会上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别(不一致)的条件下，货币工资增长率若保持一致，势必造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全面上涨。其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或如上述学者所说的“进步的工业部门”与“保守的服务部门”进行收入“攀比”，与它们的货币工资增长率保持一致，唯一的途径是使其供给价格上涨。这种由各个不同部门结构内产生的收入攀比机制，促进了供给价格水平的攀升，形成了结构型通货膨胀。
    蔡重直在《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研究》一书中专门讨论了“停滞企业”、“停滞部门”职工收入攀比引发结构性通货膨胀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收入攀比通货膨胀模型”。蔡重直指出：“正像其他模型一样，收入攀比模型是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的抽象化，而经济生活实践则丰富得多。从我国改革之后的实践看，少部分先进企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收入增长，大部分企业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缓慢，但是他们收入要向前者看齐，还有一部分企业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但是，他们的收入也要向前者看齐。”现实生活实践确如蔡重直所说远比理论分析要丰富得多，当今中国的收入攀比不仅在落后部门和企业与先进部门和企业之间，更明显表现为非垄断部门和企业与垄断部门和企业之间。据全国总工会2009年对职工收入作专项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有20个行业门类的收入差距为4.77倍，有的高达10倍。收入高的行业几乎全是垄断行业，老百姓戏称：“金、银、财、保、两电(电力、电信)、盐业、一烟草”。还有不同地区收入的攀比，落后地区的收入也要向较发达地区看齐。京、沪、粤、闽、浙、苏等地区收入远高于中西部，中西部也千方百计缩小与这些地区的收入差距。这种收入攀比机制如果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基础上则有其合理性一面，而如果脱离开劳动生产率提高，单纯收入攀比无疑会加剧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及各企业之间劳动生产率与产出结构的矛盾与不平衡，从而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上升。
    因此，控制与治理结构型通货膨胀，防止通货膨胀螺旋发生，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首先，调整结构难以短期奏效。某一种经济结构的形成是一个缓慢过程，把这种经济结构调整为另一种经济结构需要较长时间的变化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经济结构的演进有自身的特定规律，急于求成或盲目蛮干不仅不会取得良好效果，而且往往适得其反。但不能以此为借口阻滞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通货膨胀时期更要积极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其次，经济结构的变化总是同经济总量变化相联系并结合在一起的。需求结构与需求总量相联系、相制约，供给结构与供给总量相联系、相制约，并且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还有一个质量与数量上相适应和相匹配的问题。这样，结构调整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控制结构型通货膨胀，要供给与需求两方双管齐下：从需求角度说，要在控制总量的同时，要把需求分类与分层，抑制那些过旺的需求，刺激那些不旺的需求；从供给角度说，要压缩“长线”供给，扩张“短线”供给，并从总体上协调与衔接好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实现两者的基本平衡。这需要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既要有切实有效的短期通货膨胀治理对策，又有通货膨胀的深层次的长期应对方略，把短期治理与长期方略结合起来。
    五、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复合式综合型通货膨胀
    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属于何种类型？搞清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涉及“病因确诊”问题，以便针对“病因”进行有效施治。如果“病因”判断失误，不仅治理不好通货膨胀，反而还会给经济肌体运行留下诸多隐患。
    综上通货膨胀类型分析，结合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现实及特点，我们认为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不属于某个单一类型，即不单纯是货币供求失衡型、成本推动型、利润推进型、结构失衡型和预期型，而是具有上述类型通货膨胀一些典型特征的复合式的综合型或混合型通货膨胀。据此，中国业已生成的通货膨胀螺旋亦为复合式的综合型或混合型通货膨胀螺旋。
    所谓复合式混合型通货膨胀，就是说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既有货币供求失衡的作用机理与特征，也有成本推动作用机理与特征，还有利润推进、结构失衡及预期的作用机理与特征，是它们交叉、重叠和复合在一起所形成的通货膨胀。正因为它是一种“综合征”，因此不能“单方”用药，而必须“混方”综合诊治，采用各种配套措施，全方位控制与治理。如果以为只是简单控制货币供应量，或简单控制成本上升，或防止疯狂追逐不法利润，或解决好结构失衡问题，或消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等，就能治理好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那不仅在理论认识上是片面的、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近一年多来的通货膨胀控制与治理实践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混方”综合诊治，并不意味不分轻重缓急，一律“打家伙”，而是要区别短期与长期，针对不同类型特征，有重点分阶段地进行治理。
    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与通货膨胀类型及生成机理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任何一种类型的通货膨胀都是在某种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下产生并形成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每次通货膨胀，无不与传统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的典型特征是过度依赖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以牺牲生态环境及未来发展条件来盲目追求数量扩张，迷恋与崇拜GDP的增长，把GDP的增长当作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这种发展方式必然造成经济“过热”：一方面社会总需求全面急剧扩张，形成总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同时，由于投资需求扩张引发生产资料价格强劲上涨，从而推动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由于供给扩张存在着盲目性及片面性，极易产生结构失衡，即市场迫切需要的产品由于价低利小而无人生产或问津，而市场上业已过剩的产品由于价高利大而拼命生产和增加供给，这就难免造成结构型通货膨胀。而经济“过热”，又往往是由货币当局实行过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所造成的，过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又是引发货币供应超量型通货膨胀产生的直接原因。因此，传统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是总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结构失衡型、货币供应超量型等诸多类型通货膨胀的重要经济基础及深层的经济原因。
    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不是一种“体制型通货膨胀”呢？20世纪90年代初，逄锦聚在《体制货币与通货膨胀》一书中批驳了“通货膨胀与经济体制无关”，“它纯粹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观点，强调指出：“确切地说，通货膨胀与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密切相关，是不合理经济体制运行的必然结果。”任何通货膨胀都是在某种经济体制下生成的，但笔者认为并非任何通货膨胀均由体制而生，均是“不合理经济体制运行的必然结果”。在中外历史上，确实有一些通货膨胀纯粹是由于货币过度发行引起的，即所谓“纯粹货币现象”，与经济体制并无因果关系，或主要不是由经济体制造成的。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因素，甚至作为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对通货膨胀形成发挥作用，但它绝不可能作为唯一的因素起作用。通货膨胀通常是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生成并发展的。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动态的完善与发展过程，任何时候都难免存在合理因素与非合理因素，不能说通货膨胀只是与其“不合理因素有关”，仅是其“不合理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而同其“合理因素”毫无干系。在通货膨胀生成过程中若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因素起决定性作用，那么这种通货膨胀是可以称为“体制型通货膨胀”的。
    当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基本建立，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旧经济体制的交互作用与摩擦，确实使体制型通货膨胀发生存在可能。通货膨胀并非计划经济体制的专利，市场经济体制也不能根除与否定通货膨胀。体制型通货膨胀是否生成，关键在于体制问题对通货膨胀生成一定要起主要或决定性作用，不管其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也不问其是否合理。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制曾被称为最先进合理的经济体制，为什么照样一再发生通货膨胀呢？可见，通货膨胀并非某种经济体制运行的必然伴侣与结果。当然，这并不排斥我们对每一次通货膨胀可以从经济体制探寻其生成的深层原因，因为这有助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与认识，我们认为，治理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防止通货膨胀螺旋产生与发展，一定要坚持内外结合、标本兼治、突出重点、协调配套、立体推进、综合治理的原则，总体方略应是：控货币、降成本、逐正利、涨工资、防“外输”、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抓改革、促发展。这30字方针既包含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与手段，又包含了治理通货膨胀近期与长期目标，尤其突出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抓改革、促发展，这是应对通货膨胀的根本方针与策略。我们相信，只要坚决执行与贯彻好这30字方针，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一定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与治理，国民经济也会健康协调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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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夏皮罗.宏观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655-656.
     【作者简介】潘石(1944-)，男，黑龙江五常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中心；周琳(1965-)，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研究生，研究员，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中心，长春130012，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哈尔滨15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