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主体不再限于商业银行或保险公司，也不仅包括“一行三会”（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而是扩展至各级党委和政府。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维度，需要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予以重视和筹划。
    金融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核心主题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因此，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今后一段时期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要务。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在实践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金融和风险相伴相生
    理解金融风险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观念基础。如何理解金融风险？从理论上看，中国当前的金融风险具有三个关键特征。
    一是系统性风险。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同主题研究报告，系统性风险主要是指扩散路径复杂和影响后果广泛的风险。美国社会学家佩罗指出，风险因素的交互性和紧耦合是导致风险扩散路径复杂和影响结果广泛的关键特征。
    在金融领域，金融机构多层套利的“乱象”使得原本用于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在各类金融机构和大型国企之间“空转”，不仅抬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也导致金融部门负债率急遽上升。与此同时，地方债规模越滚越大，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规模已超过了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部分财政收入低的地区甚至连债务利息支出都面临极大的流动性压力。企业债务和居民债务也不断攀升，尤其是房地产行业，部分房地产企业在事实上已经“绑架”了作为资金融出方的金融机构。而居民以“加杠杆”方式炒房购房的热情有增无减，截至2016年末，房地产领域相关贷款占全社会贷款近40%。此外，互联网金融和虚拟货币的风险也开始集中暴露。这些分散在不同领域的风险通过金融系统实现了交互和耦合，任何单一领域的风险爆发都可能冲击金融系统，并通过金融系统传导至其他领域，形成系统性风险。
    二是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政治风险不同，前者在市场个人主义文化中被视为最大风险，后者在等级制度文化中被视为最大风险。事实上，金融和风险从来都是相伴相生的。金融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信用的契约关系，只要有金融活动，就存在违约风险，风险越大，收益也越大。然而，这只是市场情境的经济风险。在国家情境中，金融风险是社会政治风险，考虑的不是风险制造者可能获得的收益，而是风险承担者需要付出的代价。
    三是新兴风险。根据风险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贝克和吉登斯的观点，新兴风险在本质上是风险社会的产物，是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的“副作用”。出于对创新的宽容，或是由于知识的缺乏，新兴风险的监管可能会滞后。只有当新兴风险的“副作用”充分暴露后，新兴风险的治理才可能获得足够的重视；如果超前规制新兴风险，则有可能扼杀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地方债、互联网金融、虚拟货币都是典型的新兴风险，在发展初期是金融创新，预期作用大于“副作用”；经过一段时期的盲目发展，风险不断累积，“副作用”充分暴露，防范和化解风险亟待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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