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成本往往取决于法治水平

    在国家治理方面，政府、市场、社会这几只手都用上是最好的状况。过去一段时间里，后两只手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政府这只手就显得很长，结果弄得自己吃力不讨好，民生上有很多问题。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激活那两只手来分担任务，这种观念在学术界得到协同治理、公共事务管理等理论的印证支持。
    政府这只手代表法治，代表制度供给和制度执行，要出台大家都能认可的规则，并且要有效地执行，这两个方面的要素决定了法治和国家治理的水平，这才是政府该做的，当然法治在宽泛意义上就是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过去的问题是政府没有扮演好法治的角色，有些制度供给明显不足，或者没有很好地执行，存在潜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人们去破坏规则，对违规者不能及时惩治，这就弄得很乱，以致这种现象在社会蔓延。
    法治建设就是要做到有规则和真正有效执行这两点，加强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很关键。例如酒驾，原来不算个事，后来这事变得严重，车也多起来，终于出台规定禁止酒驾，这就是有了法制供给。但执行很宽松，自由裁量权很大，被抓住说两句好话可能就被放走。最后惯坏了老百姓，觉得喝点酒开个车很正常，要么就是躲猫猫，趁不注意就跑，在交警不出来的时候做点违法的事，没有转化成一种行动自觉。现在严格执行了，只要查到就关起来，没有别的出路，很多人就在意、当真了，行为方式就相应地改变。所以国民素质是国家制度、法治的产物，如果法治很松，国民素质肯定很差；要是法治很严，国民素质就很高。我们说日本、韩国、新加坡人口素质很高，公共生活里排队、行进中不轻易变道等等，他们认为插队、乱变道都是不良行为，这就是多年法治的结果。而我们插队等现象还很常见，原因就是没人管，那就很容易变成全民普遍行为。
    法治政府不仅要依法治理社会，更主要的是自己守法。要让各级政府做得更加规范和守法，事前、事中、事后几个环节都要有相应的规定和措施。事前有预防、防范机制，表现为决策要有一些程序，有不同的人参与，不同部门来检验，多方论证、反复论证、反复质疑；事中有及时的信息沟通，透明公开，行为都在观察中；事后追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些环节都有相应的机制，就会避免个人拍脑袋决策和违法行为，政府的行为规范就会好得多。由于前些年积累太多，个别政策领域有些特别重大的问题往往没有按照这些机制来实行，才有某些政府官员贼胆大，做出各种各样的事来。
    国家治理的任务之一就是整体上降低或控制国家成本。一般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如果公权力的公信力或者法治水平比较高，政府有效守法护法，百姓自觉遵纪守法，那么，国家的运行成本相对就会低，相反就会高。所以，国家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法治水平。仅通过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来实现这个任务无法收到理想的效果。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全国统一的公民身份信息平台建设和全国统一的金融、工商、税务、交通、质检、环保等信用信息平台建设是至关重要的。以此为参照，中国法治建设基础性工程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