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盐铁论》看汉代对特殊商品管理的争议

    提要
    从现代治国理财的眼光看，国家对特殊商品进行某种形式的垄断，并借此获取财政收入，其做法本身是可行的。但如何监管和限制这一垄断权？在帝国时期，这一问题始终难以解决。事实上，直到现代国家才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该问题，答案就是以民主来制约垄断。
    在生活中有一些商品，要么因为是必需品，要么因为特殊性如有致瘾性，需求的价格弹性比较低，即使价格上升，消费者的消费量也不会减少或者减少不多。在历史上，这种暴利性商品常被国家作为垄断经营的对象。在汉代初期，这样的暴利性商品主要有盐和铁两项。食盐因为消费弹性低（人人都需要大致的定量），管制成本低（控制住盐场即可），被治国理财者列入暴利性商品名单中。铁器因在汉初时正处于大推广时代而显得消费弹性比较低，但因为铁矿石分布分散和冶炼制作相对容易，管制成本又高，所以在后世它并未得到理财者的青睐。列在暴利性商品名单上的，除了盐以外，后来又增添了茶、香料、烟草，以及近代的石油、煤炭等。
    在治国理财过程中，汉代该怎样管理这些特殊商品，或许值得研究。以今天的眼光看，手段无非有三种：要么在生产销售的所有环节，实行直接专卖以获取垄断利润；要么在部分环节实行许可，以获取许可费；要么放开让民间经营，但征收特别税收。
    公元前81年，在首都长安，六十多名知识分子（下文统称文学贤良）与朝廷官员（下文统称公卿大夫），对于这一问题展开了大辩论，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继续执行先帝（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盐铁专卖政策。这场辩论史称“盐铁会议”，会议形成的材料后来成就了《盐铁论》这一杰出的治国理财经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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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卿大夫赞成继续执行武帝时期垄断的盐铁管理政策
    对于盐铁这样的特殊商品，公卿大夫坚决主张继续实行公元前110年开始的全面垄断政策。他们提出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财政收入方面的，另一个则涉及到运用财政手段管理社会。显然，他们更强调的是后一个理由。
    在财政收入方面，公卿大夫继承了管子以来利用盐铁等低弹性商品获取财政收入的观点，认为从这样的商品中获取财政收入，在提高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不会影响百姓的生活。他们认为，“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非鞅》）。
    在运用财政手段管理社会方面，公卿大夫认为盐铁若由国家全面垄断，就可实施统一标准化管理。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就是，可以消除或减少信息不对称状况。这样做，可给社会带来很多好处，如价格稳定、规格一致、杜绝欺诈行为等等。他们说，“故有司请总盐、铁，一其用，平其贾，以便百姓公私。虽虞、夏之为治，不易于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器用便”（《水旱》）。同时，“县官设衡立准，人从所欲，虽使五尺童子适市，莫之能欺”（《禁耕》）。
    当然，在治国理财方面，最能为盐铁垄断提供辩护理由的，是其对于平衡社会势力的作用。就是说，如果这些暴利性商品落入私人手中，会使得部分豪强势力过于庞大，他们可能会压迫百姓、危害国家稳定，“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复古篇》）。因此，盐铁由国家垄断，可以避免社会势力的失衡。应该说防范社会势力的失衡，直到今天都是公共管理的目标。当然，只要政治权力能真正为民所用，法律公平公正，私人经济势力再强，也会受到公共权力的有效约束，而不至于沦为破坏社会平衡的恶势力。这一点身为政治人物的公卿大夫，未能充分认识到，而被文学贤良尖锐地指出来（下文将述及）。就今天的眼光看，权力为民所用、法律公正实施，有赖于整个国家制度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这是汉代时期的帝国政治所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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