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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摘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美国对华遏制力度加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先进制造业竞争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冲击及我国传统比较优势弱化、生态环境约束强化等，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格局。面对新时期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要使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行稳致远，需要在创新驱动引领下，突破一批制约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基础材料、关键成套装备等技术装备“卡脖子”瓶颈，抢抓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先机，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加速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数量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转型；价值链攀升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兴国之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开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时期，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责任更加重大。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形势，及早谋划应对方略，才能抓住机遇，化解挑战，使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行稳致远。
一、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先进制造业竞争日趋激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发展，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快重构，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我国乃至世界制造业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格局。
（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一系列科技前沿创新加快突破和应用，特别是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快速发展，新材料、新能源在制造业领域大规模深度应用，大数据技术、新能源技术、宇宙空间技术、量子技术等诸多领域取得突破进展，由此推动产业组织和制造方式发生重大变革。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3D打印、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生物功能材料、新能源材料、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正在不断改变世界制造业的版图、竞争格局和竞争态势。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背景下，数字资源成为重要的新型生产要素，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成为重要发展趋势。以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化为基础，以工业互联网为主要载体，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为主要工具，包括数字化设计、数字化工艺、数字化加工、数字化装配、数字化管理、数字化检测、数字化试验、数字化营销等在内的全新制造模式——数字化制造，正成为提高制造业设计、制造、营销效率的重要手段。以“大（大数据）智（人工智能）物（物联网）云（云计算）”为技术基础、以海量数据互联和应用为核心的数字化制造浪潮，正在将制造业发展新动能的培育推向一个快速增长的新阶段，网络化协同制造、个性化定制、柔性制造、云制造等制造新模式、新方式层出不穷，极大地推动了制造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背景下，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强，服务型制造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广阔。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广度、深度和维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服务要素和服务基因在制造业投入产出和全产业链环节的分量和比重越来越高，“制造+服务”“产品+服务”“品牌+服务”将成为制造业发展的产业新常态。
（二）逆全球化势头上升，美国对华遏制力度明显加大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国际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势头上升，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趋于严峻。如美国退出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推出对海外跨国公司征税、限制移民、启动对华301条款调查等多项带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举措，欧盟各成员国投票同意对现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规则进行改革，为欧盟单方面实施贸易保护创造条件。在这种背景下，长期以来一直顺风顺水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遭受了严重挫折，全球贸易争端明显增多。据统计，从1998年至2018年，全球反倾销争端由583起增加至1860起，全球反补贴争端由52起增加至178起，动植物检疫和技术贸易壁垒争端则由296起增加至1316起，均呈现出明显增加之势（见图1）。
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打着“美国优先”旗号，对我国经济上发起贸易战，技术上加强遏制，军事上加强挑衅，对华遏制和打压的力度明显加大。一是对华遏制和打压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早期是光伏和钢铁、铝等大宗原材料，后来扩大到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设备、海洋工程装备，近来又扩大到数字产业、人工智能、文化产业等领域。二是对华遏制和打压的手段日益增多。从早期的军用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限制、反补贴反倾销、绿色贸易壁垒等扩大到投资并购限制、高科技中间产品出口限制、市场准入限制、高等教育和科技交流的限制等全方位的遏制。三是对华遏制和打压的借口越来越多。从早期违反WTO等多边规则的倾销和补贴，扩大到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指责，进而又扩大到数据隐私、国家安全等方面。而且，美国还拉拢其盟友特别是“五眼联盟”国家一起对我国从技术、市场等方面进行全方位遏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遏制力度明显加大，对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全球产业治理带来了严重挑战。
（三）先进制造业的全球激烈竞争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争夺世界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抢占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对本国先进制造业发展进行战略部署。美国提出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战略规划》《国防太空战略》《氢能计划发展规划》等，欧盟发布《欧洲新产业战略》和《工业5.0：迈向可持续、以人为本且富有韧性的欧洲工业》，日本颁布《日本再生战略》《综合创新战略》《产业技术愿景2020》《日本半导体和数字产业发展战略》等，英国发布《未来的制造》《国家氢能战略》《国家人工智能战略》，韩国提出《人工智能半导体产业发展战略》《未来汽车推广与抢占市场战略》（见表1），发达国家之间在发展先进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日益加剧。与此同时，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展开，我国也在积极推动产业链由低向高攀升，并由寻求单项突破向整体提升转变，摆脱全球价值链的“高端钳制”和“低端锁定”，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未来以我国为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内部之间在先进制造业发展上将展开十分激烈的竞争，世界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国际格局将出现重大变化与调整。
表1 世界主要国家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出台的主要举措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四）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受到挑战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人口红利逐步丧失，低成本传统优势明显减弱。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2017年我国从业人员平均月收入为847美元，大约相当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坦桑尼亚等发展中国家的4倍以上。即使考虑到在工人素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生产效率方面的优势，我国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综合成本也已经渐失优势，依靠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受到严峻挑战。而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甚至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乘势吸引国际产业转移，进入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环节，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形成挤压态势。未来一段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阶段的提升，我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将会继续弱化，如果“机器换人”的效率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不能显著提高，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劳动密集环节中的优势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补短板、强弱项，推动产业升级，打造并强化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变得越来越迫切。
（五）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产业发生重要调整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至今也未完全被控制。由于病毒指数型传播的特征，造成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速度快、持续时间长、感染人数多，对全球产业和贸易发展带来严重影响。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2.5%，世界商品出口价值下降了8%，服务贸易收缩了21%。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虽然恢复至正增长5.5%，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俄乌冲突的出现及其长期化趋势的挑战和通胀不断增加的压力，全球经济仍面临着较大压力。联合国预测，2022年和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降至4%和3.5%。
更为严重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严重分裂和打破了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和国际分工秩序。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全球产业分工遵循的是效率优先的原则。为了实现最终产品交付成本最小化，产业链每个环节被配置到最具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趋向片段化、局部化。相应地，国际产业分工形成了发达国家从事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发展中国家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的格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性与可靠性受到严重冲击，其脆弱性和不可靠性被充分暴露。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特别是世界主要大国纷纷考虑在关系人民生命安全、产业安全、国家安全的应急物资生产上进行更多的本地化和多元化布局，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的本土化、多元化成为各国产业布局优先选项。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冲击下，世界产业发展的地区格局将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调整与变化。
二、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任务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且不断变化着的国内外新的发展环境，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加快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任重而道远。
（一）打破技术装备“卡脖子”遏制
打破技术装备“卡脖子”遏制，是我国实现产业基础现代化、产业链高级化的关键。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丧失，低成本传统优势明显减弱，依靠劳动力低成本、资源过度开发和牺牲环境赢得竞争优势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技术引进的可行空间也越来越小。产业和经济发展急需在创新驱动引领下，突破一批制约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基础材料、关键成套装备等技术装备“卡脖子”瓶颈，支撑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色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供应链，重塑并加快形成产业与经济发展新优势，壮大发展新动能，加快推动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从发展需要和现实可能的角度看，当前打破技术装备“卡脖子”遏制，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突出重点，紧紧抓住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如纺织业的高性能纤维高品质低成本技术以及生物基原料和纤维绿色加工技术，新型非织造、多种材料多层复合、立体织造技术；建材产业的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复合材料及其制品加工制造关键技术和装备；有色金属产业的难变形合金挤压成型加工技术，有色/稀有金属零件3D打印技术，有色金属大流程生产制造工业大数据与智能控制技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车规级芯片、车用操作系统、新型电子电气架构、高效高密度驱动电机系统等关键技术和产品，等等。方能夯实制造强国的关键基础，突破短板瓶颈制约，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二）抢抓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先机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发展为后发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和赶超跨越提供了“弯道超车”和“换道超车”的历史性机遇。为了抓住这一机遇，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10个领域作为重点发展方向抢先实行战略布局，以此来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较快增长，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不断涌现，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对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越来越大。
为继续抢抓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发展先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还应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一代通信技术、集成电路、超高清显示等技术创新和应用，加快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工程等产业化发展，加大核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技术研发和应用，积极发展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新型功能稀土材料、纳米材料、高端碳纤维材料等前沿材料，加快推进重大装备和系统技术工程化应用和产业化发展，加快推动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进程，加快开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节能和环境治理新技术、新工艺，加快航空发动机及机载设备等航空航天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提升“双高”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研发制造能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集约发展，构建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结构合理、效益良好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培育更多更好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产品和产业支撑。
（三）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
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提高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是实现制造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资源与要素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2年保持世界第一，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的22个制造业大类中，我国有12个行业的增加值位居世界第一，9个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从产业链和价值链角度看，我国仍处于全球分工体系的中低端，一方面，标准、品牌、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等长期受制于人；另一方面，我国参与全球分工的附加值水平低，导致我国制造业的盈利能力和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十分薄弱。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发挥我国产业配套能力强、熟练产业工人多、科技研发设计能力逐渐增强和国内市场容量大的新优势，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提高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加速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数量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提高我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水平。
推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需要在创新驱动战略引导下，顺应世界制造业发展趋势，根据不同制造业的行业特点，采取“一业一策”。具体来说，对于服装等品牌主导型产业，一方面要向上和向下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服务型生产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着重加强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环节，推动价值增殖向高端延伸；另一方面，要利用大数据、智能制造、协同制造等新的手段和生产组织方式对传统的生产加工网络进行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提高制造效率。
对于高速铁路、大飞机、高端机床等复杂产品系统型产业，要提升自主技术研发能力，推动引进模仿创新向正向设计能力转变，拓展产品系列，提高要素和资源整合能力，加强技术标准和平台建设，实现由细分单一市场向多型号系列产品、由全球中低端供应商向高端系统集成商、由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循者向关键参与者乃至主导者的转变。对于钢铁、有色、化工等连续流程型产业，要尽快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短板、资源短板、环境短板和国际化能力短板，加快实施技术创新战略、资源控制战略、绿色低碳战略和“走出去”战略，提高产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资源控制能力、绿色低碳发展能力，促成己有优势的动态演进和新兴优势的加速生成，推动其在全球价值链上整体动态攀升。对于汽车、家电、电子信息等高度模块化产业，一是要通过加强本地配套能力逐步进入核心供应链体系，打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固有的供应链体系；二是要以通过自主品牌整合全球供应链，逐渐减少已经失去成本优势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EM）代工厂；三是以对接技术和市场的跨国收购促进新模块的研发和制造，参与全球高度模块化产品框架平台、技术标准的研发和制定。对于生物医药等技术研发推动型产业，要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技术溢出形成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同时加强国内产业对技术、工艺的主动积累的载体功能，努力接近技术前沿，与发达国家的技术研发保持同步，并且注重未来技术的储备。
（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绿色低碳发展是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根本保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面临较大压力，局部性、结构性环境风险还比较突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兼容性还比较差。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和“双碳”目标的提出，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加强，制造业面临的能源、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大，“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亟需开辟一条行业低碳化、过程清洁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的绿色转型升级新路径。为此，我国制造业亟需树立生态文明的新发展理念，加快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应用，重点研发与推广应用节省材料的增材制造技术、节能降耗的能源利用技术、可再生能源相关技术等；加快推进清洁生产技术改造，重点加快建材、钢铁、有色、石化等传统制造业的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加快推广绿色基础制造工艺，重点加快推广高效节能热处理工艺、高效焊接工艺、清洁涂镀技术近净成形技术、数字化无模锻造技术；积极发展再制造，重点围绕传统机电产品、高端装备、在役装备等领域，推进实施高端、智能和在役再制造。通过上述措施，全面提高我国制造业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和低碳发展的水平，降低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碳排放强度，全面提升我国制造业发展质量、效益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使我国制造业成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进而带动我国经济社会的低碳经济、低碳社会建设，为我国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五）提高国家产业安全保障能力
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基石。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破坏了世界既有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全球供应链加速向多元化、区域化、本地化方向发展，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造成巨大冲击，使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面临加速转移、供给中断、环节割裂、链路失控等多重安全风险。因此，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提高我国产业安全保障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提高我国产业安全保障能力，一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我国重点产业领域的薄弱环节，补短板、强弱项，加强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提高制造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产业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条件下世界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新趋势、新特点，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有效利用市场化手段，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强化产学研用联合攻关，加快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提高原创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研发创新和产业化能力，提高我国在世界先进制造和高技术产业领域的竞争力与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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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