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跨代资源整合与家族企业组合创业
资源整合过程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看,家族企业是一个资源和能力的集合体,各种资源和能力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相互作用,使得企业得以运营发展下去。而有效的资源整合过程则使得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不断增强,与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形成协同作用,促使企业持续创新成长[26]。由此可见,成功的跨代创业不仅依赖于继承人的资源和能力,还取决于两代企业家的资源能力能否进行有效的整合,进而形成竞争优势[27]。
家族成员的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家族企业传承和发展最重要的资源[28]。一代创业者的社会网络主要包括商业网络和政治网络[29],在市场制度并不完善的中国,政治网络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可以帮助企业获取稀有资源,获取有关政策的信息以及加强自身合法性[30]。地方政府官员出于对家族一代的信任,愿意为其所在的家族企业的商业行为提供便利,为企业带来银行贷款、土地、优惠政策等诸多利益。当家族一代的政治关联能为企业所用时,政治关联也就成为了企业的重要资源。已有研究表明,在制度不确定性较高的转型经济体中,企业更倾向通过关系网络降低自身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依赖,从而正向影响企业绩效[29]或创业活动[11]。
除了以上提到的社会资本对创业的直接作用,本文认为家族一代的社会资本也会对二代的异质性人力资本与创业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社会网络具有可传递性[31]。家族二代可以通过与一代的亲情纽带而结识家族一代的政治网络,这为家族二代整合自身异质资源和一代的社会资本提供了可能。新创企业由于与外部活动者还未建立联系且缺乏资源,可能会表现出严重的新创弱性[32]。而家族二代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也十分有限,他们大多刚从学校毕业,或者只拥有较少的工作经验,缺少足够的创业资源和人脉,即使他们拥有开发创业机会的异质资源,要想仅仅依靠自身资源白手起家,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是相当困难的。对于想要进行组合创业的家族二代而言,整合自身的异质资源和一代的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他们克服进入新行业时的资源困境[33],提高初创企业的合法性。一代社会资本除了带来土地、资金、设备等实物资源,也能帮助其家族成员获得丰富的异质性的外部信息[34],从而弥补二代较为单一的知识结构,使二代人力资本发挥出更大的创业价值[35]。由此可见,当一代拥有较高社会资本时,二代可以拥有更多的资源获取路径,克服创业初期的资源困境,并结合自身异质资源,极大提升其组合创业的机会识别和开发能力,进而促使二代倾向选择组合创业。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 家族一代社会资本在跨代知识资源差异与家族企业组合创业的关系中有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4 家族一代社会资本在跨代价值观差异与家族企业组合创业的关系中有正向调节作用。
1.4 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自我经营、独立决策的经济主体,其企业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因素,即企业动力、目标等;二是企业外部因素,即制度环境,主要是经营环境、市场条件、供求状况、政策法令以及法律制度等[36]。制度因素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在转型经济体中尤其明显。由于企业所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更高,企业必须时刻关注制度环境对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决策的影响。
在转型经济体中,不完善的制度框架成为创业的关键阻碍。政府在市场领域的诸多干预,国有企业在一些行业的垄断,歧视性的、不成熟的资本市场,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均大大提高了白手起家的创业成本,这也促使转型经济国家的新创企业大多依赖网络关系获取资源[37,38]。Manolova等[39]也提出,转型经济中的新创企业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制度框架不完善所导致的成本。而地区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改革降低了创业的门槛,竞争环境趋于均等化。在这一制度变革过程中,随着政府办事效率的提高、市场或行业准入的放开、企业借贷融资的市场化,政治关联等关系战略的意义会逐渐减弱,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40]。这时,提升企业能力的市场化竞争战略就将成为企业发展和制胜的关键[41]。
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政府行政干预较多,企业的发展更多依赖于以关系为基础的网络化策略(network-centered strategy)[42]。拥有较多政治关联和社会关系的家族企业在市场进入、获取产业政策支持、重要资源获取(如融资、土地等)方面都可能获得来自政府及有关机构的较大支持[30],从而促使拥有异质性资源的家族企业为了获取政治关联等租金,而更倾向于选择组合创业。而在制度环境较为完善的地区,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更多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这促使其逐渐放弃以关系为基础的网络化策略,转而采用以规则为基础的市场化策略(market-centered strategy)[42]。这时,一代所积累的社会资本给予二代组合创业的支持受到削弱,而且在政府干预较少的行业环境中,企业的竞争能力较为稳固,家族企业进入新行业时会面临较为激烈的竞争,市场风险较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会约束家族二代进行组合创业的冲动。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5 市场化水平在跨代知识资源差异与家族企业组合创业的关系中有负向调节作用。
假设6 市场化水平在跨代价值观差异与家族企业组合创业的关系中有负向调节作用。
在以上理论假设基础之上,本文给出一个家族企业资源整合与组合创业的分析模型(见图1),其中,将跨代知识资源和价值观差异作为家族组合创业的资源基础和动力来源,由此,影响家族企业组合创业的倾向。同时,将家族一代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中的市场化指数作为调节变量。这一分析模型将家族内部的资源结构及其变迁与制度环境结合起来,试图对我国的家族企业二代涉入与组合创业问题给出实证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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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家族企业资源整合与组合创业研究模型
Fig.1 Research model of family business resource orchestration and portfolio entrepreneurship
2 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2.1 数据来源
以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样本初选来源于CAMAR数据库的“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通过以下步骤确定样本:首先,从CSMAR的“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下载从1998年至2013年12月31日的全部上市公司样本,选择“实际控制人类型”为“自然人或家族”的企业。其次,对照企业历年“高管个人资料”筛选出同时有两名或两名以上家族成员加入董事会、高管团队或监事会的企业,并进一步确认家族成员的关系②,筛选出家族一代和二代同时在高管团队的企业。第三,通过历年的高管名单变化和年报中高管简历,确认二代进入企业管理层的时间,选择二代在2011年之前进入的企业。最后,删除数据缺失以及处于资产重组阶段的样本,得到169个样本。全部高管的职位情况、任期和简历等背景资料均来自年报和招股说明书,企业收入分布和所处行业等信息均来自Wind,CSMAR等专业数据网站和《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部分缺失信息,采用几个数据库相互补充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