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2.2 变量定义
因变量：家族企业组合创业。以二代进入企业高层后的一年中，家族企业进入新行业的数量，作为家族企业组合创业的度量。而未进入新行业的样本则认为不存在组合创业。具体测度方式为：通过测量家族企业在二代进入企业高层后一年内主营业务涉足的新行业数来衡量其组合创业的程度。新行业的增加数量来自于企业年报。企业年报在主营业务/营收构成部分会披露企业当年各行业的营收情况。通过对比二代进入当年及一年后的企业年报，测量两年间该企业主营行业类别的增加数，如果样本企业未进入新行业，则记组合创业水平为0。
这一测量组合创业的方式是参考Wiklund和Shepherd[43]的研究，他们将组合创业定义为发现并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商业机会。基于该定义，组合创业作为一个复合问题设计问卷题项(“您是否建立过企业？”“在建立该企业后，是否在企业内开展了新的企业活动？”)。只有在对两个问题的回答均为是的情况下，才将该企业主记为组合创业者。组合创业未必转换产业，但转换产业是组合创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本文基本上参照了这一复合题项测量，将是否进入新行业的行为作为组合创业的测量。
在多元化扩张的文献中，产业组织学者经常使用HHI(赫芬达尔指数)来测量企业的行业多元化程度，以及某一时间段内，行业多元化程度的变化情况。虽然HHI能精确地反映出企业在所涉行业的销售业务的相对情况(熵)，但是这种测量方法却很难区分企业的探索与开发型活动。对于企业在原有业务上的巩固和扩张行为，HHI仍可能表现出数值的相应增加。这种“量变”的开发型活动并不是本文希望测量的企业行为。与HHI相比，本文的测量方法更注重观察企业的“质变”行为，即探索型活动。对行业改变数的测量虽然不能体现出企业在新涉入行业中的销售份额，却可以测量到企业是否有进行包含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或者进入新市场的企业行为。
自变量：跨代知识差异。由于家族二代大多刚从学校毕业，工作经验较为缺乏，所以在此只考虑其受教育背景带来的知识差异。本文参照Jiatao和Hambrick[44]的研究，把家族两代人间的受教育专业差异和受教育水平差异分别标准化后加总③，以此测量家族两代人的知识差异。其中，各个指标的测量方法如下：受教育专业差异：二代受教育专业与一代受教育专业④是否无关，1为无关，0为有关。受教育水平差异：家族一代与二代受教育水平差值的绝对值。家族一代/二代的受教育水平：按照学历水平分为5个等级，即博士、硕士、本科、大专、高中/中专及以下，并分别赋值为5至1。
自变量：跨代价值观差异。本文研究的价值观差异主要考虑两代人的性别，年龄和海外背景的差异。由于同一家族内的两代人基本都是同一民族，且大多数样本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未考虑民族以及宗教信仰的差异。参照Jiatao和Hambrick[44]的研究，将两代人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以及海外留学差异分别标准化后加总，得到两代人价值观的异质程度。其中，各个指标的测量方法如下：性别差异：记男性为1，女性为0，差值为家族一代与二代性别之差的绝对值。年龄差异：家族一代与二代年龄之差。海外留学差异：记有海外学位证书，并且在完成海外学业的三年内进入企业高层的为1，其余为0，差值为等于家族一代与二代海外留学之差的绝对值。
调节变量：一代社会资本。这里主要测量的是一代的政治网络。因为中国的市场制度并不完善，政府干预市场的情况较多，家族一代与当地政府官员的良好关系可以为家族企业带来丰富的资源，包括土地、税收减免以及跨行业的信息等。而家族一代的商业网络如行业协会和商会，主要侧重于行业内的社会网络，在此并不考虑。一代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家族一代没有省级及省级以上人大政协任职经历的记为0，有省级或国家级人大、政协委员经历的记为1。
调节变量：市场化水平。以家族二代进入企业高层前一年企业所在省份的地区市场化指数来测量组合创业的外部制度环境。截至目前，较普遍使用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樊纲等[45])只包含1998年-2009年的数据，2010年及其后的指数尚未公布，但是本文涉及的企业样本中二代进入年份跨度为1999年-2012年，即所需的2010年和2011年的各地市场化指数空缺。由于需要这两年指数的样本占总样本量的比重较小(9.5%)，并且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地区制度环境在短期(三年)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从之前(1999年-2009年)的市场化指数变化情况看，短期内各省区市场化评分并无较大变化。基于这一考虑，以2009年的市场化指数替代尚未公布的2010年及2011年的指数。该市场化指数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以及“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基本上涵盖了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中的最重要的因素。该指数在以上几个方面，给出了中国内地每个省份的得分以及综合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该省份市场化程度越高以及制度环境越好。
控制变量：鉴于企业往年的利润水平、绩效期望和企业盈余都可能影响企业的创业倾向，本文控制了企业绩效、企业在行业中的盈利水平、负债资产比以及冗余资源。企业绩效以二代进入前一年的企业资产回报率来衡量。企业在行业中的盈利水平以二代进入前一年企业资产回报率与行业当年ROA平均值的比值来衡量。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为了排除高管团队中非家族成员的异质性人力资本对研究的影响，分别控制了高管团队人数和高管团队中家族成员数。考虑到家族企业的特殊性，也控制了一代两权合一的情况、家族二代数量和家族持股比例。最后，控制了一些基本的组织特征，包括企业规模(家族二代进入当年企业员工数的对数)、企业年龄(自企业成立至二代进入高层的时间)和企业所处行业(根据行业一级代码分为九个行业)。
表1 变量测量表
Table 1 Measurement of variables
3 数据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样本的基本特征与分布。家族二代以男性为主，比例达到75%。二代的学历普遍较高，80%以上接受过本科教育，有42.1%是研究生学历(包括MBA，EMBA)。并且很多二代在毕业后就进入企业高层，43%都在30岁以下，其中最小甚至只有19岁。从企业特征来看，由于样本企业都是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规模，一半以上的企业员工人数达到了1000人，而且多为成熟企业，有57%的企业成立了十年以上。从企业所在行业看，样本中的家族企业主要集中在材料、工业和消费等制造行业，占总数的73.8%。
从表3可以发现一些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跨代知识差异和跨代价值观差异与组合创业存在显著正相关，说明两者存在一定联系。并且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都不超过0.3。
表2 样本特征
Table 2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sample
注：样本量=169
表3 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matrix of the key variables
注：样本量=169，*p＜0.1，**p＜0.05(双尾检验)。
3.2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本文用软件STATA12.0进行数据处理。因变量(家族企业组合创业)是根据企业新进入的行业数，在样本中的取值范围是0到4的离散值，因变量数值不连续且数值大小体现了组合创业的强度，具有一定次序，因此，使用有序Logistic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对所有回归方程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VIF的最大值均在3以下，说明回归中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