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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在此环境下，以生产要素大量投入、出口导向为标志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支撑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必然要求。文章认为，以市场化和全球化为方向，转变政府角色错位、破解资源约束瓶颈、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兼顾转型和就业关系是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政策重点。
【关 键 词】经济增长/宏观政策/创新
引言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早在1991年国家发布的“八五”规划中就提出了沿海地区率先转变粗放型增长模式的目标。“九五”规划正式提出，将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沿海地区应增大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2006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进一步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明确要求“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科学发展观理念，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服务业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摆在突出的位置。政府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日益重视说明：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的；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三，围绕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作出进一步的调整。
经济增长模式是政府制度约束和市场环境下微观主体行为选择的综合结果。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都会伴随制度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样经历了动态演变的过程。经济增长模式的动态演变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刻画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而后者则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原有轨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全球化视角明确转型方向、把握转型时机、制定有效政策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里，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高速经济增长带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强调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背景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太慢，而是因为原有经济增长模式难以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较多文献用“粗放、低效”等词语去进行概括，也有大量文献根据中国贸易规模和贸易顺差迅速扩大这一事实，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归类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遭遇全球经济衰退和资源环境约束硬化的瓶颈，旧有增长方式累积的种种问题已经逐步显现。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骄人业绩主要归功于外向型的发展模式，中国可能是当今时代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中国在享受全球化利益的同时，危机和责任也会随之而来，作为当代历史上最为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正面临巨大的挑战。①
为什么要对一个看似成功的经济增长模式实施转型？怎样把握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时机和要点？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政府和微观主体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对于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回答，仍需开展深入研究。
一、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模式演变规律
经济增长模式是指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动力机制的差异性是衡量经济增长模式特征的重要指标。国内外文献围绕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展开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揭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和探索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经济增长可以指一定时期人均产出的增加，也可以指一定时期生产总量的增加。各国经济增长率较多以经济总量的增加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状况。1950年代阿波罗默维茨(Abramovitz)和索罗(Solow)等从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出发，将经济增长的动因分为三个部分，即技术进步、资本增长和劳动力增长。该理论将技术进步看成外生参量，但给出了用索罗残差衡量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思想。利用这一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方法，人们对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例如，麦迪孙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可观，1950-1973年间，日本的TFP年均增长率高达5.79％。②一些实证研究也发现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中TFP的增长很慢，其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大量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也就是常说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例如，阿文扬认为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以及要素配置的改善，而技术进步的贡献很小，因此其经济增长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③
也有大量研究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金融深化、研发、产业结构、规模经济和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熊彼特指出，经济发展过程是企业家不断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的生产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以罗默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首先抛弃了技术外生性的假定，将技术进步看成是竞争性企业投资知识生产的结构，将发明和创新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使得从制度上探讨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成为可能。④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而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包含教育、研究开发、开放等一系列内容。一些实证研究对各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证：识字率、入学率、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⑤出口占国内生产份额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制造业占GDP份额越高，经济增长越快；⑥政府消费在GDP中的份额越大，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越慢；⑦实行外向型经济政策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⑧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变化离不开经济社会环境，对美国经济增长历史的研究将减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和创新被看成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⑨
2.经济增长模式演变规律
许多研究成果归纳总结了各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模式特点。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增长可以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技术成熟过渡阶段、高额大众消费阶段和后工业社会阶段。按照罗斯托的定义，在向技术成熟过渡阶段的主要表现就是制造业发展多样化、新的主导部门逐步发展壮大并代替“起飞”阶段的老部门；对于大众消费阶段，其前兆是社会关注力与资源配置会由偏重生产向偏重消费转折，社会关注最广义的福利问题，同时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服务的普及。⑩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性比较显著，从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阶段看，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罗斯托的第四、第五阶段密切相关。因此，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也是这一地区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波特根据经济增长不同阶段要素投入的贡献，将一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以及财富驱动四个阶段。(11)钱纳里认为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模式不同。在工业化的初级、中级阶段，要素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当经济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技术要素的投入和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主导因素。以上研究给出的结论就是，经济增长模式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伴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会由依靠要素大规模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演变为依靠技术进步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经历了由粗放型经济增长至集约型经济增长的演变。18世纪中期之前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以自然投入为主，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的一个世纪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特有的作用，而在19世纪后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大量实证分析表明，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的贡献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贡献归因于生产率的提高。(12)
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和克拉克通过对各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归纳，得出了著名的克拉克一配第定理，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流动；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由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在此基础上，库兹涅茨进一步提出了产业的发展规律，即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过程中，三次产业的作用不同，产业结构经历了农业向工业以及工业向服务业部门演变的轨迹。
关于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开放模式选择一直是国际经济学领域富有争论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战略不存在统一的模式，有些国家采用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而另一些国家则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近20年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施了开放战略的调整，出口导向型战略逐步成为主流。从实践上看，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业绩也优于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出口导向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必由之路。出口导向战略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对比较优势的利益进行了论证，认为立足于比较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力之源，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可以取得“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利益。(13)伴随资本的积累和资源禀赋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会由劳动密集产业向资本密集产业演变。不少研究从知识的外溢性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论证了参与全球分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实际上无论是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还是中国的发展经验也佐证了出口导向型模式在一段时期内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但基于国际分工利益和这一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也存在着大量的反对观点。
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相比，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共同点在于：第一，出口和投资增长强劲；第二，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地位突出；第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较强；第四，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但作为一个经济转轨大国，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自身的特色。首先，在经济体制上，中国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国有经济在经济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次，在开放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开放路线，资本市场和服务业的开放滞后于制造业；(14)再次，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国内区域和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中扩大，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率小于国内生产增长率；最后，中国政府部门在经历多年改革开放后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资源控制和干预经济的激励，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的占比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东亚国家。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诠释存在大量的研究。制度改革、开放、人力资本和金融深化都被一些研究验证为经济增长的原因。(15)尽管在此方面的实证分析依然需要深入探讨，学者一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粗放型。经济增长依靠大规模的要素投入，高污染、高能耗、高投入、低效率特征显著。(2)出口导向。依托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成本，形成出口的比较优势和外资利用的区位优势，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发展的机遇，借助国际市场需求和国际制造业生产基地转移，造就了全球制造品的重要生产基地。(3)非均衡发展。在渐进式改革中，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此外，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4)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十分突出，制造业是改革开放30年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在经历30年高速发展后的今天，中国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在此环境下，原有增长模式的局限日益突显，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条件也逐步成熟。
中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经济全球化形势变化和国内资源制约的双重约束。
1.经济全球化形势变化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外在动力
多年来，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利用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最为主要的方式。1990年代初，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国内制度的演变恰逢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和世界经济良好运行的机遇。中国在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和国际贸易发展上因此取得了辉煌的业绩。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形势变化中，依靠贸易和外资利用推动经济发展已经难以持续。
首先，贸易壁垒增多。经过多年的贸易发展，中国成为世界上贸易规模名列第三、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在巨额的出口规模和贸易顺差的背景下，中国的出口遭遇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近16年来，无论是投诉中国的案件还是针对中国采取实际保护措施的案件数均位居世界第一，而且具有明显的增加趋势。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国家既包括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也包括并不重要的伙伴；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尤其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在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进口需求下降的同时，贸易保护现象加剧。尽管从长期而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但客观现实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经进入停滞甚至倒退的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利益，经济全球化的倒退也同样会给中国业已形成的出口偏向型的产业结构带来麻烦。日益增多的贸易壁垒已经对中国部分企业和行业造成严重伤害，未来贸易壁垒的出现也将增加中国出口的不确定性。
其次，主要贸易伙伴的产业政策调整。金融危机发生后，原先依托创新和服务业发展的发达国家开始审视其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一段时期内被轻视的制造业被看成是解决就业、支持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发达国家的政策调整必然会对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以FDI利用嵌入全球制造品生产链条的中国模式必须面对新的挑战。
最后，发展中国家之间同质竞争现象的加剧。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示范，近20年来，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中国，借助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成本优势推动出口增长和FDI利用来发展经济。劳动力成本更低、FDI引致政策更加优惠的竞争对手加入全球化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中国FDI利用的成本优势，而且会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出口产品生产和商贸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而削弱。
2.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内在动力
首先，资源和环境约束的硬化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在旧有经济增长模式下获得的利益无可争议，但为此支付的资源和环境成本也有目共睹。多年来，廉价的自然资源价格和执行不力的环境政策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条件，但也由此造就了经济增长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现象。由于资源本身具有难以再生的特性，因此以不断耗竭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将不可持续。许多资源具有生产的投入要素和消费品的双重属性，环境质量的下降、能源供给和水资源供给的不稳定性、生态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现象的发生已经给人们的生活质量造成一定的损害。要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不断提升国民福利，必须推动经济增长，破解经济发展中的自然资源约束瓶颈。
其次，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变化。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依托于廉价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甚至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劳动力曾被形容为“无限供给”。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沿海区域企业已经感受到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蔡昉和都阳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达刘易斯的转折点，依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转变的必然性。(16)
最后，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需要。缺乏自主创新、自主品牌和自主营销能力是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长期处于低附加价值生产阶段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大国，粗放型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将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要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一方面需要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规律，积极融入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制度上的设计着力构建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体系。
三、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路径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
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升经济增长的国民福利效应。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着眼于破解自然资源的瓶颈、规避国际收支失衡的进一步扩大、解决危及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收入差异，通过制度和政策制定，使技术进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真正实现经济增长内涵的转变。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条件。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看，中国在劳动力禀赋上的优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无论从现有技术水平还是从创新能力上看，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无视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经济的规律，过多采用政府干预的手段推进尚无市场竞争力的新兴产业过早地走向市场，不仅可能无效，而且有可能导致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造成新兴产业亏本运行，使得原本有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因政府的“拔苗助长”而未老先衰。要处理好模式转型和经济发展、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的关系，必须立足于发挥市场经济的效率性。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路径选择应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解决各级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错位现象。中国依然处于经济转轨阶段，不少政府部门拥有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利。(17)在现有的税制、政绩考核指标和官员升迁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存在强烈的干预经济愿望，由此催生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业绩轻视长期发展潜能、追求地方利益忽视整体利益、追求GDP增长轻视环境质量等社会发展指标、追求样板工程而轻视民生的现象。因此，从税制和官员业绩考核制度上进行体制改革，克服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现象，使地方政府成为克服市场不完全性的制度和法规的制定者，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服务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教育、创新和环境保护的推动者，社会分配的调节者。政府应在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解决经济的外部性上发挥作用。(18)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将服务业或高新技术在产值中的比例作为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方法也会形成诸多扭曲的现象，防止地方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同样是经济增长转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第二，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的同时，避免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利用。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也早已明确，国有经济在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有了显著下降。然而，在生产要素市场上，政府的价格干预仍然太多，在资源价格上存在严重扭曲，资源性产品供给部门的垄断和压低资源性产品价格的行政管制并存。土地资源的供给被集体部门所控制，由于缺乏流转性，土地的利用效率受到较大制约。在资本市场上，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政府都具有很强的干预动机和干预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的区域差异性制约着劳动力的流动。土地、资本、能源、水等要素价格的人为压低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扭转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局面，增长模式转型、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不可能得到实质性推进。(19)为了避免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采，政府一方面要通过政策大力扶持不可再生资源的节约和替代品的生产技术开发，并根据市场环境，适时推广其技术的应用；另一方面，要加强资源开发的宏观管理，为未来经济发展留下必要的资源储备。
第三，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进教育科研部门的改革。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由于科技具有长期性、高风险和较强的外部经济效应，政府的制度设计既要考虑外部经济效应的有效发挥，又要保护创新者的利益，构建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通过制度完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大力推广创新性成果的应用有利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我国在此方面的投入有所增长，但在政府总投入中的比重依然较小，为此，进一步增加科技创新的投入，并从制度上保证创新扶持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尤为重要。通过金融市场的创新解决企业创新资金不足的困难，从教育体制上寻找创新人才不足问题解决的突破口。科技创新需要创新型人才，教育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创新成果的关键部门。应试教育模式和教育科研部门的扭曲行为需从制度变革上加以扭转。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教育改革不可或缺。进一步提升教育科研部门的管理水平对于创新成果的形成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注重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极度贫穷且环境污染较少的时期，通过付出一定的环境代价获取财富的手段可以提高短期的居民福利。但在物质趋于丰富、环境质量趋于恶化的情况下，必须及时扭转旧有的模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不利于短期内人类幸福指数的增加，而且会构成未来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威胁。因此，制定和严格执行环境标准十分必要。作为人均能源、水和土地并不充裕的人口大国，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却具有资源消耗型的特点，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制约问题已经显现。要破解自然资源约束瓶颈，一方面需要优化产业结构，另一方面需要在新能源开发、环境友好型和能源节约型生产技术上取得突破。对于新能源产业和节约型生产技术的推广时机应考虑技术成熟性和市场的竞争力，尤其要避免缺乏市场竞争条件下的重复建设和集中上马，唯有如此，才能提高投资的效率性和维持企业的健康发展。
第五，兼顾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稳定就业的关系。资源禀赋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因素，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必须结合资源禀赋的现状进行时机和政策的选择。经济结构的转变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但实现这一转变也存在诸多难题，其中最困难的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如何保证就业的稳定。从兼顾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稳定就业两方面考虑，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十分重要。与此同时，应特别重视劳动雇佣多、资源集约型产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可以起到推动增长模式转型、促进就业的效果。
第六，坚持开放路线不动摇。尽管开放不意味着经济一定会增长，但开放确实提供了增加获得国外先进技术、重要的中间产品和消费品的机会。诚然，在参与国际经济关系上，我国处于低附加价值的分工地位并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纠纷，但不能在面对这些困难时采取封闭的政策。以互利共赢的准则妥善处理国际经济纠纷，从完善自主创新体系着手提升生产的附加价值应是我国正确处理增长模式转型与开放关系的基本点。
注释：
①史蒂芬·罗奇：《中国面临的全球挑战》，《国际金融研究》2008年第1期。
②Maddison, Angus, "Growth and Slowdown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25, June 1987, pp. 649-698.
③Alwyn Young, "Lessons from the East-Asian NICs: A Contrarian View,"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3-4, April 1994, pp. 964-973.
④Romer, Paul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Oct. 1986, pp. 1002-1037.
⑤Azariades, Costas and Drazen, Allan, "Threshold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5, 1990, pp. 501-526.
⑥Syrquin, Moshe and Chenery, Hollis, "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No. 3, 1989, Vol. 3, pp. 145-181.
⑦Barro, Robert J.,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6, No. 2, 1991, pp. 407-443.
⑧Krueger, Anne O. "Why Trade Liberalisation is Good for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al, Vol. 108, No. 450, 1998, pp. 1513-1522.
⑨Davis, L., North D.C.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 First Step toward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0, No. 1, 1970, pp. 131-149.
⑩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郭熙保、王松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60页。
(11)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王松茂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31-553页。
(12)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50-160页。
(13)林毅夫、李永军：《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管理世界》2003年第7期。
(14)日本和韩国的服务业开放也比较谨慎，但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在经济发展中较早地开放了资本市场和服务业。
(15)徐瑛、陈秀山和刘凤良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大都来自投入的增加，但2001年以后技术进步开始出现稳定而鲜明的上升趋势，人力资本和资本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持续的正面推动效应。见徐瑛、陈秀山、刘凤良《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度量与分解》，《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
(16)蔡昉、都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10期。
(17)吴敬琏：《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金融经济》2005年第4期。
(18)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19)刘世锦：《解读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面临的真问题》，《中国税务杂志》2006年第4期。
转自《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0年7期第35～41页
【作者简介】于津平，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江苏南京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