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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要素市场扭曲与经济失衡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下)

http://www.newdu.com 2018/3/7 《华东经济管理》2012年第10期 王希 参加讨论

根据计算出的各要素各年度的边际产出值,可以计算出各种要素在每个年度的价格绝对扭曲程度。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1978—2010年我国劳动力、资本、能源价格扭曲度

从图2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劳动力、资本、能源价格绝对扭曲度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我国30余年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第一,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的边际产出不断上升,但是职工工资也快速增长,在大部分年份,工资增速都明显快于劳动力边际产出的增速;第二,资本价格扭曲度的下降主要源于资本边际产出的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的拉动,过度投资使得资本的边际产出不断下降,资本的边际产出与其实际价格之间的差距也逐渐缩小;第三,1994年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基本取消以来,煤炭、石油、电力等重要生产资料价格开始进行结构性调整,能源价格偏低的状况有所改善。进入新世纪以后,国际能源价格上涨速度加快,我国煤炭、石油等重要能源的价格呈现出与国际能源价格变化趋同的走势,能源价格扭曲度下降。
    从三种要素价格扭曲度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资本和能源价格扭曲度相对较高,劳动力价格扭曲度最低。第一,从1978年到1985年,资本扭曲度最高,劳动力扭曲度最低,但资本扭曲度下降速度较快;第二,从1986年到1998年,资本价格扭曲度继续下降,并低于能源价格扭曲度;第三从1999年至今,能源价格扭曲度下降速度加快,资本再一次成为价格扭曲程度最高的一种生产要素。
    图3显示了要素相对价格扭曲度的变化趋势。从图3可以看出,资本相对劳动和能源的价格扭曲程度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形态。1978年以来,资本相对劳动力价格的扭曲度(DKL)均大于1,1996年的DKL值最小,为1.63;资本相对能源价格的扭曲度(DKE)在1986年到1998年小于1,其他年份均大于1,1988年的DKE值最小,为0.58。


    图3 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度变动趋势

(二)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分析
    

    设定VAR模型为:
    yt=m+a1yt-1+a2yt-2+…+ajyt-j+et (5)
    (5)式中,yt是由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构成的列向量,即yt=[yit,y2t,…,ykt]’,j是滞后阶数。
    1.单位根检验
    ADF检验发现,表1中各变量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均符合1阶单位根过程(如表3所示),因此能够建立VAR模型,并对变量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进行检验。
    

表3 各变量的ADF检验结果

2.脉冲响应分析
    以下分别建立三个VAR模型来考察要素价格扭曲与宏观经济失衡之间的动态影响。
    (1)要素价格扭曲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假设1说明,如果资本价格扭曲度高于劳动力和能源价格扭曲度,企业就会倾向于过度投资。因此,在考察要素价格扭曲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时,(5)式VAR模型中,内生变量应包括资本价格扭曲度(DK),资本对劳动力和能源价格的相对扭曲度(DKL、DKE),以及衡量过度投资的指标Investment。ADF检验证明这些时间序列变量均服从1阶单位根过程,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该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运用GIFR方法考察这几个变量之间的冲击响应,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模型1的脉冲响应结果

从表4可以看出变量Investment对DKL、DKE的一个脉冲响应均为正,这一影响在第五期后逐渐减弱;Investment对DK的脉冲响应为负,这一响应在第五期后转为正。这说明资本相对劳动和能源的价格扭曲度上升一个单位,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正向冲击,而且这种正向冲击的持续时间较长,从而导致宏观经济中过度投资的程度上升。此外,DK、DKL对Investment的一个脉冲响应为负,这一效应在第五期后转为正,但累计响应仍为负;DKE对Investment的一个脉冲响应为正,但是持续时间较短,第三期后正、负响应交替出现。这说明企业过度投资程度(Investment)上升一个单位,会对资本价格绝对扭曲度和相对劳动力价格的扭曲程度产生负向冲击。这主要是由央行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一般而言,当宏观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过于旺盛,并产生了通货膨胀压力时,央行倾向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从而导致资本价格的绝对和相对价格扭曲度缩小。假设1得到了证明。
    (2)要素价格扭曲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假设2和假设3说明,如果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实际价格低于其边际产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趋于下降,出现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现象。而且消费需求的不足将导致要素价格的进一步扭曲。因此,在考察要素价格扭曲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时,(5)式VAR模型中,内生变量应包括资本价格扭曲度(DK),劳动价格扭曲度(DL),以及衡量消费需求不足的指标Consume。ADF检验证明这些时间序列变量均服从1阶单位根过程,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该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运用GIFR方法考察这几个变量之间的冲击响应,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Consume对DL的一个脉冲响应为正,这一响应在第五期后逐渐减弱,Consume对DK的一个脉冲响应为负,这一响应在第四期后逐渐减弱。这说明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上升一个单位,会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负向冲击,从而导致宏观经济中消费需求不足的程度上升。但是资本价格扭曲程度上升并未对居民的消费需求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居民收入中来源于资本要素的收入所占比例较小,资本要素收入下降,不会明显地降低居民的消费需求。此外,Consume对DL、DK的冲击均为正,而且这一冲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强化,这表明宏观经济中消费需求不足程度(Consume)上升一个单位,会对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扭曲度产生持续时间较长、程度不断增强的正向冲击。假设2和假设3得到了证明。

表5 模型2的脉冲响应结果

(3)要素价格扭曲与总供给过剩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假设4说明,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和相对扭曲并存,导致国内供给过剩。因此,在考察要素价格扭曲与总产出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时,(5)式VAR模型中的内生变量应包括各类要素价格绝对扭曲度和相对扭曲度(DL、DK、DE、DKL、DKE)以及反映宏观经济总供给过剩的指标sigap。ADF检验证明这些时间序列变量均服从1阶单位根过程,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该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运用GIFR方法考察这几个变量之间的冲击响应,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模型3的脉冲响应结果

从表6可以看出,DL、DK、DKL、DKE对sigap的冲击为正,而DE对sigap的冲击为负,这说明劳动、资本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以及资本价格的相对扭曲程度上升一个单位,会对总供给造成正向冲击,对消费需求造成负向冲击,导致宏观经济中总供给过剩程度增强。由此可见,由于资本价格扭曲程度相对较高,企业会倾向于用资本去替代其他生产要素,因此,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状况的改善,而且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扭曲,投资扩张带来的产能增加无法被国内的消费需求充分消化,而是需要依靠增加出口来弥补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假设4得到了证明。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估算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资本、能源三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均低于各自的边际产出,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但是价格扭曲程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不断下降。就相对价格扭曲度而言,资本相对劳动和能源的价格扭曲度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形态。其中,资本相对劳动价格的扭曲度(DKL)在各年度均大于1;资本相对能源价格的扭曲度(DKE)在1986年到1998年小于1,其他年份均大于1。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证明,劳动力、资本、能源三种要素价格的绝对和相对扭曲程度上升,会对企业投资、居民消费需求和总供给造成不同方向的冲击,并导致宏观经济出现过度投资、消费需求不足、总供给过剩的失衡现象。不仅如此,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还会导致要素价格的进一步扭曲。宏观经济失衡与要素价格扭曲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强化的动态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要素价格形成机制难以彻底发生改变。要实现宏观经济再平衡,需依赖于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
    (1)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以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贸易部门的转型,加大对医疗、卫生、教育等非贸易部门的支持力度,加大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非贸易品的供给,以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升级,培育新的内需增长点。
    (2)加大政府在民生工程上的支出。政府应缩减直接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转移支付,转而加大在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社会保险等民生工程上的支出,引导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逐步由投资转向消费。
    (3)改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善收入分配比例,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进一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债券市场,转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消除地方政府对银行的行政干预,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能源价格的成本构成,使能源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合理的成本,建立成本约束机制,加强对国有垄断行业的成本监管,逐步实现科学合理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
    (4)走“高端化”和“服务化”发展道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必然导致要素价格上升,这时,企业必须通过增加附加值,应对企业成本上升的压力。可以考虑以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为契机,促使企业走“高端化”和“服务化”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化转变。
    参考文献
    [1]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级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4.
    [2]徐长生,刘望辉.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J].统计研究,2008,25(5):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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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ruce M Skoorka. Measuring market distorti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policy and competitiveness [J]. Applied Economics, 2000,32: 253-264.
    [5]陶小马,邢建武,黄鑫,等.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价格扭曲与要素替代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1):1-16.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经济转型期人民币汇率摩擦与政策选择——基于经济非均衡理论的研究”(10YJA790054);2010年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养老保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研究”(gjd10017);2011年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一般项目“要素价格扭曲对宏观经济失衡的影响及失衡指数的构建”(12YS126)
    作者简介:王希(1982—),女,湖北汉川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
    (作者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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