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供给管理取代需求管理

    提高结构转型效率
    供给管理政策将更加强调结构转型的问题。首先是动员型经济面临转型。张平说，在动员型模式下，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动员了大量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先是通过“低价工业化”走出了一条特殊的高增长路径，继而又通过“高价城市化”扩张城市建设，推动了我国城市化大发展。但也积累了诸多严重问题，如内外失衡、过度投资。摆脱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探索新的增长动力，促使这种“一低一高”的非均衡赶超型增长机制向新的可持续增长机制转型，已势在必行。也就是说，要重新定位政府的行为。
    此外，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及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低效率问题应受到重视。张平说，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历史，可以总结出两个经验事实。一是发达国家工业部门保持高就业份额。它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都经历过一个持续近百年的劳动力集聚时期，这个时期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维持在30%到40%甚至50%的高位，而第一产业部门劳动力份额则显著下降。同时，工业部门的扩张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和就业扩大。
    二是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或相当于第二产业。这实际上是经济逐步服务化的效率基础，表明发达国家第二、三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了比较效率的原则，即服务业规模的扩大是建立在自身高生产率基础上的。这种效率提高引导的结构演进，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于第二产业。
    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存在的问题在于，只是复制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外壳，但缺少效率支持，从而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向经济严重服务化和低效率路径演进，并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产业结构调整的正确选择应是劳动力和资本首先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倾斜，在提高经济整体效率的基础上发展服务业。
    社保网络量力而行
    实施供给管理政策还要处理好企业减负与社会保障问题之间的矛盾。对此张平建议，适当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他说，我国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高投资，而高投资的基础就是投资的预期收益率比较高。测算结果表明，近几十年来，我国实体经济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平均超过了15%，但是这个数字近几年在下降，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的税收和社保负担也在上升。同样的，应通过降低城市居住和生活成本，降低教育医疗费用，改革户籍制度等方式，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劳动者活力重现。
    张平还说，社会保障支出是政府需要花大钱的社会事务，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福利的建设，是在经济发展达到很高水平以后才做的事情。有些福利国家因为大量资源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导致用于经济增长的积累不够，而使经济长期陷入低水平的增长状态；有些政府因为要维持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而负债过度，国家风险加剧；部分拉美国家追求社会保障的赶超，许诺过高，不仅损害经济增长，还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社会不稳定。
    我国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人们对国家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以及不断提高福利水平有越来越强烈的要求，特别是老龄化冲击日益临近，以上愿望越来越迫切。
    “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网络应该是覆盖面广且享受标准不能高。我国社会保障网络建设要注意的核心问题是标准过高，相互攀比。这种状况的延续，不仅破坏了社会保障覆盖面的空间拓展，而且加大了各级政府的财政风险，扭曲政府行为，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所以，我国社会保障网络应统一标准，量力而行。”张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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