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的边缘革命——再谈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战略

        【作者简介】马翔，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现代金融经济研究所，浙江宁波315100
    1民间金融边缘革命的背景
    民间金融一直存在“民间资本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一放就乱、一紧就死”现象，为了化解民间金融系列问题，中央提出了民间金融阳光化、规范化与法制化的指导思想，这将是解决民间金融被边缘化及其他问题的准绳。为此，温州、深圳前海等地中央频频“授帽”进行金融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但从目前各地金改实际运行来看，出现了金融改革“雷声大，雨点小”、金融改革进程比较缓慢、金融改革权限受到传统金融体制障碍、金融改革做成了“夹生饭”等问题。2013年，上海金融出现“四不像”企业的“普兰现象”(又视为混搭金融)以及上半年出现了银行间债市核查风暴升级再一次暴露出我国金融体制发展趋势与存在问题，过去十年我国已经从商品市场过渡到了要素市场，而在要素市场中，最为滞后的是金融领域，主要金融参数依然是政府主导，可以说，我国金融仅仅在思量发展，却忽视了改革，正如麦金农所说：“在中国过去三十年里唯一好的金融创新就是ATM机，所有其他的金融创新都是为了避免一些规则”。在当前我国改革步入攻坚阶段的大背景下，金融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金融体制究竟是如何改革？从哪里改革？采用什么发展战略？鲜有文献系统论述。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了民间金融边缘革命的思路。“边缘革命”的理论首次提出是科斯教授和王宁，他们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来自于土地承包责任制、个体户、私营经济(乡镇企业)、经济特区四大边缘力量革命结果，并认为“边缘力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先锋作用，并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忽略或掩盖了那些“边缘力量”在改革进程中的突破性作用。
    2民间金融边缘革命的缘由
    民间金融进行边缘革命是一种在系统演进前提下比较实效的战略。一是2000年以来政府主导的金融改革难以真正实施以自身为对象的金融改革。张维迎评述说“历史上，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是革命，都是由既得利益者领导或推动的”，现在的金融既得利益群体还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因为他们都在思量向海外转移资产。二是来自边缘力量的金融创新不能进一步得到金融体制的支持，不能转化为一种新的金融制度安排，这种金融格局的对立，随着“国有”金融日益强大，更加难以改变。在金融体制改革名义下发生的国进民退，如村镇银行要求银行作为主发起人、给银行放权可以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这些极大地限制了民间金融改革力量的成长，导致了民间金融的边缘化。三是民间金融边缘力量所推动的金融体制改革，通过一系列金融制度和政策安排，原来由民间金融边缘力量推动的民间金融改革，转化为金融体制内的改革运动，将会对中国金融的市场化转型起到了根本性影响。
    3民间金融边缘革命的力量
    力量之一：利率市场化。利率是金融资产对内的价格，是金融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当前金融市场利率价格机制扭曲导致了资金涌入高风险投资市场，从而导致朝阳行业及弱势企业的金融挤出效应，民间高利贷盛行、影子银行泛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度扩张、商业银行的盈利持续高速增长等问题突出。当前民间金融边缘革命的关键问题在于放权搞活，如何突破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制度障碍问题。民间金融与正式金融已经形成两大利益主体，形成了少数人利益掠夺绝大多数人的财富转移机制，这种机制的利益关系的路径相依已经成为当前金融市场推进利率市场改革的最大障碍，不打破这种利益集团，金融体制改革很难完成。
    力量之二：网络银行与私人银行。中国民间财富市场与高端财富市场的迅猛增长，使得中国网络银行与私人银行具有扎实的市场基础，可以说，网络银行与私人银行是民间金融边缘革命的主要主体目前，新兴的P2P\C2C金融信息服务平台问题成为了学术界与金融界热议的话题，同时，也出现了网络民间借贷的无序与携款跑路现象。之前，在2010年阿里巴巴酝酿依托自身支付宝优势，推出了“阿里银行”，若能被中央批示，意味着我国民营资本进入金融等行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还将有效打破金融垄断，对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里程碑式的现实意义。
    力量之三：金融资本特区。如果把经济特区比喻成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那么，2012年3月与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先后批复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与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就是金融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但是这两大试验田本质上属于利率与汇率两大形成机制的改革，由于种种改革行动的不一致性，导致了金融体制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因此，解决此问题，需要金融资本特区，勇于试错，敢于先行先试，统筹利率与汇率参数，以“在岸连接离岸”方式，打造中国金融在岸与离岸金融资本特区，同时要属于其立法权，并探索资本流动风险监控体系，严格监控无实际经济背景的人民币投机。
    力量之四：边缘金融人物。从80年代的“傻子瓜子”年广久、“承包大王”马胜利、“衬衫大王”步鑫生到小岗村几个农民，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到2009年的“唐福珍自焚事件”成功的推动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这就决定了金融改革也非常需要民间边缘人物，民间金融边缘力量是由无数民间边缘金融人物组成的，他们在极其艰难的金融生存环境中，依靠生存本能、金融常识和最低限度的金融知识，在坚硬的金融体制外面，逐步开掘出自己的发展空间，决定金融改革的主要力量还是民间一个又一个英雄、精英和领袖。针对民间边缘金融人物，不得不重提吴英，吴英案会不会导致对非法集资的重新审视？浙江涉嫌吴英案本质是金融体制放权搞活、垄断资本与民间资本冲突问题。
    4纠正民间金融发展的几个认识误区
    一是政府主导还是民间自发？金融体制改革需要顶顶层设计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这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需要对我国金融体系系统整体升级。金融体制改革不是金融“大爆炸”或者“金融自由化”，在有效金融市场机制、健全信用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与具有公司治理、财务管理能力的企业主体基础上，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思路。正如陈志武所说：“只要政府不能做或做不好的都应该留给市场做”。科斯和王宁也认为中国边缘力量的边缘革命，而不是政府主导的改革，完成了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也就是说，“边缘革命”是在政府掌控之外爆发的。因此，采取民间金融边缘革命战略，鼓励民间自发，让渡部分国有利益，放权搞活民间金融市场，通过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民间金融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二是民间金融需要阳光化吗？民间金融阳光化、规范化与法制化是中央政府对待民间金融问题的态度。但是笔者发现，目前民间存在的“准金融机构”，拥有固有的“特殊市场生存模式”，这种模式是经不起阳光照耀，他们不也愿意“阳光化”，会“见光死”，一旦阳光化，又将进一步导致金融领域的“国进民退”，因此，再次呼吁我国民间金融不能阳光化。一个合理的方向就是：政府应该营造民间金融的生态环境，维持民间金融业态的本质特性与特殊的市场盈利模式，利用金融资本特区以及其他金融改革实验区方式，“圈养”民间金融机构，同时重点鼓励行业自律组织方式以及信用体系建设，正如习近平主席而言：“把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去管”。
    三是小额贷款公司未来之路是村镇银行吗？小额贷款公司是民资进入金融领域的桥头堡，其未来发展趋势，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十二项任务”的第二项这样表述：“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以转化为村镇银行”。对此两点需要认识：一是村镇银行不是小额贷款公司的最优出路，在利率市场化大趋势下，小额贷款公司转化成村镇银行更多会丧失利率优势，同时也面临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杆杠率、存贷比、流动性等硬性约束，村镇银行发展之路未必顺畅。二是小额贷款公司是当前金融体制下的畸形儿，笔者认为，金融公司是比较理性发展方向。经过对江浙区域充分调研，发现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存在瑕疵，存在资产负债状况、现金流状况不佳；对外担保金额大、有风险；票据业务量不合逻辑；信用不良记录等问题，同时经营较好的小额贷款公司也不愿意走银行这条路。
    5民间金融边缘革命的进一步思考
    金融体制如同自然界的生态体系，各种组成要素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金融体制系统演进改革本质可以视为一项“金融水利工程”，是一项大型的系统建筑工程。为此，建立一个竞争、平衡、高效、安全与健康的金融体系，金融体制改革应遵循系统演进战略，逐步推进顶顶层设计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亟须掀起一场民间金融的边缘革命。一个端倪的信号就是：近年来，上海为代表的国内金融聚集区涌现出了各类“四不像”企业，这种“普兰”现象本质上已经开始着民间金融的边缘革命。为此，需要考虑三点问题：
    第一，民间金融边缘革命，需要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重新理清金融体系里四股边缘力量，需要有效识别四股边缘力量之间制衡与互动关系，同时，坚持系统演进的思路，疏通各金融变量之间的传导机制，促使金融调控从依赖数量型控制向价格型控制逐渐过渡。
    第二，民间金融边缘革命要建立“金融大部制”，需要统一协调的监管部门，重新归口金融监管部门与统计部门，尤其是泛金融监管。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呈现多头监管特点，金融监管的盲区越来越多，需要进行组织创新，各省市、自治区金融办均要有相应制度进行协调配合，保障民间金融边缘革命有序有效进行，并建立金融改革实验区域风险预警机制。
    第三，民间金融边缘革命要重视“滴灌金融”发展。金融体制改革不是牺牲一方利益去补偿另一方利益，在中国金融重大结构性失衡背景下，要坚持“合作多赢”，要更多改革倾向于“滴灌金融”思想，让更多的小微企业、中小企业、家庭、个人、穷人享受金融改革红利。因此，笔者呼吁在国内若干各方面条件成熟区域，批准设立国家级微金融服务创新实验区、滴管金融服务创新实验区或者混搭金融服务创新实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