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下,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5%。但是,目前的政策结构与体制结构仍不适应服务业发展趋势。只有尽快变革现有的政策与制度结构,才能破解服务业发展面临着的结构性矛盾。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首先,要把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例如,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远滞后于工业,这就需要尽快打破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以提升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再例如,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能够明显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能够大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释放农村巨大的增长潜力;能够促进城市与农村建设用地市场的统一,由此使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出经济转型的重大“红利”。
要把改善营商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无论是产业转型还是产业升级,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关键是激励与保护企业家创新精神。这就需要:第一,加快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的转型,破题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社会资本提供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第二,严格保护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和企业家创新创业收益,稳定企业家预期;第三,以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为重点,深化简政放权,加快监管转型,改善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正处于历史关节点。结构性改革触及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触及多方面的利益结构,知易行难,突破更难。从中国的情况看,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正处于历史窗口期,时间与空间约束全面增强。这就需要尽快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尽快改变相关的政策与体制安排,需要尽快改变某些发展理念。如果说,前些年的行政手段和政策刺激还能够起到稳定经济增长作用的话,今天如果没有结构性变革,政策刺激不仅难以奏效,还会积累新的矛盾和隐患。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立足于制度变革来破解结构性矛盾,释放改革红利,形成经济转型的最大推动力。
政府与市场关系决定结构性改革成效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需要在市场开放中推进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进程。就是说,在国际国内市场高度融合的今天,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需要全球视野。中国作为转型发展中的大国,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
推进市场开放是结构性改革的当务之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尽管货物贸易的增速明显下降,但在经济信息化、服务化趋势推动下,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增长。2000年-2014年的14年内,全球服务贸易增长了6倍左右,服务贸易开始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引擎。对中国来说,经济转型的进程将是同世界经济深度互动、向世界不断开放市场的过程。例如,中国不仅需要继续引进外资,也需要企业主动“走出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在工业3.0、4.0等高科技产业领域积极“引进来”;发展现代服务业,需要对外来投资有序开放市场。今天,以市场开放为重点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是要拓宽经济转型的市场空间,就是要放大结构性改革的市场效应,就是要将结构性改革建立在各国市场相互开放、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
推进市场开放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求。市场开放是经济转型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是全球结构性改革面临着的重大课题。对中国来说,需要把市场开放的重点放在服务业领域,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释放市场活力。例如:第一,推动国内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贸易开放的结合。这不仅有利于拓宽国内投资渠道,而且有利于拓宽外来投资空间,由此利用社会资本和外资做大服务业“蛋糕”、促进服务业发展水平和结构升级。第二,推动“一带一路”与建设自贸区网络的结合。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依托,打造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动全球性、区域性自由贸易进程,可以使“一带一路”在加快沿线国家经济转型和结构性改革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第三,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结合。比如,争取到2020年实现中欧自贸区的重大突破,这有利于中欧市场的优势互补,有利于促进中欧双方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第四,推动国内自贸区建设与服务贸易开放的结合。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自贸区的转型升级,使之承担起服务业市场开放先行先试的重要作用。
推进市场开放是各国政府的重要职责。从现实看,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意味着保护落后产业、排斥市场开放和市场竞争,往往意味着政府对市场更多的不当干预。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主动推进市场开放,创造全球范围内的更大市场;就是要在开放中加快监管改革,完善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以中国为例,开放服务业市场,需要以公平竞争为目标推进监管转型,需要强化消费市场监管,需要加大反垄断和金融监管,需要有效保护知识产权。
破题结构性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激发市场活力,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就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就其所蕴藏着的经济增长新潜能、就其对利益结构冲击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而言,都不亚于38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它将不仅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而且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和经济治理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作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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