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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三、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成功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也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成功，所以，解释了中国经济奇迹，也就解释了中国新型工业化为什么成功。中国学术界已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经济奇迹进行了解释，包括人口红利的角度、政府作用的角度、工业化道路顺序选择的角度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都非底层逻辑，也不能完全回应一些西方学者因为从本本出发而预设的所谓理论解释。从底层逻辑分析，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中国选择了包容性学习与创新机制有关。
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曾用学习型社会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他们看来，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农业激励机制、减少资源错配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他们将学习视为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动力，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在于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相比，具有更高的学习效率，更有利于学习能力的培育（斯蒂格利茨、格林沃尔德，2017）。这一解释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没有解释更有利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工业部门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也没有区分不同的学习类型。
学习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中将政府分为掠夺型和包容型两种类型。受此启发，我们也可以把学习与创新分为两种典型类型，一种是掠夺型，另一种是包容型，掠夺型学习与创新机制的特征是采取单一化学习策略，对多样化知识持排斥态度，学习的主体、学习的对象单一化，闭关锁国、完全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等，都属于此种类型；包容性学习与创新机制的特征是开放，在学习中采取的多样性策略。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看，中国的经济奇迹和中国新型工业化的成功，与中国创建包容性学习与创新机制密切相关。
（一）中国的改革开放解决了向谁学、如何学的问题，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习原则
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1978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学习的是苏联经验，同时也根据自身经验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把整个经济部门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实行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到改革开放前，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制造业也有所发展，但并没有成为制造业大国。
中国的改革开放解决了向谁学、如何学的问题，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习原则，就是我们要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与技术，但又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实际。1978年，《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第一版发表此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并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路线的确立，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辟了道路，也为正确地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把国外的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了道路。当然，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但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习原则，还找到了正确执行这一原则的方法：对于新事物，先采取试点的办法，通过试点，看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如果试点成功了，符合中国的实际，总结经验、教训，再进行推广。这一做法充分体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也避免了因完全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经验、照抄照搬本本，而给经济发展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况的出现。
（二）尊重大众的首创精神和企业的主体作用
中国的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个制度并不是来自本本、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也正是这一伟大的创造，启迪和推动了中国的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企业的自主权较少、主动性较低，缺乏自主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参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基础。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在《经济研究》上发文，把企业比作算盘珠，就是企业要靠行政机关从外部推动，推一推，就动一动，不推就不动。改革开放一开始，理论界就对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地位开展了讨论，在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的讨论中，蒋一苇提出了著名的“企业本位论”，指出，过去的经济体制是按“国家本位”建立起来的，把全国当成了一个经济组织，现在要把企业当作一个能动的主体，当作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在新的认识推动下，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改革。初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放权让利、探索两权分离，其次是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进行改革，国有企业中开始引入民营资本。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也开始转向管资产。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同时，中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个体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都得到了不断发展。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参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自主性、能动性不断扩大，创造性不断提高,民营经济和私营企业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充分发挥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作用
中国工业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也是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不断地扩大开放，使中国能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促进工业的发展，提升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锤炼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
从全球化的历史看，全球产业分工经历了几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和农业等产业的全球化大分工。在这个阶段，发达国家以生产工业品为主，发展中国家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发展中国家主要用初级产品交换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是部门间分工阶段。在这个阶段，发达国家将一些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由这些发展中国家组织生产。在这个阶段，比较先进的工业部门仍保留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承接的主要是相对成熟和在发达国家组织生产缺乏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在这一阶段，因为西方国家采取封锁政策，中国对全球产业分工的参与十分有限。第三次全球产业分工，表现为产业内分工或者说是产业链分工，就是一个产业被拆分成多个环节，不同的环节被配置到不同的国家进行生产。在这一阶段，发达国家将产业链中缺乏优势、附加价值低的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在这一阶段，中国开始成为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通过改革开放，使企业有机会、有积极性和能动性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去，使中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对提升和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对中国工业化的作用是毋庸质疑的，但对中国在不断扩大开放中提升工业生产能力，西方的学者或政府，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学者有着错误的认知。美国政府认为，是美国重建了中国，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是因为中国与美国相比，没有实行对等开放，是中国采取了不公平竞争的手段、通过不公平竞争的方式获得的。这类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推动公平竞争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扩大开放度的过程，当前中国的经济开放度、竞争公平性，相比以前不仅有着极大的提升，而且有着质的提升，中国工业化的成就完全是伴随着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而取得的。
当然，不断扩大开放并不必然带来工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扩大开放之所以成功，其原因在于中国并非盲目发挥扩大开放的作用，中国扩大开放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中国的扩大开放是一种自主的开放，就是把扩大开放与中国发展阶段和改革的进程相匹配，是主动型的扩大开放，而不是被动型的；二是中国的扩大开放不是谋求单赢，而是追求共赢，中国扩大开放的目标不单是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要通过扩大开放让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三是中国的扩大开放是全面的，不仅是面向发达国家，同时也面向发展中国家。这些特点充分反映出，中国的开放具有包容性，是一种包容性的开放，而非掠夺性的开放。
（四）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
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张培刚教授在谈到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时就提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经济发展有着不同于小国经济发展的特色，最主要的特色是区域之间差异很大。区域之间差异大，就会产生多样性的优势，政府在推动工业化的进程中，如果考虑了这个特点，就能把这个优势发挥好。林重庚教授在《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中就提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学者就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东欧的改革模式。他提到，参加莫干山会议的东欧学者在会后对中国几个城市进行了考察，考察途中改变了想法，中国各地情况差别很大，综合改革所需的人才、物资匮乏，进行一揽子改革的条件不足。中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条件，逐步推进对外开放，从沿海、沿边到实行全面开放，走了一条让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地区带动后富地区，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因为地区与地区之间有差异，其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发展阶段都有所不同，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增加了回旋余地：一是国内产业体系可更加多样化。地区间存在各类差异，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走一条建立一个完全封闭的产业体系之路，但客观上有利于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二是地区间发展阶段的差异使得中国可以在内部实现产业的梯度化转移和承接。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可将其不具优势的产业转移到相对落后地区，在国内实现雁阵式产业升级，这在很大程度上延长了各类产业的生命周期，减缓了各类产业比较优势的丧失速度。三是地区间的各类差异提高了中国经济抗风险的能力。2008年全球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能较快地克服冲击、实现较快增长，一方面固然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有关，同时，也与中国地区间差异大、政策调整的空间和余地大有关系。当然，客观上，地区比较优势的差异并不必然会转化为多样化的优势，地区之间发展阶段不同，水平不一，只是为发挥多样化优势提供了可能性，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则离不开中央的各种政策措施。只有全国一盘棋，将地方的积极性和中央的统一领导结合起来，地区的多样化优势才能变成全国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