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经济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实现的超越 (一)改革开放前对主要矛盾问题认识的曲折变化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理论,事物的发展存在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了主要任务。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们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6年基本完成了这种改造。这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1956年9月,中共八大正确反映了这种变化。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正确反映了国情。但由于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党和政府在主要矛盾的认识问题上有反复。
毛泽东对中共八大通过的主要矛盾是持保留态度的。1957年他指出:八大决议提出的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现在看则不适当。由于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
反右派斗争对党的领导人关于主要矛盾认识的影响是很大的。1957年10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时讲话指出:“过渡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十年、十五年以后还会有。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他不但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还把国内问题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是一个重要的变化。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再次强调了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仍然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当作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判断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1957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5](p344)这不但延长了过渡时期,还把主要矛盾绝对化了。
受“左”的思想影响,国内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越走越远。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发表的《公报》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将存在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据此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文革中更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给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等带来了很大的破坏。
(二)正确思想路线的恢复与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判断
只有对主要矛盾认识的清醒,才会有对国内外形势的正确判断,才能对主要任务抓住不放。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由此中国在主要矛盾问题上拨乱反正,重新认识和定义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6](p182)讲话将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结合起来,为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个判断成为对改革开放后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基础。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判断:“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且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于对中国发展阶段判断的基础,大会也确认了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现了经济方面的超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路,同时也奠定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正如1982年9月邓小平同外国客人谈话指出的那样:“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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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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