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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三、中国“一带一路”新基建存在的问题
（一）海外新基建应用场景受到多重因素制约
当前，我国海外新基建由于受到技术短板、人才供给不足、投融资市场狭小、东道国政府严格管制等多重因素制约，应用场景受限。
第一，国内技术短板问题。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整体基础相对薄弱，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并没有掌握，这对处于科技应用前沿的新基建产生不利影响。构成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装备的重要基础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如新型传感器等感知和在线分析技术、典型控制系统与工业网络技术、高性能液压件与气动元件、高速精密轴承大功率变频技术等。我国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结合也存在一些关键技术需要破解，如多源多通道数据实时采集感知、大数据故障诊断深度学习、数字样机建模等关键性技术的短板问题，造成在数字化应用软件开发时，通常会出现数据结构的异构性。数字化的关键核心技术并未完全掌握，部分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甚至依赖国外，使得我国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只能以单点、个案的方式介入，应用场景十分有限。
第二，人才供给问题。国内新基建领域人才供给是否充裕，是决定“一带一路”海外新基建项目能否可持续拓展的关键所在。根据智联招聘统计，当前我国新基建核心技术人才缺口长期存在，预期2020年底将达417万人，尤其是信息基础设施产业核心技术岗位的缺口较大，即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通用技术人才。在核心技术专业人才存在缺口的同时，新基建的复合型人才供给也相对不足。智能制造成功的关键首先在于智能制造系统和产品设计工艺要有机融合；其次是要用新技术去改造原有工艺，这需要既懂信息又懂制造的融合人才，而这些目前都存在大量缺口，人才短板成为制约国内与国外新基建市场发展的要素瓶颈。
第三，投融资市场问题。当前，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大多数国家，仍为经济欠发达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是一个突出问题。截至2018年底，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总计865个，总投资金额约5029亿美元，其中50%以上项目为基础设施项目[12]。一般做法是，中资企业通过PPP模式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东道国政府（公共部门）为项目发起方，中资企业（多为央企，但在PPP中属于私营部门）为项目投资方，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成立合资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资运营。目前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例如中资资金占比高达60%以上，依赖程度大；项目资本占用率高，回收周期长，缺少市场化的退出渠道，尤其是私人部门参与投资的意愿低；部分东道国投融资软环境差，项目投资风险高等[12]，这些问题在新基建领域可能更加突出。由于当地经济较为落后导致市场容量有限，造成新基建应用场景受限，例如城际高铁、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领域，项目建设成本高、运营成本高，而当地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较低，城际高铁的上座率低，导致项目市场回报率较低，影响新基建项目推进。
第四，东道国政府管制问题。由于新基建往往涉及网络、信息、数据安全等问题，在“棱镜门”事件之后，各国普遍重视国家信息安全问题，“一带一路”国家也倾向于对新基建领域实施相对严格的清单管理制度，一些国家甚至提出“信息国产化”，旨在加强信息安全性。比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非等都对电信服务设置了准入门槛。泰国电信市场存在技术壁垒和政府采购歧视的贸易壁垒，国外电信设备供应商或运营商若想要进入泰国市场，需要首先与泰国CAT（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 Thailand）公司和泰国TOT（Telephone Organization of Thailand）公司合作，签订特许收入分成协议或通过电信经营许可证方式进入。在马来西亚，通过商业存在方式提供网络设备服务和网络服务需收购现有已注册的网络设备服务和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股份。这些限制措施使得海外新基建应用场景受限[8]。
（二）国内外新基建的参与主体出现结构性失衡
近期，国内各地掀起新一轮的新基建热潮，尤其是市场化的企业主体，参与热情高涨。但在“一带一路”基建领域，引领新基建项目“出海”的企业数量则少之又少，堪称“冷清”。“一带一路”建设中，新基建项目主要集中在国家电网、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建设集团等数量极少的大型国有企业，市场化的企业主体参与度较低，造成中国海外新基建项目吸引民营企业参与以及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能力较弱。目前，参与海外新基建的企业中，除华为、中国西电等具有绝对优势的市场竞争主体以外，其他市场化企业主体仍以单点、个案的业务拓展方式，缓慢参与“一带一路”各类基建项目。
总体而言，我国尚未形成“出海”参与“一带一路”新基建项目的“联合舰队”，国内外新基建项目尚未形成协同发展的态势。在已经参与的海外新基建项目中，中国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也相对较弱，亟需加强。以数据中心建设为例，中国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三家互联网巨头所拥有的数据中心服务器数量之和，不足美国亚马逊一家公司的一半，公司实力差距，导致我国企业在竞标国际重大基建项目时较难胜出。
（三）某些国家“掣肘”将对“一带一路”新基建构成直接威胁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诸多，这些国家与我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等领域有很大差异，新基建特别是其中的信息基础设施，被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定义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网络、信息、数据等都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受没有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如美国、欧盟成员国等影响，许多国家对中国公司参与其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持越来越谨慎的态度。近年来，以美国、澳大利亚为首的一些国家，多方阻挠中国参与其他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通设备的采用，导致我国信息通信技术（ICT）企业不得不花费很大精力来应对这些国家的围堵和分化[8]。尤其是近年来，美国政府针对中国企业推出的“长臂管辖”，对我国信息通信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新基建项目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019年底，美国在东盟峰会“印太商业论坛”上发布了“蓝点网络”计划。该计划由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DFAT）及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三方共同发起，其宗旨是所谓的“统筹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提至高质量、可信赖的程度”。由于“蓝点网络”计划强调“全球标准”“私营企业注资”、关注“高质量、可持续的基础设施项目”，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但该计划的核心是对基础设施、数字化服务、采矿和金融服务等进行“评估和认证”。这一计划对我国“一带一路”新基建构成威胁，因为该计划宣称尊重所谓的“全球性标准”，包括对“透明、责任制、财产和资源的主权、当地劳工和人权、法治、环境以及政府在采购和融资方面的良好做法”表示尊重，实际上是设想以他们的标准替代中国标准，或者以他们的标准来“评估和认证”中国“一带一路”基建项目，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设置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