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研究

    
    四、对策建议
    （一）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推进“一带一路”新基建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和智能互联网新时代的到来，“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从传统的交通、水电、能源、城市建设等“混凝土+钢铁”的模式转到关注国家信息和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我国新基建的提出，要求提高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认识，将基础设施扩展到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诸多领域，不仅重视基础设施物理硬件的“硬联通”，而且注重标准、治理等“软联通”。
    首先，我国应加强顶层设计，从政策、资金、法律上予以扶持，积极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例如，研究制定与新基建相关企业“走出去”的财税奖励扶持政策；推进与“一带一路”节点国家签订建设“数字自由贸易区”协议；建立完善与跨境电商监管相关的政策协调，加快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自贸谈判进程，加快建设高标准自贸区国际网络，为中国企业海外参与新基建建设争取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公正的法治环境；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多边组织和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合作，利用其全球网络和项目信息优势，大力促进新基建三方市场合作。
    其次，我国应禀承“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与“一带一路”国家一道制定新基建的“国际标准”。例如，可以考虑在具体项目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采用《G20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2019年G20大阪峰会通过）的六大共识原则（促进可持续发展、考虑项目生命周期的经济效率、纳入环境因素、纳入社会因素；增强抗自然灾害风险的韧性、加强基础设施的治理）进行标准认证，并与东道国合作推出实现标准的软联通，有效应对“蓝点网络”计划。在操作层面，对于新基建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尽量直接推广应用中国已有标准；对于中国与东道国组成互联体进行的共建项目，可以合作制订标准，提升合作水平。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短板领域，通过科技创新，强化自身标准体系的实践，主动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积极解读相关国际标准，逐步形成完善且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版”新基建标准体系。
    （二）构建底层技术支撑体系，以此破除产业链的“技术阻点”
    新基建领域，汇集了各项底层技术，如新基建建设中所涉及到的核心装备、关键零部件、基础软件等一系列硬件和软件都需要坚实的底层技术支持。新基建的核心是数字化基建，底层技术的支撑体系是其发展的基础保障，更是强劲推动新基建高质量增长的根本所在。中国要站在“一带一路”基建领域制高点上，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根本转变，持续进行技术攻关，掌握新基建所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各种底层技术。
    对于新基建所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底层支撑技术，应将其视为“核心公益技术”，政府可直接组织多支科研团队联合攻关，破除产业链的“技术阻点”，也可委托国内最前沿的科研机构、龙头企业进行关键技术的“精准研发”，最终产生的科研成果和知识产权实现共享。只有这样，才可能构建新基建所需要的“自主可控”底层技术支撑体系，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新基建才有真正的可靠技术支撑。
    （三）推进多渠道培养方式，确保为“一带一路”新基建提供智能支持
    中国“一带一路”新基建项目的建设与运营，需要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跨国经营管理人才、资本运作人才参与，需要外语、软件工程师、数学家、物理学家等贡献智慧和力量。为此，需要强化人才培养、增加供给途径，优先从国内高等教育机构、研发机构、创新中心等选择人才，要从新基建项目中通过“干中学”发现和培养人才。要坚持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化沿线国家科技人才交流，促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并行，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实行双向培养、联合培养、融合式培养“一带一路”新基建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不仅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新基建，而且惠益“一带一路”国家的长远发展。实践中，可以依托中国与东道国的高校、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专门培训机构等合作，从共同研发、项目培训、合作办学等多种渠道，培养新基建所需各类人才。
    （四）健全投融资支持体系，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金融保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人口总量全球占比近半，未来新基建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市场规模不可估量。考虑到“一带一路”国家的社会财力状况，需要创新基建领域的投资模式，激发市场活力，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新基建之中。可以考虑在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中设立新基建专项，也可以考虑单独设立“一带一路”新基建专项基金，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并打造中国主导的高品质新基建项目。积极联合东道国政府和相关机构，设立国内外新基建引导基金，共同推进“一带一路”新基建联合体项目（与东道国企业共建项目）。
    要创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推进三方合作机制，支持包括第三国、国际金融组织等在内的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新基建，尤其是要注重吸引具有专业优势的社会资本参与，“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既避免中国企业、中国资本“单打独斗”，降低新基建项目风险，又提高新基建建设运营效率和服务品质。将不动产信托基金（REITs）机制引入“一带一路”新基建PPP项目领域，形成“PPP+REITs”机制，是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PPP项目融资难、完善社会资本交易退出机制、盘活存量资本投入和增强PPP项目流动性的重要举措。
    应根据项目性质、风险分配基本框架、融资需求和期满处置等各项因素，选择适当新基建PPP运营模式，如BOT（建设—运营—转让）、BOO（建设—拥有—运营）、委托运营等。依据《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尽快遴选优质的“一带一路”新基建PPP项目开展不动产信托基金试点，相关试点标的可优先选择落地在与我国形成稳固关系国家的项目、且进入运营期的新基建PPP项目。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探索在深交所和上交所设立不动产信托基金板。在设计相关交易和制度框架时，允许境外符合条件的“一带一路”新基建PPP项目设计为不动产信托基金，并在我国交易所上市；同时，允许国外投资者投资购买我国发行的“一带一路”新基建PPP项目不动产信托基金。
     参考文献
    [1]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范围[J].中国总会计师，2020(4):11.
    [2]郭朝先，王嘉琪，刘浩荣.新基建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J/OL].（2020-06-28）[2020-07-20].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4558.G.20200628.1127.008.html.
    [3]李海舰.五方面理解新基建内涵与重点[N].经济参考报,2020-07-07(007).
    [4]杜国功.统筹四个关系推动新基建行稳致远[N].经济参考报，2020-07-06(007).
    [5]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N].人民日报，2019-04-28(002).
    [6]丹青.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N].人民邮电，2016-11-18(008).
    [7]杨道玲，王璟璇，李祥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评估报告[J].电子政务，2016(9):2-15.
    [8]林颖，陈炳福，李浥东，等.以基础型信息应用激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J].中国工程科学,2019(4):33-38.
    [9]潘素昆，杨雅琳.“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统计与决策，2020(10):133-138.
    [10]卢潇潇，梁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与全球价值链重构[J].中国经济问题，2020(1):11-26.
    [11]郭朝先，刘芳.“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新进展与高质量发展研究[J].经济与管理，2020(3):27-34.
    [12]吴慧德，刘永元.“一带一路”基础设施PPP项目不动产信托基金化研究[J].中国国情国力，2020(7):57-62.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组织研究室；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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