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三、前沿理论研究发现与问题思考
(一)研究发现
总结上述有关社会创业的前沿理论研究，可以从中发现：首先，社会创业研究已经从社会创业者的定义、特征转向社会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和其行为的微观机制研究。过去学界一直努力试图在明晰社会创业者是谁或社会创业者是什么样的人，过往的研究从社会创业者的表象来判断社会创业者是创新的，或他们是赚取收入的，对比依照Gartner(1989)经典论文的论点，如今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想知道谁是(社会)创业者，而是想要知道社会创业者的行为是什么，而且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其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部分的研究Miller等(2012)以及Renko(2013)依据同情心解释逻辑和亲社会动机理论；Allison等(2013)依据温情(warm-glow)理论；Wry和York(2015)依据身份认同解释视角等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示范。
其次，社会创业研究已经从社会企业的概念与双重愿景的概念介绍转向社会企业成立的研究，并正在更进一步转到社会企业成长与绩效的研究。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社会企业的市场能力(Liu等，2015；Gras和Mendoza-Abarca，2014)、资源利用(Datta和Gailey，2012；Desa，2012；Desa和Basu，2013)、创新(包括制度创新)(Khawl等，2013；Si等，2015；George等，2015)以及机会利用(Katre和Salipante，2012；Corner和Ho，2010)对社会企业成长的贡献。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市场营销理论、制度理论、资源基础观、资源依赖理论以及创业机会理论的边界。
最后，社会创业研究已经从关注发达国家的社会创业开始转向关注发展中国家，关注通过社会创业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复杂社会问题。这部分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制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以及种群生态学理论。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创业对于社会改革都能起到一定作用并能处理一些棘手的社会发展问题(Dacin等，2011)。无论是从前沿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从JBV和APJM举办的特刊，从本文发现的近5年的文献中经验研究的样本取样出处)，还是从现实层面的全球化与国际发展需要看，如今创业管理领域学者正在以社会创业的研究经验来带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教育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Estrin等(2013)与Mendoza-Abarca等(2015)研究的结果相矛盾，前者发现一个国家社会创业的比率越高促使这个国家越多个体去经济创业，后者发现社会企业创立增加反而会减少经济企业创立，且所在县的收入越低，社会企业与经济企业创立这种此消彼长的状态更加明显。本文认为极可能是二者研究样本的差异所致，前者主要的样本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后者的样本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88个县，美国属于高福利且制度完善的国家，这两个结论的对照，从社会创业研究的视角说明，我国所强调的“以思想解放和制度变迁释放改革的红利推动创新创业”具备相应的理论基础。
(二)问题思考与研究展望
根据上述归纳的社会创业理论前沿中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不同层次的研究，本文分析并提出3个层次，包括7个具体方面问题作为对未来研究展望。有关研究汇总见表1。
1.社会创业者的动机与创业者行为的微观机制研究
(1)“同情心”的细节研究问题。许多学者提到同情心是社会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影响因素。Miller等(2012)从人的心理层面阐述社会创业者创业的动机，他们认为人的同情心(compassion)是关键因素。为此，Arend(2013)提出“同情心”是一个边缘性情感(borderline emotion)，它与同理心(empathy)的概念高度重叠。就此，Hockerts(2017)的实证研究显示先前的社会组织经验、同理心(empathy)、道德责任感等对社会创业意向有支持作用。而与此同时，Kater和Salipante(2012)归纳了个体层面社会创业的心理动机，他们使用的“同情心”一词为sympathy。上述的文献中，有两个不同“同情心”的英文表达以及一个近似的概念“同理心”，因而在此本文的首个研究展望是希望将来有学者尤其是心理学方面的专家能明晰这些概念的异同，以及它们促发社会创业者动机的异同。
表1 社会创业最新研究汇总以及未来研究展望
(2)不同角色类型的社会创业者，匹配何种逻辑的社会创业机会开发过程。Zahra等(2009)对社会创业者角色的分类包含社会修理工、社会构建者以及社会工程师，而根据Corner和Ho(2010)对机会开发过程的研究，他们把社会创业机会开发过程分为拼凑逻辑主导和理性逻辑主导。类似地，Alvare和Barney(2014)把社会创业机会来源分为机会发现与机会创造，实际上拼凑逻辑偏向于机会创造，而理性逻辑偏向于机会发现(斯晓夫等，2016)。那么，在上文提到的社会创业活动中的三种角色——社会修理工、构建者、工程师在开发社会创业机会时，他们的主导逻辑是什么，是拼凑还是理性抑或是兼而有之？这并不是一个能简单回答的问题。这需要通过定性的现实追踪或从档案资料中搜寻包含创业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与互动，研究社会创业机会的源起、发展和转变，追踪性的研究社会创业者的心理资本、认知图式以及执行情况等才能结构性地找到社会创业者分类对应的社会机会开发逻辑的匹配方式。
2.社会企业的成立与成长研究
(1)团队社会创业的问题。团队创业在实践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得到了创业研究的青睐(Harper，2008)。对于社会创业而言，有没有社会创业者团队进行团队社会创业(Choi和Majumdar，2014)？如果有，这样的社会创业团队的内部结构、团队成员的构成、团队的社会网络密度等是如何的？在社会创业团队构成中，注重社会福祉与商业利益的成员配比如何会为社会企业带来更好的发展与绩效？此外，多数社会学者认识到性别不均等是创业团队中一个独特的社会情境(Yang和Aldrich，2014)，如果一个社会创业团队中出现性别不均的情况，或者一个社会创业团队的负责人是女性，这对于此团队的社会创业机会开发过程和创新会产生何种影响？如果社会创业团队来自同一个家庭或家族，又会如何？
(2)找到社会企业转变企业愿景的均衡点。根据Renko(2013)的研究发现，社会企业不能不创新，否则会在初期倒闭；也不能太创新，否则后期可能会更加注重经济性愿景而忽视社会性愿景。类似地，Gras和Mendoza-Abarca(2015)的研究也发现，NPO组织随着市场收入增加超过一个峰值后，其可能会完全退出NPO组织的行列而成为商业组织。实际上，包括Wry和York(2015)也涉及了社会企业的社会福祉与商业利益逻辑冲突的问题。社会企业既要注重社会创新也需赚取自给自足的收入。然而，创新往往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商业利益，社会企业获得多大商业利益会是最恰当的？社会企业利益赚取是否会有一个临界点？哪些因素会影响这个社会企业的临界点？社会创业者在社会企业愿景转变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都值得未来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