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文化中的领导思想看现代领导风格再造

    道家“无为而治”的领导思想并不意味着领导者的消极无为，而是基于对领导工作的复杂性、整体性提出的一种至高的领导艺术，即把领导工作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看待，不仅使其与外部自然规律、管理系统各要素相契合，而且与领导者、被领导者特点相契合，达致一种最佳的和谐状态。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这里提出的领导观实际上就是追求整体性领导和系统化管理的思想，并且要求领导者乘时、顺势而动，审时度势行事。领导行为应切实遵循规律和把握好规则，而不是恣意妄为。当领导职能的发挥在组织中“不知有之”的时候，就是领导艺术一种新的境界。同样，儒家思想在注重“顺天”的同时，也强调领导过程中的“应人”效果，实际上更关注人的因素。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中，“人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和”就是要调整好组织中各环节间的关系，如管子所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领导行为在“顺天”与“应人”中更强调入的主观能动性。现代领导风格理论强调关系行为和工作行为的统一，实际上就是传统文化中“顺天”与“应人”的思想统一，体现为领导规律和领导方法在实践中的有机结合。传统的领导思想虽然强调严格层级制度的约束，讲等级、重权力，但重视人心所向正说明了领导风格的一种关系取向。“道”所体现的领导关系不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如“道”之本源达到各层次的和谐和同一；进一步表明，在任何领导情景下，领导风格的应用不是以领导者为一切活动取向，而应以遵循领导规律和有效的领导方法为取向。领导者不应过多地沉浸于责任与法则中充当管理的“专家”，也不应只关注“有形政绩”而忽略那些人的心理能量对组织发展的影响，只有在人的行为动力激发上做到正义、公平、尊重和激励，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满意度。
    二、基于“德”的以民为本的领导思想
    重“德”是传统领导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领导者的“德”不只表现在“正己修身”的道德自觉、自律上，更表现在以民为本的“爱民”“善民”“富民”的领导行为中。换言之，以民为本是传统领导思想对为政者、领导者的至高要求。早期典籍《尚书·大禹谟》就提出：“德为善政，政在养民”，治国重在“善政”，而“善政”的关键在于“养民”，而“养民”对于领导者来说又必须做到“德”，所以归根到底体现的是以民为本的领导思想。其出发点在于领导者“德”的修为高低，领导活动的意义即是领导者的“德”服务于民众产生影响的大小，同时也是衡量为政者是否有德的根本价值标准。不仅如此，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还包含着现代领导理论特别强调的参与式领导思想，即“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是要求为政者要善于听取民众的意见，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思想、观点、价值体系上实现互动。
    道家强调“德”，一是要求领导者要更多顾及百姓的利益需求，“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只有少欲才能避免统治者向人民无情的搜刮和暴敛。二是要求领导方式要处下和不居功，领导者不以炫耀自己的能力和功绩为目的，不以自我为中心，那才是真正具备“德”。显然，老子民贵的思想一以贯之于“道”的内涵中；三是要求重视领导者“德”的修养问题，和儒家思想比较，有着一脉相承的统一认识，都强调个人“德”的修身对于小到治家、大到治国的重要性。作为传统思想主流，儒家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孔子突出“仁”的民本思想，就是要求领导者要有勤政爱民的品德，民本是“仁政”的灵魂和基础。孟子又系统化地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4]，“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提出是对这种思想的强化。它即是领导者高的道德标尺，也是领导行为的价值标准。儒家的另一代表荀子也认识到，国家的富强是和百姓的支持分不开，而要获得百姓的支持就必须对民要宽厚，如果以民本为中心，领导者应具备人性关怀和施利于民的优秀品质，而这种品质首先应来自于领导者修身为本，领导者只有修身正己、为政以德和以身作则，才能更多从社会发展和民众公利出发，达到社会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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