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文化中的领导思想看现代领导风格再造

    四、基于“能”的强调魅力的领导思想
    领导者要满足决策、计划、指挥、协调、激励等领导职能的要求，需要依靠一定的领导素质作基础。早期的领导理论注重个人统揽全局的品质和智慧，领导者个体的素质高低成为有效领导的关键，一些超常的特质(如性格、勇敢、谋略、变革等)往往是领导者被下属和民众追随的主要因素，并因此被社会公众尊为领袖或英雄，所以，特质理论也被称为伟人理论。马克斯·韦伯还就此单独提出一种与传统型、法理型相并列的魅力型领导权威，这种类型的领导者往往对目标充满激情，高度自信、信念坚定和性格刚强，并能使追随者(下属)产生明显的敬畏感和崇拜感[7]。现实社会中，由于魅力型统治者的独裁专制引发的灾难性后果，而使人们对这种领导风格多有诟病。但是，在复杂多变的不确定情景下，领导者个人魅力高低越来越成为组织发展的重要支撑，其发挥出的独特作用，能够在多变的竞争环境中更好引导组织前行，特别是竞争越激烈的情景下，领导者魅力能够更好激发组织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因而现代领导风格有一种向传统魅力型领导回归的趋向，如愿景型、变革型领导实际上多是魅力型风格的丰富。
    传统领导思想特别强调领导魅力的“能”，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凭借“能”的魅力光环达到一种超凡的权威性影响，以此更好地控制或引领组织，并使人们更加认同并服从领导。如传统社会的君权神授思想，实质上是把统治者的能力扩大化、神秘化的虚幻假象，但突出了统治者至高的“力量”。前述重“德”的领导思想自始至终是与“能”相统一的，人们期望统治者治理国家应知人善任、选贤任能，成为识才用贤的“伯乐”，实际上这不只是对统治者“德”的要求，更是对统治者在识人、用人上对人才“能”的要求。春秋时，孔子就明确提出“知贤才而举之”的主张，孟子也要求君主“急亲贤为务”。儒家把社会的长治久安寄希望于贤明的君主，就是希望君主的素质在人品和能力上都能够符合社会发展和百姓利益的要求。因此，要想国泰民安，不但需要一个贤能君主的主导，而且需要有“能”的贤臣来辅佐。从历史上看，如商汤用伊尹、周文王用周公而王天下，齐桓公用管仲而霸，皆在于君主的善于用能[8]。兵家的孙子依据战争的特点对领导者提出了五项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将品德、智慧、心理素质和治军方面的特点等概括为领导者必备的能力。管子非常重视“智”和“力”的问题：“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圣人之力”，“智”成为领导者的第一能力。儒家文化从“仁、义、礼、智、信、勇”五个方面比较全面概括了我国两千多年来领导者能力的构成，从行为、心理等各方面提出了领导者应具备的能力素质，也表明领导者魅力培育全面素养的要求。基于“能”的魅力型领导风格永远是领导者追求领导效率、实现组织目标的必备要件，有“能”才能更好做事，提高组织绩效，更好引领和激励大家前行。无“能”的领导肯定是无效的领导，因此也毫无魅力可言。
    综上所述，领导风格的塑造是基于一种领导情景变化的要求，同时也与历史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每一种领导风格都会打上文化影响的烙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思想应用到现代领导中，必然因其真知灼见带来领导理念的丰富。现代领导风格的塑造应多方面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从遵循“道”上更好把握领导科学的规律性，从民本思想构建现代领导理念的基础，从“德”和“能”上提升领导素质和领导水平。领导风格塑造不是以风格类型决定组织绩效，而是以组织绩效决定风格类型。
        （原文刊于《中国领导科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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