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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随着创新作为五大发展新理念之一不断深入落实，国内创新驱动发展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我国科技研发投入和产出“双高”的局面逐步形成。2018年，中国科技研发投入已达3706亿美元，排名居世界第二，比排名第一的美国约低1000亿美元，但比居第三位的日本大幅高出2000亿美元，而且全球只有美国、中国、日本、德国、韩国和法国的科技研发投入超过500亿美元，且当年中国专利申请数5.3万项，与美国和日本位居全球前三位，且与排名第一的美国差距不大。如果仅从主要的科技研发投入和产出数据上看，我国已毫无争议地成为全球科技研发大国，但总体而言，我国科技创新活动的产出结构及其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明显不足，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与高质量的产业发展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科技研发活动难以产生有经济价值的创新成果、创新成果无法支撑产业的高技术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能创造高额利润的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尽管科技研发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重大科研成果对新兴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却比较有限，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是研发投入大产出高但结构并不合理，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低，原始创新成果少。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在总研发投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到6%，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这一比值则在15%～30%之间。创新能力弱依旧是大多数产业部门转型升级的最大桎梏，低效的创新链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尚有很大距离。
衡量一国创新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其是否拥有相对完整、动态开放的创新链，而完整的创新链不仅包括知识的创造，而且要覆盖知识经济化的全过程，同时还要有优质的空间载体作支撑，这恰恰是创建全球科创中心的核心目标。一般而言，创新链由知识创造系统、知识转化系统、知识应用系统三个重要部分组成。其中，以大学、科研院所为主的知识创造系统和以企业为主的知识应用系统是科技研发的供需两端。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后，中国对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投入规模达到空前水平，知识创造总量逐步接近世界领先水平，但实现科技研发供需对接的知识转化系统受重视程度较低，尚未形成很好的平台或载体，导致供需两端目标不一致、要素配置不合理，阻碍科技研发成果的实际应用。
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创新能力提升和城市发展，北京、上海、深圳等国内一线城市在基础设施、科技资源、科研产出、产业支撑、人才培养以及城市软硬件条件方面都具备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条件。2018年，这三座城市R&D投入占当地GDP的比重分别达到6.17%、4.16%和4.2%，远远超过当年全国研发投入强度2.19%的水平，而世界上仅有以色列和韩国的研发投入强度超过4%（分别为4.25%和4.24%）。再从省级数据来看，现阶段我国科技研发活动高度集中的特征日益突出，2018年，全国仅有6个省市的R&D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排名3～6位的广东、江苏、天津、浙江，其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78%、2.70%、2.62%和2.57%，与居全国第一位的北京和排名第二的上海相比有明显差距，反映出我国科研创新活动与全球发展规律和态势具有趋同性，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凸显。进一步比较北京、上海、深圳的创新生态、科技资源、创业氛围、国际化程度等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维度，三个城市各有优势和特色。其中，北京一直是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人才和科研资源是其最强的竞争力。目前，中国最好的大学及专业学科有一半左右设在北京，各个学科的国内顶尖专家学者、海外归国的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绝大多数在北京聚集，很大一部分国家重点实验室也集中在北京布局，这使得北京在基础研发方面具备强有力的人才和组织保障。在2018年英国的《自然》杂志公布的全球500个城市科技科研产出能力的指数排名中，北京蝉联全球第一位，但也不能忽视气候、空气质量以及周边地区的发展落差对北京高端创新要素持续集聚的负面影响。上海的优势更多地体现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综合治理水平、金融服务能力、城市美誉度以及辐射长三角城市群的人才集聚和产业支撑效应等方面。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上海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重要指示以来，上海市加紧部署，在为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搭框架、打基础、形成可持续的策源力等方面，已经取得一系列实质性突破，重大成果不断涌现。深圳则是市场化培育全球创新高地的典型范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精彩缩影，深圳由低端出口加工基地迈向国际创新创意之都的发展路径和转型经验引起了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持续关注和高度肯定。相比北京和上海，深圳的城市活力以及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使其对年轻创业团队更具吸引力，而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能够确保创新成果高效产业化，但与国内外一流创新型城市相比较，深圳本地高水平的大学较少，基础科技机构不足，导致其长期对外部人才供给的依赖度偏高。针对自身劣势，深圳把人才优先发展作为核心战略，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加快整合区域创新人才，下大力气补齐这一短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为此，应借鉴先进国家成功经验，加强统筹规划，激发地方积极性和市场创造力，吸引各类资本和机构广泛参与，以智慧城市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为突破口，力争在5到10年内，加快建成一批特色鲜明、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中心，充分发挥科全球创中心在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强化科技创新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协同发展（见图2）。
一是要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加大5G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全面提升支撑全球科创中心发展的城市硬件条件和综合治理水平。加紧落实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推动全球创新要素进一步在中国集聚，打造开放型的优质创新生态。同时，坚持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兼容协同，以创新街区建设引领旧城改造，将全球科创中心建成配套完善、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国际一流都市。
二是要以全球科创中心为试点示范城市，进一步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加快扭转高校和科研院所“重立项轻应用、重发文轻转化”的激励导向，创新科研管理思路，转变对科研人员和创新项目的考核方式。尊重科研规律，对于基础性、通用性、颠覆性的研究项目，采取更加科学的考核和评价方式，更好地包容创新失败。
三是要创建涵盖基础研发、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的全能型科创组织机构。需要强调的是，无论采用何种发展模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都设有具备世界级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在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产业化中起到主导和支撑作用。其中，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英国产业技术创新中心（TICs）、德国弗朗霍夫学会（Fraunhofer）、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院（AIST）、台湾（中国）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新加坡科技局（A*star）等机构，都在研发组织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模式和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打造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综合服务平台，精准识别商业价值，在科技机构与应用企业之间搭建高水平的服务桥梁。
四是要推行产学研结合的双元制教育，提高人才素质和保障能力。现阶段，我国教育体制仍然比较封闭，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与社会、市场接触较少，创业活动存在先天性缺陷。依托全球科创中心建设，进一步强化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市场观和竞争观，增强其创业的市场适应力。通过在校创业实践、企业参观、企业实习、市场调研等多种方式弥补封闭式教育制度造成的先天性缺陷；减少对大学生创业公司的一次性的资助，转而针对大学生创业公司在管理、财务、经营、人事、营销上的不足给予持续性的指导。建立成功企业与初创企业一对一的辅导机制，在创业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给予其最需要的建议和帮助，从而为全球科创中心建设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和活力。
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新兴产业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